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却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
对于我们来说，三个也好，三百万也好，仅仅是数量的变化。
千千万万挣扎于底层的农民，既是天灾人祸的承受者，也是一战成名的付出者。大历史看上去像是和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大历史好像只漫步于高墙森严的官邸府院，可是谁也不能否认，我们身上有着改写历史的最大可能性。
当我试图开始梳理自己往事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真的搞不清楚该以怎样一种身份展开喋喋不休的叙述。一个人的身份往往注定了他从何处而来，又将归于何处。
从佃农、游民、和尚、造反者，到皇帝，我记得自己至少有五次以上转换身份的经历，而每一次身份的转换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次自我提升与精神蜕变的过程。
我从不隐讳自己是一个小农，是的，小农比真正的农民还要低微，活得还要卑贱。
或许生来就是小农的缘故，我一生都对一个完全由大量小农组成的农业社会有着难以割舍的情结。追究这一情结的深层原因，除了我与生俱来的“阶级感情”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我最为熟悉和了解这样一个世界。那里有我的先祖和父兄，有渗透于我血液中的生命因子。
那些在土里刨食的农民，从来都不是与我无关的群体。我了解他们在这个社会中有着怎样不堪的脆弱与艰难，那种无所凭依的生存状态决定了他们经受不起任何社会波动带来的冲击。王朝更迭，兴百姓也苦，亡百姓也苦。
我们这个家族当年就是在这种社会波动中由自耕农变成佃农，又由佃农走到几乎全部饿死的境地。小农应该是这个社会当中，最厌恶社会波动的群体。一个由这种社会波动的厌恶者所组成的社会，它的稳定性自然应该是很高的。
1.失去土地的佃农
元朝末年，上层蒙古贵族各自占有大量的土地，有着富可敌国的财富，过着奢靡的生活。而社会的下层，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卖身为奴。灾难频发，饿死者的白骨相望于道。
人民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当时整个社会充斥着一种如弦在绷的紧张气息，起义的烈火在四野蔓延，民间还时常出现一些传闻，说是某地出了什么怪事，预示着将要改朝换代。而我正好生于那样一个时代。
我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我爹朱五四和我祖父朱初一都是不识字的农民。父亲一辈子连个正儿八经的名字也没有，只能叫朱五四。没名没号的底层小人物在任何时代里都像是野草的种子散落于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一样，飘到哪里就会在哪里生根。
他们或许也有梦想，他们的梦想无非是能过上几天好日子，少受些气，活着有吃有穿，死了能有一副棺材板。
我的祖籍是江苏沛县，我有一个同乡很有名，他就是汉高祖刘邦。
其实刘邦的出身也不算高，不过比我可强多了，他毕竟当过泗水亭长。
当然我们最后拥有了同一种身份——皇帝，在这一点上，我也曾自豪地说过：“惟公与我起布衣而有天下。”这里的“公”当然指的就是刘邦。
后来，我的祖父朱初一从沛县举家迁至集庆路的句容县（今江苏省句容市）。当年随着元朝的统一，城头变换大王旗，宋朝百姓就成了大元的顺民。元朝臣民都被编进固定户籍，包括民户、军户、匠户、灶（煮盐）户、站（驿站）户、儒户、矿户等，有几十种。不同户籍要为朝廷承担着不同的供纳和劳役。这种强制性的供纳，与劳役者的身份并没有绝对的联系。国库里面缺什么，生活于底层的劳力者就要无条件地供纳。
我的祖父朱初一被编为矿户中的淘金户，这就意味着我朱家每年都要向朝廷缴纳定额的黄金。句容县从来就不是一个黄金出产地，而作为赤贫户的祖父有可能一辈子也没见过几次黄金，更不用说去淘金。没有办法，他只有卖掉粮食购买黄金去缴纳。本就是贫家小户，又怎能经得起这般折腾，当时，他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万般无奈之下，祖父只好领着全家人像候鸟似的四处迁徙。一路艰辛，全家人来到了洪泽湖南岸的盱眙（江苏淮安市盱眙县），此处有大片因战争而抛荒的土地，他们便停下来开荒种地。
农耕社会求生存，土地是活命之资。我的父亲朱五四也在这里娶妻生子，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普通老百姓根本就没有享受幸福生活的资格，能够活着就已经是上天给予的最大恩宠。
官府的敲诈和聚敛让草根小民难以生存，我们朱家也不例外。按照元廷规定，淮河流域的农民需要缴纳丁税、地税和科差。
具体来说，地税每亩三升，丁税三石，将近地税的一百倍，即一百亩地折一丁，对于我们朱家这样人多地少的贫困户来说，当时的丁税负担沉重到了让人难以承受的地步。三个成人，需要缴九石谷，再加上地税，每年不下十石。税粮要由税户自己输纳进仓，则每石税还要再贴进去鼠耗三升，分例四升，共七升，这就接近十一石。除了丁税和地税这两项负担，还有科差。科差主要包括丝料、包银、官吏俸钞三项，是按户缴纳。规定每户纳丝十四斤，包银钞四两（银钞二两合银一两），官吏俸钞五钱至一两。除此之外，民户还要负担筑城、挑河、运粮、打马草、造船、造甲仗军器等徭役。如此沉重的负担，对于我们朱家这样的小农来说实在是无力承受的。地主家有的是余粮，而我们家却吃了上顿就不知道下顿在哪里。
对我来说，家族的卑微出身是我无法逃避的宿命。只要有口饭吃，就已经让我们很满足了。在吃饭问题都没有解决的情况下，何谈命运呢？
少年时感受到的生活苦痛如同烙印般让我一辈子都难以消解，我曾在《皇陵碑》中用文字记录了父辈的艰辛生活：“昔我父皇，寓居是方。农业艰辛，朝夕彷徨。”正因为出身于农业社会的最底层，对于农民生活，我要比那些贵族和地主出身的君王有着更为深切的情感体验，以至在我登基后，护农之情也与其他帝王有所不同。
对于社会的上层与下层，我会不由自主地摆出完全不同的两副面孔。
对于那些高高在上的权贵，除了仇恨还是仇恨，我采用法家的冰冷法律以及铁血手段来解决他们的问题。而对于社会的最底层，我又会换上一副温情的面孔，以儒家的温情和道德秩序，来建立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
也有官员劝过我，说我早已不是那个无处觅食的游民，已经是大明王朝的开国君王，治国安天下不能过于感情用事，要有器量，要胸怀天下。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我的人生经历，让我实在无法达到他们所期望的那个样子。
洪武初年，湖广的荆州、蕲州两处发生水灾，户部主事赵干奉命前往赈灾。赵干从京城出发，一路上游山玩水耽误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等到他到达受灾之地后，又磨磨蹭蹭迟迟没有放赈，造成大量灾民饿死。
我听说这个消息后，无法抑制内心的愤怒，立即下令将赵干斩首示众，并召告天下人：老百姓受灾而不抚恤是我这个皇帝的错，如果官员受命却不及时办理，置老百姓生死于不顾，理应立即斩首，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我这么做，就是为了警示那些不爱民惜民的官吏。
我的父祖世代务农，并没有值得多少大书特书的传奇事迹。倒是我的母族一系，也就是我的外祖父有些特殊的人生经历。我的外祖父姓陈，早年曾经在南宋末年，在抗元名将张世杰麾下从军，并且参加了南宋与元朝铁骑的最后一战，也就是发生于广东新会县的崖山之战。
在这次大战中，以南宋宰相陆秀夫仗剑逼令自己的妻儿跳海，然后自己背负着仅有六岁的南宋末代小皇帝蹈海而亡，也就此宣告了南宋王朝的覆灭。在这场大战中，我的外祖父在刀剑横飞中被打落海中，后被人救上岸，并历尽艰辛逃回了老家。后来他一直避居乡间，靠巫术、卖卜与看风水为生，活到九十九岁才离开这个世界。
我出生的时候，那场大战已经过去了整整半个多世纪。在我的记忆深处，已经记不清母亲陈二娘在我面前重复讲述过多少遍外公抗击元军的故事。我的童年乃至少年时期，外祖父依然健在。我只见过外祖父一面，记忆中的他是一个高大且固执的老人。
我实在没有把眼前的老人与母亲说的故事里那个神一样的人物联系起来，我还是喜欢故事里的那个外公，他符合一个孩子对英雄的所有想象。故事里那个有着忠君报国理想的外公，那个敢于反抗异族压迫的外公，在我幼小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让我从小就对王朝更迭、天下易主之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或许正是这一点，我的政治意识要比同龄的孩子来得要早，也来得更为真实与强烈。
我的母亲是外公的二女儿，天性开朗大方，深得外公的疼爱。听母亲说，在她幼年时候，见过大世面的外公就开始教她读书识字，给她讲述自己经历过或者没有经历的那些历史掌故和各地的风土人情。
母亲长大后能歌善舞，曾经在乡间迎春赛会与社戏上都有上佳表现。
我始终不明白的是，如此出众的母亲怎么会嫁给我那个老实巴交的父亲。
在我看来，一个不能给自己的女人带来最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男人，是不应该要求为她托付终身的。
在我出生之后，尽管家境窘困，但母亲还是节衣缩食，将我送进了私塾。我只在那里学习了不到一年的时间，由于家里生活实在难以维系，只好辍学回家，像其他孩子那样过着以放牛割草来贴补家用的生活。
尽管如此，我在母亲的悉心教导下，还是学完了《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读物，为自己打下了浅薄的文字根底。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位伟大的母亲，才使我看这个世界不再是只有农田和稻草，内心拥有了不同于一般农家娃的开阔度。
我是在父亲带着全家搬迁至濠州（今安徽凤阳）钟离太平乡孤庄村后不久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朱五四是我父亲的本名，这个名字取得过于随意。所以在我做了皇帝后，还是为我另取了一个名字——朱兴宗。
元朝末年，无休无止的战乱造成了濠州的钟离、定远一带地广人稀。尽管如此，在这片贫瘠而广袤的土地上，却没有一尺半寸属于我们朱家。此处毗邻舜耕山，境内经常有虎豹出没，可谓“樵者不敢入于山，农者不敢耕于野，商旅不敢出游途，孳畜不敢牧于薮。”当地官府领兵马及当地的猎户，七八年间擒获了一千余只猛虎。我们全家迁居孤庄村时，可谓“自定远抵淮涘，南北数十里，嵁岩林莽，虎聚为患，村落震恐，行旅戒严于其途。后元命将军应宜儿赤捕杀殆尽，其患始熄”。
孤庄村之所以称为“孤庄”，与这里人烟稀少、虎聚为患有着很大的关系。
我出生于元文宗时期，出生的时候，整个中华大地正处于蒙古异族的统治之下，全国人分四等——蒙古、色目、汉人、南人。朱家属于南人范畴，位居社会阶层的末流；而在这末流的南人之中，我们朱家又是最为贫困、最为低贱的雇农。这也是我在做了皇帝以后，必自称“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亩”、“出身微寒”的主要原因。
我也曾经暗示过身边那些文臣儒士，看他们能不能给我想想办法，让我与前朝的某位王侯将相或者名士大儒攀上血缘关系。我提示他们，南宋不是出过一个理学大家朱熹吗？只要能够与朱熹那样的大人物攀上关系，自己就理所当然地成了圣人之后。圣人之后当皇帝，那就是符合天道神意的事。
后来这件事就放下了，原因是有一件事改变了我的想法。有一次我接见一位姓朱的本家，他是县教谕，我问他是不是朱熹的后代。他的回答是，自己虽然仰慕朱老夫子，但朱熹并不是自己的祖上，不能乱认祖宗。
这件事对我的内心触动很大，连一个小小的县教谕都不肯乱认祖先，何况我这个一朝天子！从那以后，我就打消了先前的想法，坦承自己是一介布衣。这样一说，我自我感觉还是很满足的。不靠祖宗不靠天，我完全能凭自己的能耐给老朱家打下一片江山。起点越低，成就越高，说明自己就越有能耐。我相信，很多年以后，那些朱姓的后人，都会寻根溯源来争着抢着认我朱元璋做他们的祖宗。
按照当时的习俗，没有多少文化的平民百姓一般不起名字，只是用行辈加上父母年龄合算的数目或用出生年月、兄弟排行等作为称呼。
我的大伯朱五一有四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兄弟。他们分别叫重一、重二、重三、重五，父亲朱五四有四个儿子，也就是我的大哥重四、重六、重七和我。因为我在这个大家庭中排行第八，所以取名“重八”。
元天历元年（1328），对于我们朱家而言，可谓双喜临门。七月，大哥重四娶妻王氏，为我们家添了第一房媳妇；九月十八日，我来到这个世界。大嫂在我出生两个月前就进了我们家的门，可以说，她是看着我长大成人的。
穷人的孩子出生本没有多少值得记录的，可是由于我后来成了皇帝，原本平淡无奇的出生场景就被史官和来自民间的各种传说描绘成了一起灵异事件。
等到我称帝建立大明，我的那些同乡方才觉得，我出生的这一天是一个神奇的日子。他们口口相传我这个“真龙天子”降生时的种种神奇与灵异，我相信那些后世文人也会不惜笔墨，将所谓的祥兆记录下来。
他们说我诞生的那天夜里，父亲家的房顶上满是一片红光，左邻右舍都以为失火了，纷纷跑来救火。我出生后，有一天被母亲抱到河里洗浴时，从远处漂来一块红罗幛，于是她就用来为我裹身。历史就是这样，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而我从母亲口中得到的真相却远没有如此让人心花怒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