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我出生时由于先天营养不良导致体弱多病，三四天了仍不会吸乳，肚子发胀，日夜不停地啼哭。我投胎于朱家，也就注定了自己从娘肚子里刚一钻出来，就成为当时社会最底层人群中的一员。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经是年过半百之人，也算是老来得子。当然我的出生可谓是又给家里增加了一份负担。
在我出生的时候，大姐已经嫁给了盱眙县太平乡段家庄的王七一。
上天并没有眷顾这对贫贱而又恩爱的夫妻，夫妻二人在婚后不久便相继而亡。我的上面还有三个哥哥，一个姐姐。
大哥朱重四好不容易娶上一房媳妇，可是二哥、三哥想要成家立户，这几乎成了家里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实在没有办法，他们只好都入赘女方家做了上门女婿。
我在做了皇帝以后，封二哥重六为“盱眙王”、三哥重七为“临淮王”。我根据他们各自的入赘地，给了他们不同的封号。二哥的入赘地是泗州盱眙，三哥的是钟离县东乡。入赘，在民间被认为是一件不光彩的事，但这也是一条别无选择的活路。
对于父亲而言，让两个儿子入赘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样做既可以让两个哥哥有了家室，也少了两个人的重税。二姐嫁给三哥入赘地钟离县东乡的一个渔户李贞——同样是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家庭的儿子。
虽然父母育有四子二女，但是在一起生活的只有我和大哥朱重四。
大哥婚后育有二子一女：长子圣保，二子驴儿（即朱文正），女儿就是现在的福成公主。这样算下来，我们一家当时有八口人。
至元三年（1337），在我年满十岁那一年，为了躲避沉重的赋役，父亲又举家迁往钟离县西乡，依然靠租地耕种来维持最基本的生活水平。
西乡的土壤较差，又加上当地的灌溉条件也不行，我们一年忙到头，缴了租子就所剩无几，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父亲没办法，只好第二年带着全家再次搬迁。这一次我们又搬到了太平乡的孤庄村，为一个叫刘德的地主做佃户。
上无片瓦，下无立锥，当时我们连最基本的生活来源只能仰赖主人。
刘德为富不仁，对佃户尤其苛刻。如果碰到大灾之年，即使皇恩浩荡，专门发下减免租税的诏书，所起的作用也是极其有限的。
刘德以减税不减租为由，逼着佃户缴全租。佃户们缴不出，他就放高利贷。通常是借别人一百，先扣除利息，实际上别人只能拿到八十，等到好年景，他会连本加利和租谷钱一起催缴。一家人辛辛苦苦忙碌了一年，等于是为地主家忙活。不种地连活下去都难，种地反倒欠下不少债，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
常言道，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不是穷人的孩子喜欢当家，而是迫于生计。我在六岁以后就帮着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后来又作为小长工帮地主家放牛以贴补家用。
我们这些穷孩子在一起放牛也有自己的乐趣，因为我肚里故事多，心里点子多，又会领着大家玩，伙伴们都喜欢围拢在我身边。我把他们分成几拨，指派头目，订立规则，各占高坡，相互追逐，以定胜负。那时我们最喜欢玩的游戏就是“扮皇帝”，虽然每个人身上穿着破衣烂衫，但是心里也有求取富贵的愿望。
我把棕树叶撕成丝丝缕缕，粘在嘴上当胡子，然后将一块车辐板放在头上顶着当作平天冠，再往土堆上一坐，就装模作样地自称起皇帝来，还让伙伴们每人捡一木块，用双手捧着，三跪九叩并高呼万岁。
现在想想不免觉得好笑，但是感觉到冥冥之中似乎也有上天的某种明示。
当放牛娃，不仅常挨主人打骂，而且经常吃不饱。有时候早晨赶着牛出门，直到天色将晚才能回家。牛是吃饱了，可饿了一天的我们，只能一遍遍往肚子里灌山中的泉水。有一次，我饿得实在受不了了，盯着那头在母牛肚皮底下吮奶的小牛犊，我想到了一个点子。
我抽出了随身携带的弯刀，将锋利的刀尖直接插进了小牛犊的肚腹，伙伴们在小牛犊的惨呼声中都吓呆了。我召唤和我一起放牛的徐达、汤和、周德兴过来帮忙。一头小牛犊就这样被我们杀了烤着吃了，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那一顿饱食的肉香。
顷刻之间，我们眼前只剩下一张牛皮、一堆骨头和一条牛尾巴。吃完了，大家才想到这是地主家的牛。看着他们互相埋怨，急于洗脱自己罪责的模样，我虽有些慌乱无措，也不免觉得有些滑稽。好汉做事好汉当，我还是自己站了出来。我让他们把牛骨和牛皮就地挖坑掩埋，并将血迹掩盖起来，然后将牛尾巴插到山上的岩缝里。我告诉他们，地主刘德如果问起，大家就一口咬定小牛钻进山洞里去了，拉不出来。
这个天真的想法当然瞒不过地主刘德，不出意外地，我被毒打一顿赶回了家。那个平日里像牛一样沉默的父亲重重地给我一巴掌，他没有再说什么，承担了赔偿小牛的债务。多年后，徐达、汤和他们在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气里还流露着那份钦佩之意。或许正因为如此，我在这件事上所表现出来的敢作敢当的气魄才赢得了他们的信任。
随着侄儿、侄女们相继来到这个家庭，我在家中的地位也陷入尴尬的境地。迁居孤庄村那一年（至元五年，1339），父亲朱五四已经五十八岁，母亲比他小五岁。由于生活条件所限，一个贫民能够活到五十岁以上，已经算是长寿的了。而这时候我刚刚年满十二岁，全家八口人的生活重担，就落到了大哥朱重四的肩上。大哥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他不仅要上奉父母，下养子女，同时还要承担对我的照料。
每天在租种的地里忙碌了一天的大哥，像一头疲惫的老牛，有着暴躁的脾气和无言的沉默。每每回到家中，看到逐渐苍老的父母和玩性正烈的弟弟，他的脸色总会变得异常难看。他的这种态度，一度让我和家人不满意。
我在《御制纪非录》中就记下了这段令人肝肠寸断的往事：“朕不幸有骨肉乘离之患，且从孙（朱）守谦（朱文正之子）之祖（即朱重四），幼因皇考（父亲朱五四）惜之甚，及壮，无状甚焉，其非奉父母之道，有不可胜言。”大哥当时对父母有过分之举，让我当时感觉到他有冷落甚至虐待父母的倾向。
大哥对父母的态度尚且如此，那么对我这个弟弟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那两个侄子和一个侄女，年龄都比我小，我虽然是个孩童，但毕竟是叔叔辈，凡事要让着侄儿侄女。在我的记忆深处，我和大哥重四共同生活的十七年时间，兄弟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有很多不愉快的往事留在心头。
在那样一个纷乱的大时代背景下，我们农民的命运绝对不会比地上爬行的蝼蚁好到哪里去。一场突发的灾难，就会让整个家族或个人陷入难以自拔的人生绝境。
农民是在这块土地上生根的，一切纲常教义，一切与“安分守己”、“安土重迁”有关的大道理都是建立在土地的基础上。他们一旦因无处不在的压迫榨取被迫从这块土地上游离出来，成为社会上的浮浪者、浮食游民，以前所有的社会思想的羁绊，便不再对他们发生效用。
对于后来经过打拼成为帝王的我来说，我并不想掩饰自己卑微的身世。虽然做了皇帝，我经常命令那些儒臣们将自己的身世和经历用文字记录下来，可是执笔者总是不敢如实描述我当年艰难窘迫的处境，他们落笔时常有所隐讳，或文过饰非，美化的成分居多。
我并不领他们的这份情，看见那些似是而非的文字就让我感到厌恶。
只要有时间，我便自己动笔书写自己的往事。也只有自己能够把当年所经历的场景和情感准确地表述出来，我经常用我自己的文字记录自己当年所经历的艰苦岁月。
在所有的记录中，我用情用力最深的应该是洪武十一年（1378）写的那篇《御制皇陵碑》。当一个人的年龄到了要盖棺定论的时候，会更加留恋这个世界。这块碑也会成为我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话语。
这块石碑后来被立在濠州的朱氏祖坟前，碑文中如此写道：“予时秉缆窥形，但见苍颜皓首，忽思往事之艰辛。况皇陵碑记，皆儒臣粉饰之文，不足为后世子孙戒，特述艰难，以明昌运，俾世代见之。”意思就是说，自己常常照镜子，见到容颜渐老，头发发白，就难免会想起当年所经历的那些艰难困苦。
以前写的皇陵碑文，都是儒臣们粉饰的文字，不足以给后世子孙留下鉴诫。我选择特意记录艰难的身世，是为了让后人明白我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权力的巅峰，一步步实现家国昌盛，我要将自己的奋斗史原原本本地传至后世。
我在孤庄村生活了五年之久。在那些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贫寒岁月里，我如是从十二岁的少年成长为十七岁的青年。十七岁对于那些富家子弟来说，是花样的年华；可是对于我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来说，留在记忆中的只有苦涩和辛酸。
那时候的我已经作为一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与父兄一起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我要应对所有农活，要如臂使指、挥洒自如；要熟悉民风民俗、人情世故，甚至要成家立业顶起一个户头。当时身边的人都认为，我将沿着父兄的生活足迹成为一个勤劳、淳朴、忠厚的凤阳农民。
对于我生活的那个时代的农民来说，他们一旦脱离了祖辈生息之地，往往就意味着脱离了宗法的庇护，会很容易被当时的主流社会抛弃，成为一名游荡于城乡之间的游民。游民是在主流社会失去容身之地的人，他们所托命的空间就是所谓的“江湖”，那种生活可谓风波险恶，一饱难求。他们也由此成为在农村之间辗转、租种土地、以农为生、没有流入城市的人群。而我和我的父兄就是此类人。
元至正四年（1344），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彻底摧毁了我相对宁静的贫寒生活，也完全改变了我的人生境遇。在那一年的春季，数月无雨，江淮大地千里赤旱；铺天盖地的蝗虫风卷残云般地将田地里残存的青苗吞噬得干干净净；接着，一场席卷而来的大瘟疫威力空前，使我们全家顷刻之间陷入灭顶之灾。
我的父母和长兄都死于这场天灾人祸之中，我在《御制皇陵碑》中，痛苦地记录了这段人生经历，“俄而天灾流行，眷属罹殃。皇考终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丧。”从四月初六到四月二十二，短短的十几天内，父母、大哥朱重四相继死亡，随后不久三哥朱重七也离开了人世。对于本就风雨飘摇的家族来说，亲人的相继离世，更无异于天塌地陷。
我们中国人讲究的是入土为安，在一番痛彻心扉的悲痛过后，我和二哥重六经过一番合计，前去哀求田主刘德，希望他能看在数年主佃一场的分上，施舍一块坟地给我的父母。这就是我十六岁的全部记忆，在这一年，我迎来了人生最为黑暗的一个阶段：亲人病逝都无钱用来埋葬，我们连最起码的生存条件都丧失殆尽。由于我们朱家是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而中国的传统社会最讲究的是宗族观念，乡村社会基本上是依靠宗族力量在维系繁衍。
对于像我们这样从父辈就迁徙过来的外乡人来说，根本享受不到来自宗族力量的庇护。当生活陷入绝境之时，也很少会有人愿意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这种完全依靠个人力量在世间求生存、求发展的现实，也让我的灵魂深处有了更多坚硬的成分。
在土地上辛苦劳作了一辈子的农民，死了却没有一寸埋骨的土地。
我和二哥本来希望刘德能有一颗怜悯之心，给我们一块埋葬父母的方寸之地。可结果还是让我们失望了，刘德不但没有给我们土地，而且还把我们兄弟俩狠狠地羞辱了一通。
现实难免让人绝望，你永远不要指望别人来体验你的苦难，然后再来与你分担痛苦。可现实有时候也不是一点儿活路也不留给我们这种人，父母生前的善良还是为他们死后积攒了福祉。同村人刘继祖得知情况后，很是同情我们家的遭遇，就给了我们一块田地，作为父母的葬身之处。
我和二哥千恩万谢，感激不尽。但是衣衾棺木还是没有着落，只好为父母包裹了几件破烂衣服，将他们抬到坟地草草掩埋，以安顿亲人的亡灵。
那一天，我永世不会忘记；那一幕，成为折磨我一生的黑色魔咒。
我和二哥重六来到坟地，正要准备动手挖坑，天空突然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等到云散雾开，我们再到坟地去看，父母的尸首不见了！原来，刚才的暴雨将山坡上松软的泥土冲塌了。
三十五年后，我在写皇陵碑时，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能够体会到当时的心如刀割，“殡无棺椁，被体恶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浆”。
如此巨大的打击在我年少的心头投下了浓重的阴影，每念及此，真是肝肠寸断。
而在此次灾荒之前，二嫂、三嫂都已经先后病故，二哥的独生子也夭折了。现在，朱家只剩下我、二哥重六、大嫂王氏和她的一双小儿女。
大嫂王氏因公婆、丈夫均已过世，她也不愿意留在这个支离破碎的家庭，便带着子女回娘家度日。接着，二哥重六也返回入赘的岳父家中。
让我没有料到的是，我与二哥重六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我依然能够清晰地记得，我和二哥分开时抱头痛哭的场景。二哥说：“为了活下去，咱们兄弟就要各奔东西谋生存，唯有如此，方能度过灾荒。”
或许是命不该绝，让我遇到了汪氏老母，正是她为我指引了一条活路。汪氏老母是我们家的邻居，丈夫早逝，带着三个儿子艰难度日。当她看到我已经沦为孤儿，便经常接济一碗粗茶淡饭给我。
在汪氏老母的筹量下，无路可走的我入寺当了一个游方和尚，不为晨钟暮鼓修来世，只求一顿饱饭度今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