人的善被埋藏于自己的内心深处。然而，这种善却能被个人真正的天性挖掘并表露出来。因此，对于想为上天服务的个人来说，让真正的天性得以发展便是最优的方法。以上所有的情况，归根结底便是教育的问题。以自身的素养为起点，发展自我便是这种教育的宗旨。缺乏教育的后果就是：存在过失和错误，不存在“纯粹的恶”。当然，在公元前3世纪的时候，就有哲学家提出与之相对的性本恶主张。
与人一样，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世界都并非完美无缺，尤其是社会世界。就像美好的神灵之中也有邪恶的部分。不过，根据当时的情况，即民众受教育的程度，以及君王身上所具有的卡里斯马品质，它依然能够成为体现善的世界。
文化需求在纯粹自然的发展下，必定导致劳动分工的产生。这是无法回避的事实。劳动分工则必然会致使各种利益之间发生冲突。人间社会的秩序便是在这种冲突中形成的。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孔子的观点是：为人们的行为提供基本动力的就是食与色的利益。其中，“食”可以理解为经济，“色”就是性。所以，即使对于社会秩序和强权之所以必然存在，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也并不意味着“恶”与生理上的放纵和颓废是造成这种必然存在的原因。导致这一切的最现实原因是经济呈现出一种纯粹朴实的状态。也就是说，由于需求的持续增长，使得生存手段一直处于贫乏的状态。假如不存在强权，那么结果就是出现人与人之间的互相残杀。基于上述理由，从原则上来说，被称之为问题的情况中不包括具有强制性的秩序、占有财产形成的两极化、连同形成的经济利益的冲突。
儒教的入世性特征
尽管儒教作为一个学派，也曾提出过自己的宇宙起源学说。但就儒教本身而言，它还是在非常大的程度上脱离了形而上学的束缚。虽然在儒教的教学过程中，曾经非常先进地认识到了三角学的相关知识，但由于重视不够，很早的时候便被遗忘了。所以，儒教对科学方面的知识并没有太高的要求。很显然，对于有关昼夜平分岁差的知识，即便是孔子也是没有丝毫了解的。不过，这类知识在近东地区早已是人尽皆知了。
在中国，宫廷中有专门负责天文知识的官职 。这是一种世袭的职位，因为与此职位相关的知识属于代代相传的秘密。不过，这也造成了所有相关的重要知识停滞不前，得不到任何的发展。对于这一点，欧洲的基督教士就是最好的证据。他们依靠各种器具，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整体的角度来说，完全的经验一向都是自然科学的特征。中国古代有一部有关于药物学的著作。传说，这部著作的作者是一位古时候的君王（神农）。但是，好像书中的内容也只是记录一些要点。
对历史性的学科来说，古代的重要性是非常有用的。大约分别在公元10世纪和l2世纪的时候，考古学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接下来，成就达到一个高峰的是编年体史学。王安石曾经做过一种尝试，他想建立一个由专职法官构成的等级，让这些执法人员担任官职。不过，最终未能成功。而对于正统的儒教来说，能够引起他们兴趣的只有完全的古物或是实物。这种见解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我们会在第七章对这一问题进行讲解。
在对待巫术的时候，怀疑其是否真实，是儒教所采取的基本态度。这与犹太人、基督教徒和清教徒对待巫术的态度一样。例如，火烧女巫的情况就曾经在新英格兰出现过。不过，最重要的一点是，巫术完全不存在救世意义。拉比们的观点是：“根本没有适合以色列的行星。”换句话说，信徒们的意志完全掌握在耶和华的手中，即便是占星术中注定的命运对此也无可奈何。于此相应的，在儒教中也有这样的话：“对于道德，巫术根本无计可施。”无法摆脱魔鬼纠缠的是那些背离道德的人，而那些朴实、有道德的人则不会害怕鬼神。
佛教圣徒以及道教中的模仿者崇尚冥想。不过，儒教与这种冥想没有丝毫的牵扯。传说孔子倚重传统，他排斥隐居的思想，积极入世并做出了流传后世的功绩。孔子的这种做法可以看做是对老子主张的一种攻击。于是，在对待以往那些隐居的贤人时，即便这些人的隐退遵照了传统，孔子也只是表现出一种模糊的态度。也就是说，只有对国家治理得非常差时，人们才能隐居起来。
此外，孔子有时也会说出预言：对于获得最高德行的回报，就是拥有可以认识未来的能力。这种解释是唯一具有神秘主义的说法。假如进行更深一层的分析，那种能力其实就是对征兆作出正确的理解和解释。换种说法就是，可以与专业的占卜师一较高下。
在前文中，我们曾经提及一种说法。这种说法曾在全世界广为流传。其内容是把拯救世界的希望寄托在未来的一位帝王身上。可以说，这位帝王是一个童话般的人物，而且具有一定的榜样性。据说，他是凤凰的转世。对于这种说法，儒教并没有作出否认的判断，因为它不在儒教关心的范围之内。过去的世界与现在的世界才是儒教关注的对象。
“礼仪”和“孝道”
不同的等级有不同的习俗和“礼仪”。一个人只要接受过传统教育，就会根据自己的等级，去遵从相应的习俗和“礼仪”，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在出席古老的仪式典礼时，自然能做到态度恭敬虔诚，彬彬有礼，言行恰到好处。而那种对习俗和“礼仪”等级的遵从则正是儒教的中心概念。
对于孔子善于处理典礼方面的内容，书中都有详尽的描述。这类资料多是记录在礼仪非常复杂的情况下，孔子接待不同身份的宾客时，既做到了通于人情世故，又不失礼节。而且，自身还能做到举止优雅，风度翩翩。
在流传至今的孔子言论中，有一个经常被反复提及的中心概念。这就是“上等人”，或称为“高贵的人”、“君子”、“王侯之类的人”。这类人不论是在自身的修养，还是在为人处世方面，处处保持着平衡和淡定的状态。不管这类人处于任何的社会阶层，是身居高位，或是隐于山野，他们都会维护自己的尊严，遵守礼仪礼节。保持稳重、自我控制、举止高贵优美这些宫廷沙龙依照礼仪规定所具有的特点，都能在上等人的身上得到体现。
中国的君子与古伊斯兰教时期的封建武士相比，两者的情况完全不同。封建武士充满热情，而且喜欢炫耀卖弄。而中国的君子则恰好相反，他们冷静、镇定、谨慎、自省。更重要的是，他们会特别压制自己的激烈情绪。因为世界上所有善的根本，在他们看来就是内心的平和。然而，这种心灵的平和却会遭到包括喜悦在内的任何激烈情绪的破坏。也就是说，他们在面对欲望的时候，不会采用佛教的做法，让自己脱离所有的欲望，摆脱凡尘俗世得到解脱。而是选择摒弃所有的感性欲望，以此让自己适应世间的一切。
自然，关于摆脱和被拯救的一切思想，都不会在儒教的伦理中出现。在儒家的思想中，既没有灵魂转世之类的概念，也没有关于接受另一个世界的处罚的说法。而且，儒教的信徒们也不了解人与生俱来的罪恶。但是，他们根本没有从某些状况中得到解放的打算。他们肯定现实的生活，并通过对自我控制来掌控自己当前所处的社会环境获得尊严，让自己脱离社会粗俗、野蛮的状态，是他们唯一的要求和希望。在他们看来，“罪恶”就是对孝这一社会的基本义务的侵害。
荣誉是封建制度的基础，而世袭制的基础则是孝。最基础的美德就是孝。臣属的忠诚可靠度源于其自身的荣誉，而官吏与仆人的服从则来自于对统治者的孝。两者的区别在于强调不同的方面，并非完全对立。正如西方的封臣和日本的藩臣那样，要把自己“托付”给领主，对领主尽忠尽孝。对于拥有自由的官员来说，他的行动动力就来源于自身所拥有的等级荣誉。在这方面，中西方的情况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由于官员出身于奴隶阶层，所以埃及的情况与近东地区有所不同。
君主与官员，两者之间的关系始终都体现着一定的封建性。在整个世界范围都是如此。即便是现在，体现两者之间从属关系的标记依然是官员向君主宣誓。只不过君主和官员强调这些因素的出发点不同。君主是出于帝国的利益，官吏则出于等级的利益。
在中国，等级制的伦理中依然保留了大量封建主义的残余。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对于某些人的孝并没有任何的差别，所以这种孝的对象由单一的封建君主，扩展到了父母、老师、上司（等级制度）以及所有的官员。
事实上，封建主义的忠诚已经发生了变化，转化为了官员之间的彼此掩护。而且忠诚的基本性质不具有封建主义的色彩，而是家长制的。就像被反复重申的，在所有道德之中，第一位的绝对是孩子对父母那种无尽的孝顺。当和其他道德发生冲突的时候，其他的可以随后再说，但必须首先考虑孝道 。
在《论语》中，夫子曾对一位高官的行为大加赞赏，因为这个官员出于对父亲的孝顺，对明确的滥用职权的行为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只因为他的父亲在出任同一个官职时曾容忍了同样的行为。但是《尚书》中一段文字的内容则恰好完全相反：由于父亲犯下了过错，儿子被皇帝下令接任父亲的职位，对其父的过失进行弥补。依照孔子的观点，观察一个人的行为是否符合孝道，必须以他如何为父母办理丧事作为检验的标准。子女对父母的孝道在施行世袭制的国家，被应用到了一切的臣属关系之中。孝对于官员（孔子也曾为官）来说，是最基础的美德。它能诱发其余的美德。一旦通过了考验，也就是具备了孝这一美德。如此一来，官僚制中最重要的等级义务——无条件的纪律的履行便有了保障。这一点理解起来非常容易。
由格斗的英雄转为遵守严明纪律的队伍，这种军队在社会学上的基础转变，中国早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实现了。在中国，有一种信念，认为纪律是万能的，并适用于所有领域。这种信念不仅在远古的传说中十分常见，而且它还深深地根植于与孔子同时代人们的心中。与卑鄙的思想相比，“违抗”更为恶劣，因此，宁可节俭也不要铺张浪费。不过，反过来说，卑鄙的思想又来源于节俭，这与具有修养的人所处的地位不符，所以，节俭并非就值得提倡推广。这样看来，在所有的伦理中，中国人的经济态度都是相同的表现，即消费问题，并非生产问题。
由于经济上的管理经营不符合“上等人”的身份地位，所以，他们对这方面的事情总是嗤之以鼻。不过，从本质上来说，他们也并非完全排斥拥有财富。事实刚好相反，假如国家政治清明，贫穷会被人们视为耻辱；假如国家整治黑暗，富有则会被人们视为耻辱，官员甚至会被怀疑接受了贿赂，不够廉洁。他们只是在如何获得财富上有所顾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