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1月20日。头顶斗笠、足蹬草鞋的十九路军第78师官兵进驻上海。155旅奉命警备龙华、南市、北新泾及真茹一带，156旅则担负吴淞、闸北一带的警戒。
其时，上海滩灯红酒绿、莺歌燕舞依旧，而民间的抗日风潮已成燎原之势。上海民众的排日运动并非源起“九.一八”事变，其根源要深远许多：
1894年8月1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895年4月，中国战败，满清政府和日本政府签订了屈辱的《中日马关条约》，中日民间的敌对态势因此成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宣战，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山东半岛。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21条要求，意欲独占战胜国在中国的权益。5月4日，北京高校数千名学生冲破军警封锁，云集天安门，发出“外争国权，内惩****”、“废除21条”、“抵制日货”等口号，名垂青史的“五四”运动就此开始。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的资本家开枪打死、打伤工人十余名，上海工人随即开始大规模罢工，“五四”运动的中心由北京转至上海。由于全国人民的强烈抵制，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在和约上签字，而上海民间抵制日货的运动就此兴起。
1927年5月，北伐军近逼山东，日本内阁总理田中义一、陆军大臣白川义则（1.28淞沪会战中，日军第4任指挥官）以保护当地侨民为由，派遣陆军第10师团、海军第2遣华舰队兵犯青岛。革命军停止北伐后，日军撤离。次年，革命军再次北伐，日本又一次出兵，攻占济南。日本两次出兵山东，肆意烧杀抢掠，中国民众的排日抵货运动风起云涌。此后，抵制日货的运动时起时伏，但从没有停止过。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我国土、残杀我同胞、侮辱我妇女的消息接连不断，上海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更是日益高涨，上海再一次成为全国排日运动的中心。在杜月笙、虞洽卿、陶百川等上海知名人士发起的“上海抗日救国会”以及其他民间各大小抗日团体的领导下，抵制日货、对日经济绝交的运动在上海滩进行得如火如荼：上海32家日资厂的6万名工人举行了集体大罢工；工商界断绝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并停止对日本的原料供应；码头工人拒绝装卸日货；民间强烈抵制买卖、使用日本商品……
日本国内于1927年爆发金融危机，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随之而至，日本在欠下巨额国际债务的同时，大批银行和工商企业破产。从1929年到1931年，日本出口额下降76%，进口额下降71%。工业总产值下降33%，农业总产值下降了40%。而日本在中国商业投资的90%都集中在了上海，上海民众的经济绝交运动对日本的经济而言，无异是雪上加霜，这不能不引起日本财阀的强烈恐慌。但日军在中国战场上的节节胜利，又使得他们不屑向中国低头①，于是日本财阀一面向政府施压，要求政府以武力制止“中国人不法而暴戾的经济绝交”，一面唆使日本侨民、浪人在上海四处寻衅滋事、制造摩擦，为日军出兵上海以杜绝“对日经济绝交运动”而寻找契机。
因此，上海民众与日本侨民之间的对抗也愈演愈列，相互攻击、械斗之事层出不穷。但在我国国土上，我民众百倍于敌，群殴自然大占上风，加之上海滩大亨杜月笙赤诚抗日，青帮打手和社会混混们自然奋勇向前，有了这些斗殴经验极其丰富的同胞作为主力，上海市民群殴的水平在全国也是数一数二的，每每打得日本侨民落荒而逃。
①“日军在满洲军事行动的成功，使日本人的意见逐渐强硬。”重光葵[日本]《昭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