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天下群雄逐鹿，常遇春不满足于这种盗匪生活。他带领几十个人到各地游食劫掠时，听人说濠州有个朱总管，兵强马壮，不杀不掳，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主。后来我问起常遇春，他说得更加神乎其神。
他说，那一日，他在和州城外的田地里正困乏而卧，梦见一个披甲金神以盾牌推他说：“快起来，君主到了。”随即惊醒，正巧我带着军队路经此地。
我第一眼看见常遇春这个人便非常喜欢。为了试探他投奔我的诚意，刚开始我并没让他带兵打仗。我这么做，一是为了考验他，二是想逼出他的雄心壮志。
有一次出征，他向我请命要做先锋打头阵，我没有同意。我故意在他面前说：“你有自己的首领，到我这里来，不过是因为饥饿，我怎么好留你在身边呢？”常遇春一听这话，急得满脸通红，他信誓旦旦地要出征，并表示要立军令状，提敌将首级来见我。
尽管如此，我还是没有同意他的请命。或许是我的激将之法触动了常遇春的内心，这个七尺莽汉居然在我面前抹起了眼泪。我说：“既然你有诚心，就随我一同渡江。到那时我一定有重要差使给你。”
一路走来，我自认为还算一个知人善任之人，像常遇春这样的猛将我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这时候的我正在为渡江做着积极的准备工作，物色猛将勇士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所幸常遇春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后来成为我手下仅次于徐达的第二员统帅和战将，为我大明开国立下了汗马功劳。
为打破元军围攻，我决定发起采石渡江战役。若要攻取集庆必须从采石这个地方下手，采石是南北的咽喉，得采石，集庆便会不攻自破。
我曾经无数次站在江边眺望勘察，面对着长江的滚滚波涛，迎着猎猎江风，我的思绪犹如浊浪翻腾。我相信，只要自己打过长江去，事业就会像这江浪涌天，何人何事都不可遏制，一切都必须从速准备。眼下最让我烦恼焦躁的，是到哪里去寻找渡江的战船和训练有素的水军。
至正十五年（1355）五月，巢湖水寨的俞通海前来归顺。这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好事，我正愁找不到渡江的好办法。既然巢湖水师主动依附我，我又怎能错过这样一个大好机会？于是，我亲自率兵来到巢湖水寨。
在察看了水道之后，便想将船队尽快带出巢湖。原打算从铜城闸、马肠河通过，结果发现元军在那里布置了重兵，唯一一个小河汊未被封锁，但水道浅涸，大船根本无法通过。
也就在这天，傍晚居然电闪雷鸣，天降大雨，不到几个时辰，河水暴涨，舟行无阻。这一切或许是上天给我的某种暗示吧，总之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帆樯遮天盖地，像一片巨大的云阵，缓缓驶离巢湖。
巢湖水军就这样顺利抵达和州，我的势力大增。我任命廖永安、张德胜、俞通海等为水军统帅，加紧训练。既然有了水军，渡江计划也就进入我的议事日程。一些将领求胜心切，主张这时候直捣集庆（南京）。
我不同意这么做，集庆是蒙元王朝的重镇，兵多将众，布防严密，而我的军队只有攻州打县的经验，怎么可以应对这样的恶仗？再说，假如上游元兵也顺流而下，岂不是正好把自己夹在中间，腹背受敌，两头挨打？显然，直接打集庆的主意并不可取。
那么攻击点应该放在哪里呢？我想到李善长、冯国用这些读书人给我讲过的那些历史经验。当年，西晋武帝司马炎灭孙吴，大将王浑就是走的和州一路，他渡江先取采石矶，然后才攻取建业（今南京）。南北朝时候，侯景率八百兵士灭萧梁，取道滁州、和州，也是先攻采石。隋朝大将庐州总管韩擒虎灭陈、北宋大将曹彬灭南唐，无一不是迂道攻取采石。原因就在于采石山突出大江，形势险峻，屯兵把守，恰扼江道，为集庆上游的咽喉。
想到这些，我便有了主意：取采石，战太平，扼守险要，锻炼军队，壮大声威，伺机东下。至正十六年（1356）六月，我率邵荣、徐达、冯国用、常遇春、廖永安等将领，统兵万余，战船千艘，自和州东渡长江。
采石一战全面击溃元朝水军，俘获了大量士兵和船只。由此打通了前后方的通讯联系，安定了军心，也彻底扫清了集庆外围的屏障。紧接着，我又做好攻取集庆的最后准备。
不久，我带领军队攻克太平路，改太平路为太平府，设置了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任大元帅。又任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陶安、宋思颜、王恺参幕府事，梁贞、潘庭坚为府学教授，共同处理帅府日常政务。太平是我过江后攻下的第一个大的城池，是我作为最高统帅占领的第一个重要据点，也是我创业路上的一个转折点。
6.名正言顺的最高统帅
我虽然已经掌握了这支红巾军的领导权，但仍然处于一种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尴尬境地。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主要是因为都元帅郭天叙、右副元帅张天祐二人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对我的权力形成了一种限制。
在名义上，我是这支红巾军的左副元帅，可是这一身份并不能代表一切。从某种程度上讲，我所拥有的权力与真正的“大权独揽”还有一步之遥。这一步之遥看起来是那么近，又显得那么远。
如果要消除这触手可及的距离，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将挡在自己前面的障碍物逐一清除。当然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至少需要一个能够说服人的理由。而这时候，郭天叙为了扩张地盘，率领郭子兴旧部万余人越过长江，突然出现在太平。
就在我和郭天叙、张天祐占据太平之际，元军向太平发起了疯狂的反扑。元军水师联合亲元义军元帅康茂才部直抵采石附近的江面，截断了我的归路，而另一部分元军联合亲元义军元帅陈野先部从陆路向我发起进攻。水陆齐发，要将我困死于江南之地。
我先是派常遇春率水师击败了康茂才，又亲自率领汤和正面迎战陈野先，同时派徐达和邓愈作为奇兵绕道敌后合围夹击。我采用前后夹击的办法大败元军，擒获陈野先并降其部众。为了收买人心，我接受了陈野先的投降，并且与他拜了把兄弟，陈野先也将本部人马全部带了过来。
陈野先虽然投降过来，但是我的内心有着隐隐的不安，总觉得他不是真心实意地投靠我。果不其然，我很快收到了心腹的密告，陈野先是诈降。当然在他的反迹没有暴露之前，我是绝对不会先动手的，因为那样做，我肯定无法赢得那些投诚过来的几万部属的信任。
如果我在和陈野先结拜为兄弟之后将其诱杀，天下人就会耻笑我朱元璋，也会让那些有心归顺我的其他武装力量望而却步。
在攻取太平后不久，红巾军将进军的方向直指太平城东北的集庆（南京）。作为元军在南方的重要据点，集庆的防御能力要远远超过一般的城市，红巾军已经不止一次发动进攻，但都没有奏效。
我需要的是时间，时间会带给我一个机会，这个机会就是由陈野先所引发的倒戈事件。我并没有将自己收集到的这个情报告知郭天叙与张天祐，而是索性放了陈野先，让他带领旧部与郭、张部众合军去攻打集庆。
或许是天意如此，都元帅郭天叙、右副元帅张天祐率领自己的部众攻取集庆，由于进军途中发生了陈野先倒戈事件，结果导致全军覆没，郭、张二帅战死。我巧用借刀杀人之技清除了自己的心腹大患。
郭、张二人死后，龙凤政权封我为平章政事，郭子兴的三子郭天爵为中书省右丞，我掌握了实权。对于我的晋升，郭天爵的心里极不平衡，他认为郭家的产业是我朱元璋篡夺的，经常于私底下抱怨我，并与郭子兴的旧部属相互串通，做出种种不利于我的事。为了消除隐患，我只好找了个借口将他杀死。由此，我真正成为这支军队的最高统帅。
当前方的败讯传到太平，我的内心有着说不出来的滋味：那些无辜的将士，因为我的一己私利而丧生。他们不是死在敌人的手里，而是成为我权力之路上的牺牲品。距头三尺有神明，我在良心的谴责中产生了莫名的恐惧。这是我踏上权力斗争之路以来第一次使用阴谋与狠毒的手段，虽然我玩得很漂亮，也做得天衣无缝，但我并没有收获预想中的欣喜。
人都有趋利避害的倾向，正因为如此，我很快就为自己找到了自解的理由。我与小明王虽有君臣名分，郭天叙的都元帅、张天祐的右副元帅从来就没有撤销。这种一国三公的局面，早晚会让各方走到生死相决的地步。
今日养痈，明日遗患，还不如早日作一个了断。我的军队进入集庆后，并没有惊扰城中百姓。我专门设立了“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让廖永安来当这个统军元帅，让赵忠来当兴国翼元帅，镇守太平。
小明王在得到捷报后，第一时间将我擢升为枢密院同佥，很快又将我提拔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李善长为左右司郎中，很多诸将都升为元帅。
郭、张二人虽然消亡，但是他们手下的将领及其军队还存在，这些人本来就不是我的嫡系，包括刚刚投靠过来的巢湖水师。他们与我之间并没有建立绝对的信任，正因为如此，我能不能号令郭、张二人的旧部，还存有一个大大的疑问。
我统领的这支军队有三万多人，其中我的嫡系部队万余人，郭子兴旧部万余人，巢湖水师近万人。我虽然在兵力上占优势，但是要想对另外两股势力掌控自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并没有使用雷霆手段清除异己分子，我知道，这么做必然会导致内部发生叛乱或争斗，使得人心离散，队伍瓦解。为了避免军队发生内讧，我采取了一种比较柔和、稳妥的手法。
我在继任军队都元帅后，并没有擅自改变先前的战略部署。虽然在我的内心深处暗藏着野心，可是在表面上我还要继续尊奉龙凤政权为正朔。当时实力比较强大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势力均不奉龙凤正朔，他们随时会向我发起进攻。
我深知韩林儿并不能完全节制我，我和龙凤政权之间只是一种互相借力的关系。
虽然我位列诸位将领之上，统率全军，但是在军中的职务是由龙凤政权任命的，那些将领们与其说是听我的号令，倒不如说是听从龙凤政权的号令，只是屈从于其人事安排而居于我之下。我也正好借龙凤政权的册封，在君臣名分还没有形成，军队内部问题依然复杂的情况下，以此号令诸将。
我先后委任廖永安、徐达、汤和、李文忠、朱文正、俞通海等将领分别统领各路军马，并授予他们元帅或将军、副将军的职名。由于军事形势的迅速推进，我的地盘也在不断扩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