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生死徘徊的江湖游民
等到洪水慢慢退去，淮河两岸瘟疫又起。上天似乎要将他的人间子民逼至绝境，连续四十天的干旱无雨，赤地千里。大水退后种下去的庄稼干枯了，稍不留神就能点着整个大地。人们心头仅存的星星点点的希望火焰逐渐熄灭，如果天要绝人，人能奈何？
对于在淮河流域生活的人们而言，逃荒应该是我们最不陌生的一条生存途径。沿着钟离村尘土飞扬的乡间土道，一群群扶老携幼的难民艰难地向前挪动着。大旱之后，又遇蝗灾。寥寥中原，哀鸿遍野。
在这个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却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对于我们来说，三个也好，三百万也好，仅仅是数量的变化。千千万万挣扎于底层的农民，既是天灾人祸的承受者，也是一战成名的付出者。大历史看上去像是和我们没有多大的关系，大历史好像只漫步于高墙森严的官邸府院，可是谁也不能否认，我们身上有着改写历史的最大可能性。
孤庄村外到底有着怎样一个闹哄哄的世界，我一无所知。我没有出过一次远门，也不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去。对于我来说，哪个地方收成好，能够赏我口饭吃，我就朝哪个方向奔去。此刻的人生追求对于我来说，意味着这一顿饱饭和下一顿饱饭，除此再无他。
为了能够糊口，我被迫遁入空门，在皇觉寺当了一名和尚。当生活将一个人逼向绝境的时候，少年情怀感受更多的只是世态炎凉和人性的善恶。虽然经历了世间最深切的苦楚，但所幸自己并没有被生活的苦海恶浪生生吞没，浮浮沉沉，苟活于乱世。
至正四年（1344）九月十九日，这一天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的涅槃日。而前一天是我的十七岁生辰，生辰对于如同孤儿的我来说，能够想到的，无非是父母苦难的一生。在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选择进入皇觉寺当了一名游方和尚。
我在《御制皇陵碑》里这样写道：“兄弟异路，哀动遥苍。汪氏老母，为我筹量，遣子相送，备礼馨香，空门礼佛，出入僧房。”也就是说，我们兄弟分手，心中的悲痛不仅感动了上苍，也同时感动了邻居汪氏老母。这个善良的农村妇女备了一份礼物让自己的孩子到寺庙中为我送礼，恳请寺庙的主人能够收留我。在她的帮助下，我得以进入皇觉寺，拜高彬为师。人世间顿时少了一个无依无靠的游民，皇觉寺里由此多了一名混饭吃的小行童。
在刚刚进入皇觉寺的时候，我还不具备佛门弟子的资格，只能算是一名供寺院役使的小行童。每天必做的事情就是扫地、上香、打钟、击鼓、煮饭、洗衣等杂活。
进入皇觉寺当小行童于我而言，既不是为信仰而来，也不是为修行而来。与活命相比，任何信仰都是苍白空洞的。也正因为如此，那些高高在上的神始终无法征服我这颗世俗的心。有一次，打扫佛殿累了，我走到伽蓝殿时不小心被伽蓝神像的石座绊了一跤，顿时气得顺手拿过扫帚憋足了劲儿打了伽蓝神一顿。
还有一次，我因为大殿上供养的大红烛被老鼠啃坏而遭到长老数落，事后向师兄讨了一支笔，在伽蓝神像的背上写了“发配三千里”五个大字。尽管皇觉寺是一座寺庙，但初来乍到的我，年纪小、资历浅，既要忍受长老的斥责，还要忍受那些年长和尚对我这个新人的欺负。
不过，能够栖身于皇觉寺，已经算是上天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我不敢再有其他奢望。
枯燥的佛门生活，并没有让我这颗奔腾的心平复下来，反而让我内心郁积了更多难以排解的怨气。那些无人关注的佛门角落，到处都留下了我纾解情绪的行迹。那些泥塑的菩萨对我来说，不是让人参拜仰视的神像，而是我情绪发作时的破坏对象。
就在我投身寺庙后不久，淮河流域又迎来一场大饥荒。皇觉寺僧人平时靠收租维持生活，当灾荒袭来的时候，佛门也难以自保。寺庙的住持只好紧闭庙门，将庙里众僧遣散，而我也成了遣散对象。
本就无路可寻的僧人们只好投身于纷乱的世道去寻找活路，所谓的活路，无非就是云游四方，化缘乞讨，不至于饿死于佛门禁地。
从至正四年（1344）九月到十一月，我在寺庙里只做了五十天的行童，从来就没有出过远门的我，只得独自一人凄凄惶惶地走上那漫无尽头的行乞之路。日出上路与饥民相伴，暮投古刹伴清风而眠。逃荒之旅，让我尝遍了人间的冷暖艰辛，体味了世间百态万象，更主要的是让我了解了社会上各色人等的生存方式，这些都是我在那小小的钟离村无法体验到的。
当我再度背上破包袱，提上木鱼和瓦罐，重新投入社会。这时候的我有了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这种感觉更多是由于身份的变化引发的。
我先后漂泊到了庐州、六安、汝州、颍州等地。
如果说在此之前，我还只是大元朝濠州府钟离县太平乡孤庄村里的一个普通男丁，是父系朱氏和母系陈氏家族血缘关系链中的重要一环，是皇觉寺有度牒在身的和尚，那么从我迈出皇觉寺门槛的那一刻开始，自己才算是彻底陷入人生的大迷茫中。
与我相伴的只能是孤独、寒冷、饥饿与病疾，死神不时地在我身边徘徊，就算有着超然于同龄人的个性，我也无法为自己找到一个准确的人生定位，我甚至卑微地觉得自己和地上那一只只爬行的蝼蚁并没有多大的差别。蝼蚁尚且偷生，更何况是人呢，无论多么艰难都要活下去。
一个底层之人的生与死，对于当时的社会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事。
当我一个人的时候，我会偷偷拿出母亲留给我的一面铜镜，透过这面镜子，我会发现一张陌生的面孔，一道深藏于高眉棱骨下透着愤怒的眼神，那足以让人看一眼就无法忘掉的倔强的鞋拔子似的大下巴。当然拥有这副尊容的主人不是别人，正是我。我从没在乎过自己的容貌，我认为，对于一个男人而言，长成什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一颗永不屈服的心。
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一刻开始，一场接一场的人间灾难，就好像前世已经彩排好似的，排着队碾轧过我的精神与肉体，企图将我身上所有可以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标记都一一擦去。父母双亡，兄弟离散，几乎所有与血缘有关的联系都被艰难的世道无情地割断。
官府衙门不会管我的死活，地方甲长也没人会在意一个游民的出现或者消失，现如今连一座香火不济的寺庙也不肯收容我。在恶风浊浪、险峰断壑的人生旅途上，我就像是一个捕风捉云的汉子。在烽烟四起、风雨飘摇的元末大起义的前夜里，我并没有做好精神上的任何准备。
生活的历练是命运强加给我的，而我别无选择，只能义无反顾地上路，上路。
云游，听上去是多么浪漫的一个词，可是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是我所要面临的第二道生死关，与乞讨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与先前父母的突然病故、家庭的分崩离析以及自己的衣食无着相比，此时的我显得那么的无助与茫然。
在当时，起码还有二哥陪伴在我身旁，还有乡邻刘继祖、汪氏老母、赵氏干娘相助。而此时，我却要孤身一人上路，那些不确定的因素会在茫茫前路等待着我，随时会夺走我本就脆弱不堪的生命。
在那篇仅有千字的《御制皇陵碑》文中，我用字字血泪记录了云游淮西的生死之行：“居未两月，寺主封仓，众各为计，云水飘飏。我何作为，百无所长。依亲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侣影相将。朝突炊烟而急进，暮投古寺以趋跄。仰穹崖崔嵬而倚碧，听猿啼夜月而凄凉。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佒佯。西风鹤唳，俄淅沥以飞霜。身如蓬逐风而不止，心滚滚乎沸汤。一浮云乎三载，年方二十而强。”
很多年后，已经成为九五之尊的我对这段经历还是念念不忘。想想那些时日，自己过着怎样不堪的生活！十六七岁的少年，无依无靠而又身无所长，吃饭成了最大的问题。如果投靠亲戚的话，穷人结下的都是穷亲戚，自足尚且不能。就算有一两个富亲戚，穷家破业之人只会自取其辱，遭人家白眼。
天不亮起身赶路，突然看到有人家的烟囱冒烟了，就赶紧上门乞讨，去晚了就什么都没有了。到了夜间，要找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休息。
远远看见前面有座古庙，我就快走几步，拖着疲惫的身躯踉踉跄跄地投入庙中。
我常常一个人倚着冰冷的山崖，望着高空悬挂的那轮皓皓明月，听着猿猴凄凉的叫声，想起早已不在人间的父母，自己就像是失了魂魄的野鬼，到处游荡。刺骨的寒风，传来凄厉的鹤鸣，突然霜雪降临人间，整个人就像一株被风吹得飘忽不定的野草，而内心深处就像是一锅烧开的热水在沸腾。三年的生活就这样如浮云飘荡，十七岁的少年长成了二十岁的青年。
至正六年（1346），我曾经返回家乡祭扫父母，由于灾情不减，寺院的住持拒绝让我回去，我只好继续漂泊。直到至正七年，云游三年后，我才返回皇觉寺。
这时候的我和三年前相比已经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一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在心智方面变得更加成熟；二是云游经历让自己更大范围地接触到社会的各个层面。我深切地感受到，眼前的孤庄村变得那么小，而孤庄村外面的世界却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吸引我投入其中。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外面究竟漂泊了多久，太阳升起又落下，落下又升起。
从至正四年（1344）离开皇觉寺外出化缘，直到1347年，我才又重新回到濠州。我一个人在外面整整漂泊了三年。或者说，我在外面讨了三年饭。在这期间，我饱尝了人世间的白眼与斥骂，每天我问自己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下一顿饱饭在哪里？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外面究竟走过哪些地方，只知道有村过村、有寨穿寨，遇到城镇，就在城里面多待一段时间。我活得如同一个乞丐，事实上，也的确是一个乞丐。
任何时代，城里总要比乡村富裕，有饭吃的机会也更大。在一个城里待得腻了，我就想法子去投奔下一个城镇。在四年的化缘生涯中，我曾越过许许多多的州县。离开皇觉寺后，我先是来到了合肥，然后转道向西，到过固始、光州、息州、罗山和信阳，再向北转，到过汝州和陈州，最后由东返回，经过鹿邑、亳州和颍州。我不仅要从南走到北，还要从白走到黑。
我在外面游荡了三年，经过许多的地方，到底经历了多少人生的苦难，已经很难计算清楚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的收获应该是大于苦难的。如果说，以前的我是一块坚硬的石头，没有什么困难能够使我屈服。那么，在经过了三年的外出游荡后，在我的眼里，天底下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之为困难。
在我看来，世道越难混，骨头越要硬。
之后，我又在皇觉寺里生活了四年。这四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同时又是一个学习历练的过程。我的学习内容，无非是佛教方面的基本知识。以当时濠州钟离的贫穷，皇觉寺的简陋，当地人文化素质的低下，皇觉寺只是藏身、混饭吃的场所，不可能有多少佛经供我修行所用。
就在我为了能够糊口，暂时寄居于佛门净地之时，外面的世界已经如同一锅鼎沸的水闹腾开来。从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颍州的白鹿庄起义，到至正十二年（1352）三月，在这短短的十个月时间里，北起黄河，南越长江，东际濠、泗，西抵荆、襄，鄱阳、洞庭之滨，浙西、赣南之地，红巾军遍地游走，烽烟四起。
这时候白莲教在民间组织的影响力已经有所显现，白莲教也称作白莲社。他们所信奉的宗教教义，实际上就是明教，也就是摩尼教的教义。
摩尼教所宣传的理念是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即将到来，口号是“明王出世，天下太平”。
至正十一年（1351）五月初三，颍州（今安徽阜阳）的白鹿庄聚集了三千人，他们头裹红布，手持刀枪棍棒，聚义造反。领头者是颍州刘福通和颍上人杜遵道、罗文素、韩咬儿等人。
至正十二年（1352）正月，定远的地方大户郭子兴也于当地举兵。
周边数万贫民闻风而动。郭子兴聚众烧香，成为当地白莲教的头领。一个多月后，起义军攻克濠州，郭子兴自称元帅。
还在皇觉寺里混斋饭吃的我，通过各种途径对佛门外的世界已经有所了解。一场大饥荒带来的巨变，犹如一把利刃生生割断了我身上所有的世俗锁链。父母不存，兄弟失散，家族的社会关系都被一一割断，对于我来说，在这个世上真的是让我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了。
我觉得自己一无所有，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人生的定位。每天当我睁开眼睛，见到的不是第一缕阳光，而是一个无序、混乱、凶险的冒险空间。失去了家族和寺院的庇护，自己就像是一只断了缆绳的小船，任何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浪，都有可能将我吞没其中。
就在我栖身于皇觉寺内吃斋念佛之时，濠州城已被红巾军首领郭子兴占领。攻占濠州城当天，红巾军一把大火焚毁了我的栖身之所——皇觉寺。元廷得知濠州失陷的消息后，立即派兵马驻营于濠州城南，声称攻城，可是他们并不敢与红巾军展开正面交锋。他们只在周边地区抢掠财物，或者抓一些青年男子，在他们头上系一块红布，算是俘虏的红巾军，上交请赏。濠州一带百姓被逼得走投无路，只得进入濠州城避难，无形之中壮大了红巾军的力量。
按道理说，我已经在皇觉寺里做了七八年和尚，应该时时处处信奉佛的教义。可事实并非如此，当了几年和尚，对于我来说，多的不过是一种人生经历，是生存的历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