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我朱元璋是一匹千里马，那么郭子兴就应该是当之无愧的伯乐。正是由于郭子兴的独具慧眼，才将我从万千人中挑选出来。我能够这么快得到郭子兴的赏识，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得益于我那一副异于常人的面庞。有人说我长得丑，我完全不同意，我只算是长得不好看而已，或许郭子兴正是从我这张异于常人的鞋拔子脸上解读出了更多的信息。
我先是被郭子兴收作亲兵，接着因我屡次立下战功，郭子兴又将他的养女马秀英许配给了我。
婚姻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一次命运的重生。可是对于我来说，也同样如此。我的婚姻不是因为爱情，而是源于一场收买人心的权力游戏。
我和马秀英结婚以后，地位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从一个刚刚入伍的新兵摇身一变就成了主帅的女婿。
此时我二十四岁，马秀英二十岁。其实我也知道，郭子兴将自己的养女嫁给我，其本意是为了笼络我。当然对于我来说，我与马秀英结婚又何尝不是为了提升自己在郭子兴军中的地位？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桩让双方都感到有利可图的买卖。同时，这种选择也使我在身处茫茫人海、孤立无依时有了感情的寄托。
在成为郭子兴的女婿后，我对他表现出了毋庸置疑的忠心。我知道，从今往后，我的生存与发展将同眼前这个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郭子兴对我也极为信任，事无大小，都要与我商议。郭子兴还给我取了一个寓意深刻的名字——朱元璋。
“璋”取自“玉石”之意，朱元璋谐音诛元之璋，这个名字在无意之中暗合了一个谶言。当时红巾军的首领韩山童和刘福通起义时，为了获得天下人心，事先在黄河埋下一个石人，然后再派手下人去黄河做民工，到工地上传播一支民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结果石人一出，天下真就乱成了一锅粥。
郭子兴给了我一个初始的表演舞台，可他自己却因为能力有限，无法在混乱的局面中扩张自己的势力。此时，濠州城内的红巾军犹如一盘散沙，郭子兴一派，孙德崖与其他三个将领一派，各自为政。
郭子兴打心里瞧不上孙德崖等人，认为他们的做派和那些山贼土匪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两派相互猜忌，相互防范，甚至将军中大事视为一场儿戏。每个人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只求偏安一隅，毫无进取之心，占领濠州大半年的时间里，连最起码的发展计划和扩张意图都没有。这种局面让置身于其中的每个人都显得意兴阑珊，无心发展。
我曾经私下里劝过郭子兴：“孙德崖他们现在天天聚在一起，而我们越来越孤立，时间长了肯定会被他们压制。”可是这样的话，郭子兴根本就听不进去。其实我说这样一句话，也有我自己的目的。我想通过这句话引起郭子兴的警惕，然后趁机向他讨要兵权。如果郭子兴有离开濠州城，向外开疆拓土的打算，我就有机会带兵出征，为自立门户创造条件。
由于当时形势尚可，郭子兴没有答应我的要求。就在这时，徐州红巾军被元军击败，彭大、赵均用率败兵来到濠州避难。彭大、赵均用当年与芝麻李等响应刘福通起义，占领徐州。至正十二年（1352年）九月，元丞相脱脱攻陷徐州，芝麻李战死，彭大、赵均用等率残余部队来到了濠州。
虽然彭大、赵均用刚刚在徐州吃了败仗，可其实力和声望依然不容小觑。彭大、赵均用来到濠州城后，城中各派之间的矛盾非但没有得到缓和，反而产生了新的裂痕。原因在于郭子兴拉拢彭大为靠山，而孙德崖等人则拉拢赵均用与之抗衡。随后濠州城内发生了一起内讧，赵均用、孙德崖等人在大街上公然绑架了郭子兴。而郭子兴的部下陷入恐慌，没人敢站出来反抗，就连他的儿子也吓得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而我这时候正在淮北地区作战，当消息传来，我感到无比震惊。如果郭子兴遇难，那么对于我来说也无异于一场灾难。我连忙带着郭子兴的儿子向彭大求救，彭大听完我们的诉求之后，也是勃然大怒。他拍着桌子，说道：“有我在，谁敢动你岳父（吾在，孰敢鱼肉尔翁者）！”彭大带着队伍直奔孙德崖府上，孙德崖等人不敢与彭大发生直接冲突，只好将郭子兴放了。
这样一次为争夺最高统帅权而发起的兵变，让我彻底看清了这支军队的致命问题。不要说元军来攻，就是自己关上门内耗也早晚会出大事。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并不甘心长久居于人下，内心有了一套自己的利益算计。我想要建立一支自己的队伍，乱世求生存，有了兵权才会有话语权，才有可能去赢得更为广大的未来，成就宏阔的事业。
至正十三年（1353）初，濠州城内各将领之间依然内讧不断，与此同时，元丞相脱脱连下徐州、汝宁两大重镇，同时分派贾鲁杀奔濠州而来，一时之间，形势变得极为严峻。
大敌当前，濠州城内的各派将领们不得不暂时放下个人恩怨，共同抵御元军。从这一年的冬天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春天，元军围攻濠州城长达五个月，却丝毫无法撼动它。就在战事陷入僵局之际，元廷的中书左丞贾鲁突然暴病而亡，元军自行解围而去。
外敌虽然退去，可是濠州城内各派系之间的争斗却没有半点儿消停的意思，反而愈演愈烈。这种没完没了的内耗，让我看清了这帮人的真实嘴脸，他们压根就不是能够成就大事的人，只想趁着乱世捞上一票就走人。
他们的短视行为，让我对这里的生活不抱任何幻想，渐生厌倦，也萌生了去意。这时候我最强烈的愿望就是能够建立属于自己的军队，有了兵权才能挺起腰杆子。
可是到哪里去招兵买马呢？我最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家乡，那里有很多的熟人，有自己少年时结交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我在这帮少年朋友中有着一定的号召力。
机会很快到来，当我想办法弄到一批盐到怀远换了几十石粮食献给郭子兴后，就势也向他提出回老家钟离县招兵买马的事。郭子兴没有表示出任何怀疑，就答应了我的这一要求。
再度回到那块曾经让我留下少年时的欢乐和痛苦的地方，恍如隔世。
徐达等少年伙伴听说我在红巾军中做了一个小头目，顿顿有饱饭吃，就纷纷前来投效。不到十天时间就征募七百乡人弟子，郭子兴大喜，将我提拔为镇抚，一年后又升任总兵官。
这时候，濠州城里的几个领兵的头头，谁都想过一把王侯的瘾。只要有机会，就各自扯旗称王。郭子兴虽然是元帅，却无法做这支队伍真正的一把手。好在大家是分灶吃饭，各帮各伙，也就互相迁就，彼此容忍了。那些自称为王的将帅个个派头十足，鼻孔朝天，就连他们手底下那些带兵的将领也是耀武扬威，对郭子兴手下的将士更是横挑鼻子竖挑眼。
我也看清了当时的形势，与其窝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濠州城里受这些目光短浅之人的牵制，还不如自己领兵向外部地区扩展。经过一番权衡，我选择了元兵力量比较薄弱的滁州作为自己向外扩张的根据地。
我向郭子兴提出要求，可不可以带几个小伙伴一起过去，郭子兴没有阻拦。
离开的时候，我将自己手中的七百兵丁交给郭子兴。至正十三年（1353）冬，我带领徐达等二十四名亲信离开濠州，南下定远，去开拓属于自己的新天地。毕竟对我们这帮一穷到底的兄弟来说，既然选择走上这样一条不归路，就会义无反顾，一条道走到黑。
我带走的这二十四个人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大多是我儿时的伙伴与乡邻。在这里，我要念叨一遍他们的名字：徐达、汤和、吴良、吴桢、花云、陈德、顾时、费聚、耿再成、耿炳文、唐胜宗、陆仲亨、华云龙、郑遇春、郭兴、郭英、胡海、张龙、陈桓、谢成、李新、张赫、张铨、周德兴。
每个人的名字都是响当当的，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我大明王朝的开国功臣，可以说是帮助我开辟帝王霸业的先驱者。
4.羽翼渐丰的带头大哥
就在我离开濠州之际，红巾军的势力在全国各地已呈发散之势。红巾军在民间的联系纽带是白莲教，这是它与其他王朝的起义军队的不同之处。虽然各地区的红巾军打的是同一个旗号，但他们各自为政，既没有全国的统一指挥，也没有一以贯之的战略部署，而且从体系上划分为东西两大部分。
东部是以山东、安徽、河南等地为中心，带头人是韩山童、刘福通，他们打着复兴大宋的旗号。韩山童后来被捕杀后，红巾军又推举他的儿子韩林儿为小明王，由刘福通执掌大政，国号“大宋”。
由于刘福通起义队伍以白莲教为主，所以中原起义也基本上是打着红巾军的旗号。其中郭子兴、孙德崖等人领导的那支红巾军，活跃于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
西部是以江汉流域为中心，这里最初的首领是彭莹玉。彭莹玉是江西宜春人，也是世代务农，十岁进入佛寺当和尚，借着游方和尚的名义漂泊于江湖，成为南方白莲教的教首。
起义失败之后，彭莹玉就逃到了淮南、江西地区，继续以白莲教的身份鼓动农民起义。
在白莲教的影响下，湖广蕲州也爆发了农民起义。这支队伍刚开始还是颇有气势的，徐寿辉被推举为带头大哥，甚至还弄了一个国号“天完”，邹普胜任丞相，倪文俊任大将军。彭莹玉在教内被尊称为“彭祖”，他下面一级的教主名字中间都带有一个“普”字，领导蕲州起义的是邹普胜，而跟随彭莹玉在淮南地区活动的是赵普胜。
其实彭莹玉这时候同淮南的赵普胜等人已经形成事实上的军事割据，但蕲州起义以后，考虑到要集中力量，队伍不能过于分散，这样容易被元军逐一歼灭，就将淮南和湖广的队伍合并一处，彭莹玉在队伍中只以一个方面军指挥官的身份出现。彭莹玉是白莲教的教首，他的意见在红巾军中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可惜的是彭莹玉后来在带领西部红巾军同元军作战时阵亡。
至正十五年（1355），徐寿辉调整人事安排，倪文俊被任命为丞相，军政两权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倪文俊有一个随从，就是后来与我决战于鄱阳湖的陈友谅。陈友谅这个人打起仗来不要命，因此受到倪文俊的赏识，最终使其独当一面。
郭子兴所带领的这支红巾军（也就是我所栖身的这支军队），隶属于东系，算不上红巾军的主力部队，因此也就避开了元军剿杀红巾军的主要火力点。正是由于东系主力军的正面抵抗，才使我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与进取机会。
至正十三年（1353）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我向郭子兴立下军令状：保证为他开疆拓土，带回一支精壮人马。相对于其他人，我毕竟是他的女婿。郭子兴这时候对我并没有多少戒备之心，让我自由发展。更何况，这时候的他正纠结于濠州城的内部矛盾，难以自顾。
离开濠州城的我，真就成了一匹脱缰的野马，更广阔的天地在前面等着我。南下的路上，我将定远张家堡一支三千余人的地主武装收归帐下。
其实我在刚离开濠州的时候，就已经盯上了张家堡这一拨人马。这拨地方武装缺衣少粮，正在为自己下一步去向做打算。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是投靠某一支义军，还是去依附于官军？
我在听说这种情况后，决定亲自登门去做一做他们的思想工作。我和费聚骑着马，身后带了九名亲信直奔驴牌寨，走到宝公河，远远就看见对方的军营。三千多人的阵营还算齐整，士兵们手里的弓弩都向外开着，如临大敌。我带来的那几个弟兄见了此等阵势，想打退堂鼓，被我制止了。
我当时也是强压住内心的恐慌，率众人来到营中，说明自己的来意。
整个过程还算顺利，我也只是向他们表明自己此番前来的诚意，以及能够为他们带来的利益。我给予承诺，利益共享，祸福共担。或许鉴于濠州的声望，他们答应三天之后来投靠我。
不料三天后，他们突然变卦，转而去投靠另外一支条件更好的起义军。我很是愤怒，于是便想了一个办法，将他们的首领诓骗到我的营地，缴了他的械。然后以他的名义传令，张家堡的全部人马立即转投我朱元璋。
如果不是借助濠州义军的名望和实力，凭我一个光杆司令根本无法完成招降驴牌寨几千人的部队的。
除了招降那些已经成建制的队伍，一路上我还将一些逃荒的难民召集起来。
我实在没有想到自己的开局会如此顺利，紧接着，我又攻下滁州，队伍很快发展壮大到三万人。其实这三万人的队伍中有二万人归属红巾军上级，但建立首功的我也分得部分军兵，独自南下滁州。
拿下滁州，为自己建立起第一个根据地，我也由此从一个小头领升级为拥有数万精兵、独当一面的红巾军将领。同时借助滁州的地理和人才优势，也为自己下一步进攻和州（今安徽和县）及集庆（今江苏南京）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我进攻滁州之时，郭子兴在濠州城内的日子变得越发艰难。由于性格使然，郭子兴受到了濠州城内其他势力的排挤。在这种情况下，郭子兴也想离开濠州开辟另一方根据地，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机会。
就在这时，我攻下了滁州，也让他找到了自己向外发展的突破口。
在我攻下滁州不久，郭子兴也来到了滁州。对于这个岳父，我始终心存一份感激，毕竟他对我有知遇之恩。就算我后来做了大明王朝的皇帝，也始终不曾忘记郭子兴的这份恩情，且不说郭子兴的养女马氏后来被我封为皇后，他的另一个女儿也被封为惠妃。郭子兴被我追封为滁阳王并立祠建庙，我还亲笔手书郭子兴的事迹，立碑于庙中，我对郭子兴这个人始终抱有一份感激之情，没有他就没有我朱元璋的后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