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葵、高达、李曾伯、杜庶、向士壁、曹世雄、史岩之等，除了赵葵、高达被赵昀保下来之外，其余都被扔进大牢里接受再教育。教育不成功的，如向士壁、曹世雄，直接死亡。成功的都心神恍惚，重新做人。
还有第三种情况的武将存在。惹不起，逃。潼川路安抚副使刘整是个货真价实的倒霉蛋，打仗时有功被压榨，打完仗查账他账目不清。
不可能清嘛，难道贪银子的时候还记账？！
眼见账目不清的同僚或生不如死，或直接去死，他一狠心以泸州十五州府、三十万户投降蒙古。这在当时严重改变了宋、蒙双方在这一区域内的力量对比。而这还只是小事，再过几年，刘整会把整个南宋葬送！
贾权臣的计划都完成了。从此之后，他在南宋树大根深无人可抗。赵昀死了之后，他的地位更高。
整个朝廷都要像奴才一样向他表忠心。
某次，他召集百官议事，突然厉声道：“诸君不是似道提拔，怎么能到这地位？”礼部侍郎李伯玉火了，大声回应：“伯玉殿试第二，平章不提拔，也可以到这地位。”
李伯玉罢官。
这样的事很多，最后欺负到了白痴皇帝的头上。赵禥尊他为“师臣”，入朝不拜，退朝时赵禥总是站起来目送其出宫门。让一个白痴这样已经很不人道了，贾似道偏偏还三天两头撂挑子，逼白痴给他更多的权力。
某次贾似道再次辞相，白痴吓哭了，当廷连连磕头下拜，求他不要走。执政江万里再也看不下去，这实在有悖君臣大礼。他说：“陛下不可拜，太师不可再言去。”贾似道才借坡下驴。
如此江山，乱糟一团，不亡何为？
权倾朝野，贾似道的神仙生活开始。他每天不用上班，自有三省把文件送到他在葛岭的私第里，由其门客廖莹中、翁应龙处理，他不过在纸尾画押而已。他每天在葛岭的楼台亭阁间与姬娼尼妓寻欢作乐，或者在初秋时与君妾趴在地上斗蟋蟀。
蟋蟀宰相的名头就是这样来的。
或者去西湖上划船。“朝中无宰相，湖上有平章”，据说这样也能促进文化艺术的发展。某一天，他与众姬游西湖，一姬偶然见到两位少年公子，脱口而出赞叹：“美哉，二少年！”平章大人一笑：“你愿嫁他，我就让他们来聘你。”
潇洒，大度。
不久，他召集众姬，说是少年送来了聘礼，打开一看，里边居然是那个喝彩姬女的人头。这就是后来《红梅阁》《李慧娘》的蓝本。
贾似道再也不是当年那个出事外任为国分忧的了不起的国之小舅子了，他成了一个败类。而敌人，远在漠北的蒙古人则变得更加强大。
忽必烈终于整合了内部，开始向外扩张。所谋求者，不外乎南宋。在当时的世界版图上，在蒙古人马鞭所及之地，也就只有这片土地还坚持着主权。
对此南宋倒是毫不在乎。
贾似道不仅不再把蒙古当回事，甚至早在宋理宗赵昀还没死之前，就开始调戏蒙古了。当时忽必烈与阿里不可争斗正酣，无力南下，就先派了个使者来要岁币。使者名叫郝经，是忽必烈的重要谋士，可以说，这次的和谈蒙古人是有很大诚意的。
可是贾似道的回应是把郝经扣押，对内不宣称，对外不承认，跟没这回事一样。南宋内部对此当然不敢多说什么，何况知道的人本来就少，忽必烈不干了，他派人来问：“我的使者呢？”作为半个世界的主人，他自己觉得无论谁都得马上回答。
贾似道置之不理。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公元1275年，那时南宋灭亡在即。郝经通过最原始的鸿雁传信的方式，让蒙古人知道他被关在南宋真州的忠通军营里，才被救了出来。
这简直是外交史上的一大怪事。在中国，尤其是在宋朝这个极端讲究礼仪的时代里发生，让人觉得真是既黑色又荒诞。
至于说为什么会这样，贾似道给出的答案是，不这样当年鄂州主动求和许岁币的事不就露馅了吗？那会毁掉俺的高大形象的。
忽必烈为人谨慎周密，每次行动前都要有完善的计划。这一次伐宋，他采取了全盘的进攻方案，与之前先蜀川再江南截然不同。
这来自于南宋叛将刘整的建议。
刘整，字武仲，京兆人。曾以十八骑袭破金国信阳城，军中称其为“赛存孝”。中国民间传言，“王不过霸王，武不过存孝”，可见其个人勇力之强。历史证明，这人最值得称道的还是他的眼光。刘整投降蒙古，给忽必烈带去了一个建议。
与其千里辗转去“斡腹”——先云南再四川再江南，尤其是钓鱼城已成天堑，连上一任的蒙古大汗都饮恨城下，何不攻破荆襄，直面江南？
很多人都会很奇怪，以中国大地之广阔，长江流域之绵长，何处不可渡江，哪座城不通临安，为什么只限于这几点？好像除它们之外，就没有路可通临安了。
还真就是这样。
南宋三大战区，非蜀川，就剩下了京湖、两淮。两淮是南宋兵力最雄厚的地区，一度高达二十多万。这里湖泊众多，水寨星罗棋布，很像是蜀川的山城，蒙古人曾经竭力进攻了三次，都以惨败收场。水，对蒙古人来说，远比山还要可怕。
欲破江南，唯有荆襄，具体指的是襄樊。
襄阳、樊城是两个互为依托的城池，它们据长江最大的支流汉江而建。这里的整体地貌是襄汉平原，非常便于骑兵运动作战。在历史上它的作用非常奇妙，要看当时是什么形势。如果是大一统时期，它非常普通，没有任何显眼的地方。
如果是南北对峙，它的重要性立即凸显，它是南船北马的分界点。北方政权拥有它，可顺势吞并东南；南方政权有了它，可以图谋西北。
何况，除了这里，忽必烈也没有什么可以突破的地方了。所以忽必烈开始给吕文德下套。
吕文德的吕氏集团这时已经建立起来了。贾似道虽然打压了几乎所有的武将群落，但是仍需扶植一些起来，好支配南宋的军队。
吕樵夫当时在鄂州的良好表现带来了巨额的回报，他成了贾似道的亲信。襄阳就在他的管辖下。前线重镇钱粮无数，吕文德名利双收。七八年的和平岁月里，他渐渐变得贪婪、迟钝。值此享受岁月，蒙古人给他来了封信。
建议在襄阳附近展开双边贸易。
这是巨大的商机，主管者每天都会收入巨额的税金，还能顺势产生很多的隐性财富，何乐而不为？尤其是目前的和平时期。
吕文德同意了。蒙古人又很合情合理地提出，为了保证蒙方商人的安全，请求修一座非常小的堡垒。吕文德想了想，也同意了。
贸易站修在樊城东面的白河口，堡垒建在了襄阳东南三十里的鹿门山。这两个工程开动之后，立即有人发觉不对头。
吕文德的弟弟。大将吕文焕亲自去见他哥，提醒吕大樵夫别忘了襄阳的地形是怎样的。
当地民谣有“铁打的襄阳，纸糊的樊城”之说，指的是樊城一马平川无险可守，而襄阳两面阻江，分别是北面和东面的汉江、西面的檀溪，也就是三国时刘皇叔骑马极限飞跃的那条溪水。两面环山，分别是城西方向的万山，城南边的楚山、岘山、百丈山等群山。
守襄阳，其实守的就是这些水和这些山。一定要阻敌兵于山水之间，敌军一旦突破了这些山水，襄阳不过就是座孤城而已。
蒙古军修堡垒的鹿门山更加重要，它处于汉水折南入襄阳时的对岸，正是水路的咽喉。这里被蒙古军占据，早晚是祸害。
吕文德哈哈一笑：“弟弟，你之所以是弟弟，正是因为你只知忧，不识战。让蒙古人去修，如果真的开战，只等雨季，那里会变成我的制胜之地。”
雨季，汉江涨水，吕文德赖以成名的水军会骤然杀过去，不识水战的蒙古军注定悲剧。这个理论好像是无懈可击千真万确的。
其实错到了吕文德的姥姥家。
刘整是后来文天祥等人公认的亡宋第一贼臣，这么尊贵的称号当然不只是因为他提了个建议就能得到。刘整还改造了蒙古水军。
蒙古这时的水军士兵达到七万以上，大型战船近五千艘，不论在数量、质量，还是在素质、战术上都已经全面超过了南宋。
所有这些准备工作都在北方静悄悄地进行着，长江之南一点都不知道。
有了这样的底气，加上襄阳方面的麻痹，蒙古人一开工就没完没了，鹿门山的堡垒修成，白河口又添了两座，紧接着万山上也修起了一座，襄阳城外围的屏幕山峦几乎都落入了蒙古人之手。
兵不血刃地就丢了这些战略要地！
吕文德急红了眼，立即上书朝廷申请支援。以他和贾似道的良好关系，援兵很快到了。三月，“宋末三杰”之一的张世杰率军赶到，他没去理会襄阳，心高志大的他直接去了更北端的樊城，在平原旷野中与蒙古军决战，欲一战定襄樊。
成功的话，他的确功业彪炳，自樊城北端解除隐患，那么建在襄阳周边的蒙古军寨全都失去依托，会被逐一击破。
奈何心高志大腹中空。在樊城的旷野上再次证明了一件事：在北宋之后，能与异族人野战每战必胜的，只有岳飞。
张世杰大败。
七月，沿江制置副使夏贵率水师驰援襄阳，在虎尾洲遭遇蒙古名将速不台的孙子阿术。刘整训练水军的提议就由阿术来具体实施，可以想见，夏贵突然遭遇比南宋水师还要强大的蒙古水军时有多惊愕。他败了，带着巨大的恐慌逃回江南，随即整个江南震动。
吕文德在这一年的岁末发病死亡。作为一个有实力的指挥官，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襄樊间的麻烦大了，局面很快就会演变成南宋举倾国之力来挽救襄樊，而成功与否无法知晓。
甚至襄樊会变成一个超级恐怖的大包袱，让南宋不断地投入人力物资，直到把国家元气耗尽！
这一切都源于他的自大疏忽。吕文德在悔恨自责中死亡，临死前长叹：“误国家者，我也！”可惜这时说什么都晚了。
接任襄樊守务的是他的弟弟吕文焕。主持救援襄樊任务的是新任京湖安抚制置使李庭芝。李庭芝，字祥甫，祖籍福建清流县四堡里。早年时主动参与战争，投奔名将孟珙。孟珙全才，其中识人之明为南宋中晚之冠，多少人都在他的领导下腾飞，为国效力。
李庭芝是孟珙发现的人才中很另类的一个。他聪明，早就意识到纯粹的军人出身绝对无法主持一方，他的理想也就无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