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藏身于皇觉寺不过是为了混口饭吃而已，我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诵经读佛，我懂得的只是佛家的一般礼节常识，至于佛家思想、教义不过是人生旅途中的浮光掠影罢了。
在那段云游三年的时间里，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物，与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底层百姓相互接触；我既得到无数好心人的帮助，也受过别人的白眼；我体察到人性的弱点和人情的真伪。而所有这一切，成全了我性格深处猜忌、残忍的另一面，也让我懂得在什么时候该缩回壳里当一个软体动物，什么时候该梗着脖子装，能忍常人之所不能忍，敢为常人之所不敢为，该出手时便出手。
我曾经无数次在争食抢地盘的街头，和其他乞丐们挥拳拔刀。我们之间没有仇恨，有的只是一点聊以糊口的利益，以一敌众，刺刀见红。
就是在这样一次又一次与死亡的较量中，我用自己的勇气狠狠地扼住了命运的喉咙。
我在艰难的世道里生存，凭着对人情真伪的洞察来识别人心。谁是自己的敌人？谁又是自己的盟友？我懂得了利用人性的弱点来控制、驾驭身边的人，将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
后来，我在回忆自己这一段人生经历时，也不无得意地感慨：“阅人既多，历事亦熟”，“人情善恶、真伪，无不涉历”，“人之情伪，亦颇知之”。那一段生死漂泊的江湖经历，让我迅速地成长并成熟起来。
从乡村到江湖，我获得了同龄人不具备的特质：勇敢、精明以及适者生存的手段。在凭借手段混饭吃的江湖上，勇气才是生存的唯一法宝。
也就是从这时候起，我身上的主动冒险精神表现得愈发强烈。
3.初出江湖的造反者
元至正四年（1344），黄河水又一次泛滥，吞没了河南、山东数个州县。元廷决定下大力治河，屡治屡破。历史上，黄河决口是常有之事，元朝更是达到了两三年一次的高发频率。而这一次，虽然不是元朝规模最大的一次治河行动，却是它的最后一次。
山东连年饥馑，民不聊生，十七万治河民工与军队聚于此地治河。
各级官吏上下其手，层层克扣，致使国家拨下来的工钱，大多在各级官吏手中蒸发了。治河民工光出力，却拿不到工钱，心底的愤恨可想而知。
元至正十一年（1351）四月，山东曹县西南黄陵岗工地上，民工们突然在河道底下挖出一个独眼石头人，在石人背部刻着一句话：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这时活跃在河南一带的明教首领韩山童得到这个消息，趁机分派手下人四处散布传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他们利用遍布各地的教会组织广为传播，大造声势，并暗暗地錾了一个石人埋于黄陵冈的当路处；同时分派大批教徒混入民工，宣传天下将要大乱，弥勒佛已经降生。
一传十、十传百，河南、江淮一带的老百姓很快就闻风而动。加上督河官吏克扣修河经费中饱私囊，搞得民怨沸腾，大有山雨欲来之势。
在我云游的那段时间里，南方红巾军的将领彭莹玉也正在淮西一带秘密活动，传布弥勒佛临世的教义。其实彭莹玉的身份和我一样，也是一名游方和尚。我虽然没有见过此人，但在一些场合和他的教徒有过有意无意的接触。他的教徒大部分都是底层民众，和我一样为了生存四处寻找机会。
而在北方，红巾军的领头人是赵州栾城（今河北栾城）的韩家。韩家几代以来都是白莲会会首，烧香结众，在贫民中有着很强的号召力，早就被官府盯上了，朝廷将其家族谪徙到广平永年县（今河北永年）。
等到韩山童成为会首后，更是放出预言：天下要大乱，弥勒佛降生，明王出世。
他们崇奉弥勒佛，也叫弥勒教；同时又宣传明王出世，又叫明教。
我也是在这时候对明教的历史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明教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至唐朝。五代时教众曾经在陈州一带起事，结果被朝廷剿灭。
那些侥幸逃脱的教众被逼进福建地区。到北宋时，福建南部成为明教最为重要的教区。随后明教又从福州传至浙江，当时的温州一带就建有明教斋堂四十多个。
到南宋初年，明教已经遍布淮河流域以及江浙、江西一带。教徒全是高鼻梁、蓝眼睛、黄头发的洋人，他们信奉的神是摩尼和夷数（耶稣），乡下人将其视为魔鬼，因此明教又被称之为魔教。
为了能够在农村地区发展壮大，明教提倡素食、薄葬、节俭，使底层民众乐于接受。还要求同教之人互帮互助，尤其要向那些穷苦的教友伸出援手。隋唐以来，凡是王朝失去民心的时候，“明王”“弥勒”出世的宣传就会自然而然地出现。
元泰定二年（1325），在我出生的前三年，息州人赵丑厮、郭菩萨宣传弥勒佛要来治理天下。
至元三年（1337），陈州人棒胡（闰儿）又说弥勒佛已经降生，烧香会齐教友，在汝宁府信阳州起事，攻下归德府、鹿邑，烧了陈州（陈州是四百多年前明教徒起义的根据地）。而那一年我已经十岁，渐懂人事。
至元四年（1338），周子旺在袁州起事，周子旺是彭莹玉的徒弟，他约定寅年寅月寅日寅时起兵，参加的人背心上写一个佛字，刀兵不能伤。周子旺自称周王，改了年号，率领五千人起义，这一支未经组织训练的乌合之众，很快就被元廷剿灭。彭莹玉侥幸逃脱，躲在淮西的教民家中，秘密传教。
至正十一年（1351），韩山童与亲信刘福通等人假借大宋旗号，以此来号令天下。刘福通首先在白鹿庄聚集三千人，枭首号令，祭告天地，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的八世孙，刘福通为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人，准备奇兵。但因消息走漏，韩山童被杀，刘福通逃回颍州率众起义。
这一年的八月，黄河以南到长江流域，已然烽烟四起。河南、江浙、湖广、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差不多到处都可以看到头上包裹着红布的造反农民。他们分属数十个甚至更多小山头，彼此之间遥相呼应。
等到我再度返回皇觉寺的时候，已经物是人非，曾经赖以栖身的寺庙毁于一场无情的战火，此时濠州城内外笼罩着一片战争的阴影，元军与红巾军剑拔弩张。
我想要再次云游四方，但此时战火四起，哪里又有我们这些穷苦人的安身之所？
在这期间，我也曾经联系过一些幼时好友，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投奔了红巾军，想从他们那里谋一个混饭吃的行当。此时活跃于淮河流域的红巾军有十几万人，相继攻克固始、光州、颍州、光山、罗山、息山、确山、上蔡、信阳、汝阳，控制了汝宁府的各县。
也就在我生无所依的时候，我收到了一封改变自己命运的信。写信之人是我小时候的玩伴汤和，汤和这时候已经成为红巾军的一员，他在郭子兴部下做了一名千户。汤和非常清楚我当时所处的困境，于是就写信相约：与其在乱世中等待着死亡的到来，不如放手一搏去为自己赢得未来，反正最坏的结果，无非就是一个“死”字。既然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也就无知者无畏了。
此时汤和已经在濠州城内当了一名低级军官，那封信的大致内容是：现今兵荒马乱，人无宁居，乡下亦不安全，何不前来入伍，朋友生死在一起。
看完信后，我就将信焚烧了。考虑了很长时间，我一直拿不定主意。
几天以后，同房的师兄告诉我，有人准备将这封信的事通报与官府，他劝我赶快逃走。但到底该何去何从？我也拿不定主意。有个可以交心的朋友给我出了一个主意：既然你自己无法定夺，何不让神灵给你指引。
有时候没有选择也是一种选择，我只好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一种称之为“杯珓卜”的占卜之术。其具体操作方法是用蚌壳或用竹木砍削成蚌壳形，通常要准备两具，外突内平。外称阳，内称阴。占卜时先将杯珓合拢，捧至胸前，诉说卜问何事后将其掷于地上，观其俯仰以示吉凶：两片皆俯为阴，称“怒珓”，表示凶多吉少；两片皆仰为阳，称“笑珓”，表示吉凶未明；一俯一仰为“圣（胜）珓”，表示神明许诺之意。
我无比虔诚地跪在伽蓝神前，为自己的前程去留作一次重大占卜。
许多年后，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占卜的整个过程：“特祝神避凶趋吉，惟神决之。若许出境以全生，以珓投于地，神当以阳报；若许以守旧，则以一阴一阳报我。”
其实这时候对我来说，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远离家乡谋生存，二是继续待在皇觉寺混斋饭吃。通过占卜，我于冥冥中好像得到了神的旨意：他让我投奔红巾军。
我并不是主动参加红巾军，也不想造蒙元王朝的反。如果天地有仁，我还是愿意当一个顺从的小民。但是我又无法抗拒神灵的安排，因为神似乎已经向我透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参加红巾军，就有可能踏上通往皇帝宝座的道路。这个秘密我没有向任何人吐露过，而我的内心被神的旨意搅得七荤八素。
既然神明已经昭示我是将来的帝王，天帝的元子，那么我就必须做出一个形式上的交代。我与上天交流时，需要通过一种非现实途径，那就是梦来完成。我在《纪梦》一文中详细叙述了占卜一事，我这么做，无非是想要告诉世人一个事实：这次占卜是神赐予我的一个梦境，是我在人生岔路口所面临的重大抉择。
我从一名布衣和尚变成一个双手沾满敌人鲜血的将士，身份上的区别，其实与佛家所说的“诸恶不做，诸善奉行”，以及彻底脱离三界内的生死苦恼、七情六欲以达到涅槃寂灭的境界，是完全相背离的。
我只有通过这样一个造梦环节，来向世人传达神对我的旨意，以促使人们原谅我违背佛家教义的行为。我于皇觉寺占卜一事，并不是我的独创行为。想当年，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前曾经遭遇危难，他在走投无路之时，也曾经在高辛庙中占卜过自己的命运。
我撰写《纪梦》一文时，已经当上了大明王朝的皇帝。在文臣谋士的暗示之下，他们让我模仿宋太祖赵匡胤高辛庙占卜的经历，将这一经历进行一番修饰，以此证明我之所以能够坐上龙椅，是上天的安排。
自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我的祖父朱初一带着我的大伯朱五一、我的父亲朱五四离开了长江南岸的句容，一脚踏进淮河岸畔的泗州。前后六十多年中，我们朱家从来就没有离开过淮河两岸。然而，我们所依附的淮河，却化作滚滚而来的苦水浊浪，不断地向我们劈面而来。
淮河在给我这样的底层民众带来苦难的同时，又以自身的区域文化教会我抵御苦难的处世之道。而我所能做的就是忍耐：忍耐饥寒，忍耐瘟疫，忍耐寄居他乡的屈辱，忍耐跨入人生另一世界——佛家大门的无奈。
在三年多的游方生涯中，我尝尽了人世间的孤独与辛酸。委身于残壁断垣的皇觉寺内，我早已习惯了一个人面对这个清冷的世界，昼夜与佛祖神灵相伴。
我相信，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闯荡，即使遇上再难的事，吃再多的苦，用“逆来顺受、饮恨吞声”这八个大字，都可以做到化险为夷。这时候的我没有更大的野心，只是想在这纷乱的世道里继续苟活下去。
可是人的忍耐毕竟是有限度的，“活下去”是一个人在最低人生目标内的处世之法。当汤和约我从戎入伍之事为官府所知，面临杀身之祸时，我只能投奔红巾军。
很多时候，我感觉自己是被这个时代的洪流裹挟向前的。就算我后来已经成为一支庞大的农民起义军的首领，仍然会强调自己当初加入红巾军实在是一件迫不得已的事。
“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当然这是在我坐稳江山之后，站在一个皇帝的立场上，向天下臣民摆出一副天命在我的姿态。我希望天下的老百姓不要像我当初那样“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要做到忠于新朝，做一个遵纪守法的顺民。
我对自己当初的做法深以为耻，并向天下人做出检讨：“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军）忽至，误入其中。”我只是一个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因为红巾军忽然杀至，自己才会误入其中。我还说过这样一句话，我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那些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这固然是由于我刚刚登基，为维护大明统治不得不拿自己的行为做反面教材。尽管如此，这也的确是我当初加入造反者行列时的真实想法。
我投军的时候差点被当作奸细抓起来，斩于军前。事后，有人告诉我，我之所以刚来投军就被当作奸细，和我的形象、气质有着很大的关系。一个长相憨厚朴实的农民是不应该被认作奸细的，可是我的相貌显得过于另类。
刚刚加入起义军的生活与我在庙里当和尚的情景大不一样，起义军里的关系错综复杂，而且我除了认识几个少年伙伴之外，并没有多少可信任的人和可依靠的力量能够帮助自己立足于此。我能够依赖的只有个人身上所具备的人生智慧与自我保护的生存本领，前途渺茫无所依凭，我只有顺势而为。
濠州红巾军的统帅来自不同的地方，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派别的问题，相处并不和睦。濠州城中的军队首领除了郭子兴，还有其他五股势力，每一方都想成为最高统帅。他们私下彼此猜疑，互相拆台。
加入郭子兴的队伍后，我凭借着一副还算好使的脑子，很快就从普通士兵中冒了出来。两个月后，我就被提拔为“九夫”之长。“九夫”之长，与元朝的牌头，后来红巾军中的小旗相当，应该是郭子兴部红巾军模仿元制而设的名目。无论是牌头还是小旗，都不能算是军官，这也是我为什么后来会在某些场合含糊地自称“亲兵”的原因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