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信任没有多少掺假的成分在里面，当郭子兴来到滁州，我马上将兵权交了出来。
当郭子兴看见眼前几万人的队伍军容肃整、纪律严明，脸上浮现出难以掩饰的欣喜。我带出来的这支军队与他原来的队伍在气质上截然不同，现在是完全按照正规军的要求在打造，过去就是落草的贼寇。
郭子兴的队伍根本就谈不上军容军纪，刚起兵的时候，他们占领濠州，尽干些“哨掠四邻”之事，濠州城周边老百姓深受其扰。他们不光瓜分土豪劣绅的财产，连贫民的财产也不放过。攻占和州后，军队依然旧习未改，城破之日，就是百姓遭殃之时。
最初我也是因为看到濠州红巾军“日事剽掠”，一天到晚只是为了追逐眼前利益，难以形成大气候，才决定与徐达、汤和等二十四人离开濠州城，“谋略定远，取滁阳”，发展壮大自己的势力。
就在我进军滁州之际，濠州城内的红巾军内部发生了裂变。先是彭大、赵均用二人裹挟郭子兴攻下盱眙、泗州，随后彭、赵二人又因为权力之争发生内讧，彭大忧闷成疾，不久病死。其子彭早住袭称鲁淮王。
或许是因为忌惮我的势力，他们始终不敢对郭子兴下狠手。其实这时候，他们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将我调离根据地——滁州，然后再找机会将我和郭子兴一并除掉。
我在攻下滁州后，为了防止赵均用等人谋害郭子兴，我写信给赵均用说：“当初大王穷迫时，郭公开门延纳，恩情深厚。大王不报恩，反听信小人谗言，剪除自己的羽翼，这样会失信于豪杰，我认为大王这样做很不合适。况且郭公手下将士犹多，杀了他不会后悔吗？”
这封信果然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赵均用见信后十分迟疑。得知情况后，我又派人给赵均用送去了大量黄金。或许是见有利可图，赵均用才没有对郭子兴下毒手。郭子兴为了自保，随后领着一万人马来到滁州。
随着郭子兴等人的到来，我的地位也变得极为尴尬。在相处的过程中，我能够明显地感觉到郭子兴对我已经不如从前那般信任，有意无意地在削弱我的势力。幸运的是，我带出来的私属班底并没有被拆散，在这期间，我还以分支首领的身份接纳了邓愈、常遇春等人。
至正十四年（1354）十一月，元丞相脱脱大败张士诚于高邮，分兵围攻六合。
六合在滁州的东面，两地互为表里。六合一旦失守，滁州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可是郭子兴与他们的主将之间有过节，就算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也不愿伸出援助之手，这让我不由得感叹：一个人的气度才能决定他能够走多远。
我不能坐等门户大开，那样的话，我在此处辛辛苦苦打下的基础就会被摧毁。我一直劝郭子兴能够以大局为重，不要因个人的小恩怨而丧失了大机会。在我的一再坚持之下，郭子兴听从了我的建议。面对号称百万之众的元兵，我亲自讨令箭出兵迎敌。就在元兵向前追击之时，我在半道之上设下伏击，大败脱脱。这给了我极大的信心，要知道脱脱是大元王朝数一数二的猛将，在朝廷内外享有极高的声誉。在这次阻击战中，我所率领的红巾军收获颇丰，不仅击退了脱脱的元军，还收获了大量的马匹兵器。
虽然此战得胜，但并不能完全改变双方力量的悬殊差异。一时之间，滁州还是陷入孤城无援的境地，如果元兵再集中兵力缩小包围圈，就可以将城中之人活活困死。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动与元兵修好。这种委曲求全的做法迷惑了元兵，也就此解除了滁州之围。
元兵这边刚刚撤离，郭子兴等人以为周边地区的大势格局已定，准备称王。我坚决反对他这么做，并向他陈清其中的利害关系：滁州城四面环山较为闭塞，交通不便，形势不好。如果选择在这时候称王，那么滁州之地就会很容易成为元军的攻击目标。经过一番利益权衡，郭子兴只好作罢。等到我登基后，追封郭子兴为滁阳王，也算是完成了他当初的心愿。
元军集中优势兵力进攻高邮，高邮危在旦夕。张士诚已经做好破城的打算，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元朝皇帝一纸诏书解了滁州之危，圣旨宣谕：“脱脱往年征徐州，仅复一城，不久复失。这次统率大军，劳师费财，征战三月，了无寸功。着削去兵权，安置淮安路，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安置宁夏路。如敢抗旨不遵，即时处死。”
脱脱阵前被贬，大大动摇了元军的军心，围攻滁州的百万雄兵也自行散去，不少无处可去的元军甚至转身投奔了红巾军。张士诚趁机出击，不但转危为安，而且还为自己打下了一块地盘，也由此成为一方霸主。
张士诚在无意之中也成全了我，成为我军东面的一道保护屏障。如果失去这道屏障，我很难再找到那么好的休养生息的机会。脱脱被贬，在押送西行的路上，被鸩死于吐蕃境内。
在经过战火洗礼的滁州地区维持几万人军队的生存，成为摆在我面前的一道难题。
军队的生存问题大多与粮草有关，一旦发生粮草危机，军队就存在着哗变的可能。我建议，必须向外分兵，以减轻滁州的压力，至于分兵之地，南边百里之地的和州（今安徽和县）是最佳之地，移兵此处可以暂时缓解军队粮食紧张的问题。
至正十五年（1355）正月，我占领了和州城。郭子兴闻讯大喜，将我直接升为总兵官镇守和州，以节制其他将领。这一年我刚满二十八岁，资历尚浅，虽然身居和州最高长官的要职，但我深知，自己并没有足够的威望压服那些将领。
这些人大部分是和郭子兴同时期的元老级人物，而且年纪都比我大得多。在江湖中闯荡，讲究的是辈分。如何收服他们，是我必须要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
在就任和州最高长官后的第一次会议中，我设下了一个局，让将领们领教到我的能力。
我首先撤去官署中属于自己的主座，只在署内放下木塌，看将领们如何处理。次日五鼓，我故意最后一个进入官署。这时候留给我的座位，只有最左边的一小块地方。当时，以右首为尊，也就是说将领们毫不客气地将最不起眼的那个位置留给了我。
当然这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从将领们平日看我的那一道道眼神里，我就能读出自己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但我并不为此感到愤怒，一个人的地位不是别人给你的，而是自己用实力争取到的，我相信有朝一日他们一定会仰视我的存在。
等到大家落座，正式议事开始。那些自以为是的将领拍桌子瞪眼睛半天说不到点子上，人人都想表现自己，却无从表现。我先是保持沉默，因为无谓的争论只会让自己陷入被动。轮到我发言的时候，我分析形势切中要害，部署任务直奔主题。我不喜欢说太多的废话，我要做到的，就是让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分量。唯有如此，才能让自己获得大部分将领的支持和信任，而我需要做的是再在行动力上全面压服他们。
我与他们商议维修和州城的城墙，每人认领一段，限定三日完工。
等到时间到了，只有我按时完成了任务，其他各段均未修好。
回到官署，我召集诸将，并特意搬出自己的主将之座，正襟危坐。
同时，我又拿出郭子兴的檄文开始训话：“奉命总诸公兵，今甓城皆后期，如军法何？”也就是说，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并不是故意托大，而是奉了郭主帅之命。军中无小事，必须约法行事。修城一事，全都没有完成，什么原因？今后如果再敢有违令之事，必按军法行罚。
元至正十五年（1355）二月，红军统帅刘福通派人在砀山夹河（安徽砀山）访得韩林儿，将他接到亳州，立为皇帝，又号小明王，建国为宋，年号龙凤。
小明王遵母杨氏为皇太后，以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罗文素为平章政事，刘福通弟刘六为知枢密院事。不久，刘福通找机会除掉了得宠擅权的杜遵道，自封为丞相，不久又改为太保，掌握了实际的军政大权。
这一年三月，郭子兴不幸病故，形势变得更为复杂。滁州、和州失去了主帅，这支军队也就成了周围其他势力想要吞并的一块肥肉。
此时我正率部在外征战，城中由郭子兴的妻弟张天祐留守。张天祐早就盼着小明王的庇荫以壮大自己的声势。城中诸将领也自觉不是他的对手，又害怕得罪小明王，因此怂恿张天祐随使者前去朝拜小明王。
张天祐求之不得，很快就从亳州带回了龙凤政权颁布的任命状。小明王封郭子兴的长子郭天叙为都元帅，张天祐为右副元帅，我为左副元帅，郭子兴的三子郭天爵为中书右丞。
对于这一结果，我也是无法接受的，这么做等于是剥夺了我对这支军队的实际指挥权。虽然我无法接受，但是一时之间也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所以，在那些心腹将领面前，我经常会流露出自己的不满情绪，发出怨愤之语：“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
5.霸业的转折点——打过长江
元至正十五年（1355）五月，在打退元军的几次进攻后，和州地区发生了粮荒。我逐渐地意识到，几万军队固守着这么一座弹丸小城，绝非长久之计。
一直以来，我都将军队的粮食问题摆在第一位。只有解决了吃饭问题，才能稳定军心，提高战斗力。一江之隔的对岸太平、芜湖，就是仓廒之区、鱼米之乡。一边是饥肠辘辘，一边是仓廪之实。就凭这个强大的吸引力，也足以鼓起我所领导的这支饥饿之师的勇气。我决定先打过长江，攻占太平（今安徽当涂），然后再向江南地区发展。
经过三年的苦心经营，我的军队已经突破了三万人，所占据的地盘也在不断扩张，已经攻下滁州（安徽滁县）、和州（安徽和县）。如果说在此之前，这支军队还被人视为郭子兴的旧部，那么随着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已经将其打造成为真正属于我的虎狼之师。
我相继笼络了李善长、冯国用等谋略之士，受他们的影响，我也不再以一个农民的角度来构筑自己的理想。李善长、冯国用等儒士也对我有了更高的期许，他们甚至为我找到了一个学习的榜样——汉高祖刘邦。当然我也会不由地认为，自己就是当世的刘邦。
在这期间，我还收服了一名重要将领——常遇春。常遇春是濠州属县怀远人，也算是我的同乡。此人生得相貌奇伟，有一身好气力，两只臂膀张开如猿，弯弓射箭百发百中。至正十二年（1352），二十三岁的常遇春跟随本县一个叫刘聚的人落草。刘聚虽然非常看重常遇春，但毕竟实力有限，仅限于方圆十几里范围内称王称霸，烧杀劫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