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占据应天后，我的地盘以应天为中心，西起滁州，划一直线到芜湖，东起句容到溧阳。在我的四周分布着这样一些势力：东面有元朝将领定定扼守镇江；东南是张士城占据平江（今江苏吴县）；东北面有青衣军张明监占据扬州（今江苏江都）；南面是元将八思尔不花驻守徽州（今安徽歙县），另一军屯宁国（今安徽宣城）；西面池州（今安徽贵池）已为徐寿辉所据；东南外围则有元将石抹宜孙守处州（今浙江丽水），石抹厚孙守婺州（今浙江金华），宋伯颜不花守衢州。
生存与发展对我来说并不是多么容易的事，处于各种军事矛盾的旋涡中心，可以说是强敌环伺，敌友难分。要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成就自己的千秋霸业，绝不是随便说说就可以实现的。
这时候的我虽然处于极为险恶的境地，但还没有走到生存的绝境。
我并不是一个甘居人下、谦卑低调之人。从民间社会的最底层能够一路走到今天，我所信奉的生存理念是：这个世界没有一件难办的事，也没有一件办不成的事。
1.倡仁义，收揽人心
我之所以时时藏起那颗难以抑制的野心，是因为我知道，属于自己的机会还没有真正到来。没有大地盘，也就不会成为大目标，这样便于自我调整与休养，不易招致打击。
环顾四周，皆是强敌，可是这些人犹如一盘散沙，各自为战，号令不一，难以达成一致。我将这些力量划分为几大派系：元军与红巾军、红巾军与红巾军、元军与元军。
几大派系之间利益交织，矛盾重重。只要自己能够巧妙地周旋于几方势力之间，利用他们相互之间的矛盾，远交近攻，使其互相牵制，不愁不为我所用。只要能够争取到几年的和平环境，休养生息，等到时机成熟，就可以四面出击，一举扫灭群雄，定鼎天下。
南方红巾军的首领彭莹玉从元至元四年（1338）袁州起义失败以后，秘密在淮西一带传布教义，组织民众。此人信仰坚定，是个胆大心细之人，他长期混迹于民间，与老百姓走得很近，又加上他打着救苦救难的旗号，让陷身于苦难之中的人们看见了希望。
彭莹玉在民间活动了十几年，人们对他抱有极大的信心，希望能够在他的领导之下改变这个世界，改变他们的生活状态。至正十一年（1351），他和麻城铁工邹普胜、黄陂渔人倪文俊组织发动了蕲州起义。
天下人都听闻过彭祖师的大名，人人都知道南方红巾军是彭和尚一手建立起来的。可惜的是彭莹玉后来在带领红巾军同元军作战时阵亡。
等到我登基后，还有人假借彭祖师的名义结众起事。
刘福通的北方红巾军发展得很是迅猛，在黄淮地区的影响力逐步扩大，而受红巾军影响的普通人也越来越多。徐寿辉就是其中之一。
徐寿辉又名真逸、真一。他本是一个布贩子，相貌堂堂，算得上一表人才，为人正直。元至正十一年（1351），徐寿辉在家乡经营自己的生意，虽然常被元朝官吏勒索钱财，生意难做，但他还是想着能够多赚些钱，扩大自己的经营。可这时候，早就传得神乎其神的红巾军已经在他的家乡闹腾开来，徐寿辉目睹了红巾军的声威。
徐寿辉找来自己的两个好友一起入伙，一个是麻城的铁匠邹普胜，另一个则是袁州的和尚彭莹玉。他们平时多有往来，常在一起议论时事，言语中对朝廷多有不满。
关于徐寿辉与邹普胜的相识，我听说的是这样的：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刘福通在颍州起义成功后，邹普胜也在积极筹备，他需要物色一位体态高大威猛的人物，以应“弥勒佛下生”之偈言。
有一天，闲来无事的徐寿辉在山中行走，获鉴铁十斤。这天夜里，邹普胜梦见黄龙盘绕于铁砧。第二天，徐寿辉携铁经过，让邹普胜为他打造一把锄头。在与邹普胜说话时，徐寿辉蹲坐于铁砧之上。邹普胜见了大为吃惊，告诉他：“今天下尚须锄治耶？当为炼一剑赠君耳。”二人就此结识，共谋举兵大事。
徐寿辉和彭和尚一致认为，刘福通的白莲教已经深入人心，利用白莲教创立自己的教义吸引民众是最有效的方式。很快，他们就聚集了一批人，到处宣扬刘福通的白莲教如何神明，红巾军如何威武。
至正十一年（1351）九月，徐寿辉起兵，相继占领了蕲水和黄州路，随后又将蕲水作为自己都城，在那里当起了皇帝，国号天完，年号治平。
相对群雄而言，徐寿辉算是一个忠厚老实的人，他的不足在于没有远见，他起兵后连一个较为完整的作战计划都没有，打到哪里算哪里，退到哪里是哪里。所占的地盘虽然很大，却守不住，折腾来，折腾去，最终苦了当地的百姓，也苦了追随他的将士们。
徐寿辉后来又迁都汉阳，丞相倪蛮子（文俊）兵权在手，将徐寿辉控制得无法动弹。
元至正十七年（1357）九月，倪文俊谋杀徐寿辉不成功，出奔黄州。
陈友谅是倪文俊手下一员部将，沔阳人，世代以打鱼营生，在基层的官府衙门里当过文书。倪文俊逃到黄州投靠自己的部下，陈友谅又设计杀了倪文俊，夺过军队，自称平章，向东侵占安庆、池州、龙兴（今江西南昌）诸地。陈友谅在治军方面还是很有一套的，他的军队纪律极好，不滥杀百姓，不奸淫掳掠，口诵弥勒佛号，深得当地老百姓的拥护。
陈友谅与我的地盘有着极为广阔的接壤地带，两军在这一地区自然常起战事，但互有胜负。
至正二十年（1360）五月，陈友谅领兵攻下太平，大军进驻采石。
也就在这时候，陈友谅突然派人杀了徐寿辉，这时候的陈友谅相继占据了江西、湖广大部分地区。紧接着，陈友谅以采石五通庙作行殿，即皇帝位，国号汉，改年号为大义。
在元末群雄之中，陈友谅的军队最精锐，疆土最广阔，就连野心也是最大的。我虽然占据了应天，但我知道，陈友谅并没有将我放在眼里。
在他看来，凭他的实力，打败我是轻而易举的事。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想因为我而折损自己太多的实力，他想与张士诚联手，对我采取东西夹击之势。
陈友谅亲自带领水陆大军从江州（今江西九江）顺流东下，乘坐一百多艘大船，几百条战舸，遮天蔽日地向我杀将而来。他以为，这般阵仗，就是打不死我，也能吓死我。
面对大军逼近，我手下那些将领果然慌了神。于是，有人主张投降，有人认为应该放弃应天，避其锋芒。主战派则提出主动出击太平，以牵制陈友谅的兵力。那些胆小的投降派已经在背地里收拾细软，盘算破城后的去处。
危急存亡时刻，老天爷又一次眷顾我。此时元军正全力与小明王周旋，根本无暇顾及我这个新崛起的势力。各处红巾军割据政权正在竭力对付元军的进攻，没人将我视为他们潜在的最大威胁。正因为如此，我才得以不声不响地坐收渔翁之利。
从至正十五年到至正二十年，红巾军已经不需要再避元军锋芒，而是主动开辟正面战场。刘福通率领的军队死死拖住了元军主力，使其疲于奔命，这为我赢得了极其宝贵的发展良机。
至正十六年（1356）秋天，红巾军经过短暂的休整之后，从去年那场失败中渐渐恢复了士气，也同时补充了兵力。新的战略开始实施，在全国范围内向元兵大举进攻。刘福通的军队兵分三路：一路奔晋冀；一路攻关中；一路由山东北犯。
一路军分为两纵：一纵出绛州，一纵出沁州，过太行山，破辽潞，陷冀宁，攻保定，下完州，掠大同兴和塞外部落，攻下上都，转掠辽阳，直到高丽。从西北折回到东北，兜了一大圈。
二路军陷凤翔，兴元，南进四川；别部又陷宁夏，掠灵武诸边地。
三路军占取山东西北部、河北南部，北取蓟州，犯郭州，略柳林，逼大都。刘福通自统大军占领山东西南角和河南北部。
至正十八年（1358）五月，红巾军攻下汴梁，接小明王来此定都。
得人心者得天下，中国自古以来窥伺权力的人都对这句话耳熟能详。
虽然熟悉，可往往临到自己行事时，却又忍不住把它抛在一边，原因就在于面对现实的利诱，无法克制自己的欲望。我想，我比别人高明的地方可能就在于懂得区分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更懂得为了长远利益而克制自己的欲望，控制自己的行为指向。
当时红巾军在各地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杀人掳掠，焚荡城郭，类似强盗土匪的做法，只会丧失民心。他们杀戮的对象并不只限于权贵阶层，就连普通农民也在被伤害之列。
老百姓尝尽了人间疾苦，他们有着对“仁政”的强烈渴望。曾经挣扎于社会底层的我，对此有着更为刻骨铭心的体会。在儒生们的指引下，我打起儒家“尊王攘夷”的大旗。长江南北的汉族人民已经被蒙人和色目人统治了近百年，吃尽了民族压迫的苦头。可以说，我打起民族主义的这面大旗是上应天理，下合人心的。
我在北伐元王朝的檄文中说：“当此之时，天运循环，中原气盛，亿兆之中，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我的这些政治主张对于那些处于第三、第四等级的汉人、南人是具有一定的号召力和煽动性的：
“盖我中国之民，天必命我中国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扰扰，故率群雄，奋力扩清，志在逐胡虏，除暴乱，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国之耻，尔民其体之。”
于我而言，我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天下人都动员起来，让他们站在自己这一边。
与对那些普通武夫的态度不同，我对儒生不会一杀了之，而是尊重、善待他们。我喜欢亲近儒生，让许多人主动来投奔我。他们也希望能够帮助我，重建他们心目中的理想国。他们将儒家的仁义之道灌输给我，让我这个没有读过几天书的粗人顿觉精神世界豁然开朗，明白天下之道，在于仁义。
至正十四年（1354）打下定远之后，最先投奔我的读书人是冯国用、冯胜兄弟二人。我问他们如何安定天下，这也是我录用人才必须要过的首要一关。通常情况下，在一番交流之后，我就能知道他们到底有无才华和天分，是不是我需要的人才。他们说了半天，只有一个主题，那就是“有势者强，有德者昌”。意思是，有了力量就会变得强大，但是要想发达就要做到有德。
他们还劝告我：“金陵（集庆古名）龙蟠虎踞，愿定鼎金陵，倡仁义以一天下。”对于他们带有前瞻性的这一套说法，我感觉很新鲜，也很有道理。
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认真考虑过自己的发展方向与政治理念。我能够想到的就是，如何趋利避害，让自己在当下的乱世之中生存得久一些，再久一些。红巾军的组成成分其实很简单，就是一帮用武力捞取报酬的农民，他们并没有远大的政治理想。
像我这样挣扎于生存底线的游民，或者说家有两亩薄田的农民，参加红巾军，不过是为了图一顿饱饭，希望借此来改变自身的命运。对于我们来说，所谓有德，就是不要乱杀人，不要乱抢财物，要有自己远大的目标。倡仁义，收人心，对于成就事业是最重要的。
冯氏兄弟说的这番话让我豁然开朗，这套生存理念与先前农民军打家劫舍似的烧杀抢掠真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在进攻滁州的路上，歙县人李士元又前来求见，此人就是日后名震四海的李善长。在投奔我之前，李善长不过是乡间的儒生，但他治学所长是法家，最为重视法制律令，又加上他头脑敏锐，善于料事，正是我所需要的人才。
一次，我向李善长请教：“天下大乱，什么时候才能平定？”
李善长的回答是：秦末大乱，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是起义群雄之中的佼佼者，他出身于平民，但性格豁达大度，而且知人善任，不滥杀无辜，因此只用了五年的时间便成就帝业。如今元朝纲纪紊乱，天下已成土崩瓦解之势。我的家乡在濠州，距离刘邦的家乡沛县并不遥远。人杰地灵、天命所在，我理应当仁不让。如效法刘邦的所作所为，天下不难平定。
多年以来，我一直对红巾军诸位领袖冷眼观察，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只能算是目光短浅的草莽英雄，难以成就千秋大业。李善长的一席话，说到了我的心坎上。
在攻取太平以后，当涂县的儒士、明道书院山长陶安也来向我进言：“海内鼎沸，豪杰并争，明公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应天顺人，以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我能够听出来，这句话有奉承我的意思。
不过这也再次提醒我，只有行仁义之举，方能平定天下。
如果说我投奔红巾军的初衷，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卑微的前途命运，找到一个混饭吃的地方，不至于像自己的父兄那样被饿死，那么当我走到今天，在有了一定的实力之后，我的心胸和眼界也随之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尤其是儒生陶安、李习、唐仲实、朱升、孙炎、宋濂、刘基、叶琛、章溢等人相继加入队伍以后，这帮儒生把儒家所主张的那一套“顺天应人”的理论和夺取天下后的治国安邦之术也一股脑儿地灌输给了我，使我逐步摆脱农民军简单粗暴型的发展之道。这些读书人来到我的身边，他们以儒家仁义之说，指引着我走上夺取帝王霸业的正途，以“不杀人，行仁义”号召天下。
至正十六年（1356），我亲率水陆大军，进攻集庆（今南京），三天内攻破了城外的陈兆先的（陈野先的儿子）军营，俘虏三万多人。我非常欣赏这支军队的战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