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就像毕加索的个性，是独立的、不能传统、移交的，是一个关闭的世界，“我并不在找，但我在找到”，他有一天这样嘀咕道。
毕加索像
帕布洛·毕加索1881年生于马拉加。毕加索的父亲若泽·卢依兹·索拉斯柯是巴斯克人，图画教员。母亲玛丽亚·毕加索是马略尔卡人，祖籍热那亚。当别的孩子还在玩玻璃球的时候，毕加索已经画出完全可以放到博物馆里展出的画了。
对其天分的形成起过最重要作用的是贡哥拉和戈雅的西班牙，高迪的巴罗克建筑的西班牙，卡塔卢西亚的无政府主义和造反主义，是极为特殊、热情，具有破坏性的剧烈、狂热的西班牙。不管怎么说，没有一个在法国生活和工作的外国画家比他更多地消融于法国风俗精神之中，也没有一个能证明自己比他更忠实于根。在毕加索身上，一切都是矛盾。他的生活、他的特点、他的作品。
1900年，他来到巴黎，倾心于凡·高的作品和图卢兹·劳特累克画的蒙马特场面。在他这一时期以及“蓝色时期”（1901～1904年）的作品中，可以看出劳特累克明显的影响。他关心的对象是穷人、病人和生活中的可怜人。他重新拿起西班牙最珍视的题材——贫穷、孤独、悲哀，但指导思想却是要用他在与蒙马特素描画家接触中加以单纯化的手法去影响法国绘画。他越来越精确地画着单个的或组合的人物，把他们的形象拉长或缩小，以便给予戏剧性的表现。在近乎单色的油画中，他使用一种神秘的、深夜一般的蓝色调。这时的毕加索只有23岁，但名气已不仅只限于他的朋友们这个小圈子了。
毕加索在其“玫瑰时期”（1905～1906年）中显得温和，甚至可说是温柔起来了。裸体、流动演出的喜剧演员、丑角、马戏场面使他有机会把手法变得轻快，把线条变得灵活，把变形加以强调。他的作品使人想到日本幽灵画家。其特点是一种娇柔的感情，含糊不定的笔触，杂乱的魅力以及并非肯定地放上去的，在颜色上精打细算，却几乎没有体积感的形。不过，他很快便重新干了起来。似乎是受到黑人雕塑的影响，他作了一些强烈反映自己所关切的造型问题的塑像、素描和油画。
1907年，当他在洗衣船那间破画室向困惑的朋友们出示他的《阿维尼翁姑娘》一画时，那正是刚刚翻开美术史新的一页的时刻。这幅名画的构图缺乏统一，颜色呆板生硬，指手画脚的人物没有体积感。不过，线条、夹角，画的鳞状重迭宣告了现代绘画的一个新方向——立体派的革命已经不远了。
《阿维尼翁姑娘》已不单单是一幅画，它是一个事件，一个日期，一个出发点，就如昔日凡·爱克的《神秘的羔羊》，乌切罗的《战争》，德拉克洛瓦的《但丁之舟》一样。20世纪已经通过它荒唐了一次，不过，很快就缓过气来了。而这位画家一旦清醒过来，就开始认真地思索。
《阿维尼翁姑娘》
他关在自己的画室里，注视着周围的物品：桌子、长颈瓶、玻璃杯、香烟盒、报纸。他以那样敏锐的目光观察着，好像从未见过它们一样。他进到了它们之中，就像小说家进入了他书中的角色，借助于一种既非爱情，也非狂热，而是完全赞同和尊重的感应，他进入对象之中。它们向他揭示了自己的形状，结构，外表和内部，底面。而当他这样地去表现它们时，立体主义便诞生了。
毕加索的立体主义作品
1911年，立体派又不再是分析的了，它抛弃了对于自然的观察，而滑向了专横的概念论，也就是把已被驾驭的对象置于“先”想出来的形的支配之下。当同伴们步上其他道路之时，毕加索和布拉克仍在自己的发现中继续深入研究着。1908～1915年间，毕加索运用新的笔法，表现自己强烈的不容置疑的观念。他创造着对象，并且是自由地创造着。他考虑到现实，但是通过摧毁它和以主观、独立、绝对的现实取而代之。
他的作品和生活没有丝毫的统一、连续、稳定。他没有固定的主意，而且花样繁多，激昂或狂躁，可亲或可憎，诚挚或装假，让人喜欢和招人讨厌，他可以因当时的脾气和时间，表现为这样或那样。不过，他永远忠于唯一一种癖好：自由。实际上，他想要完全彻底的自由，任意重造世界，随心所欲地行使他的威力。他不要规定，不要框框，不要偏见。
他从自然主义到表现主义，从表现主义到古典主义，从古典主义到浪漫主义，然后又回到现实主义。他走到抽象，是为了回到自然主义和重新开始他不倦的探求。优美和可怕，高雅和畸形在交替着，他去了又来，来了又去。但尽管变化无常，却始终是根深蒂固的巴罗克风格。当他想成为古典派时，他不那么能惊人，也不动人。他太具个性，期望吓人和刺人，反对一切束缚和宇宙间的所有神圣看法，他不能将就和受到限制，不能受纪律的约束和屈辱。只有自由，绝对的自由才适合于他，而这一自由又要带有奇特、混沌、可憎的外形。
艺术，就像毕加索的个性，是独立的，不能传统、移交的，是一个关闭的世界，“我并不在找，但我在找到”，他有一天这样嘀咕道。他这个人不能被当作楷模，因为其生活不能作为榜样，作品不能作为教导。毕加索并不是每个世纪都能出一个的，但有谁能不感到，我们的世界如果没有他，将会变得平板，暗淡，缺点生活意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