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不期待别人的赞扬，他学会了自己对自己做出公正的评价。时间统计法提供了客观的指标，能说明他的情况。他在1963年骄傲地记下了2006小时30分钟的工作记录，这是他的最高纪录。平均每天5小时29分钟。而战前，每天大约4小时40分钟！他清楚地了解这些数字的真正价值，他给自己规定了定额，他拿着秒表监视着自己，他自己奖励自己，自己惩罚自己。
简朴生活：超过最低必需品限度的东西，他都不要
不一定把他当成一个如何如何的利他主义者。他虽然花费了很多时间在书信上，但书信也替他节约了时间。精装成册的书信副本同他的读书札记并排摆在书架上——柳比歇夫经常从中取得自己著作的题目。有时，几乎把整封书信都搬进了著作中。时间统计法帮助他利用几十年来积攒的全部浩瀚的材料。
在时间统计法的作用之下，尽管周围有一些事件发生，他的生活仍能保持对科学家非常必要和非常有益的平稳性。时间统计法有节奏地，以节拍器那种无休止的方式，滴滴答答地计算着一年年，一月月，不让人忘记时间在飞逝。
时间统计法为他创造了高度理智和健康的生活。它——他的时间统计法，使他如此繁忙，以致他很容易忽视很多日常饮食起居方面的不利条件。它使他轻松地、宽宏大度地去忍受人们所做的一些蠢事以及公务中的例行公事和杂乱无章，而不去同人怄气。因此他心神安宁、神经健全。
他需要的东西极有限：有一个放书的地方和工作的地方，有一个宁静安谧的工作环境就够了。当然，宁静安谧这一个要求不算低。在我们的时代，宁静安谧是奇货。不过柳比歇夫需要的宁静安谧是最简朴的一种——只要保持安静和摆脱紧张任务就是了。他从不去追求宽敞的住宅、别墅、汽车、名画和富丽堂皇的家具——也就是某些人梦寐以求的排场和惬意的生活，正是这些东西构成他们心目中的宁静安谧的概念。
他经常有机会获得这些舒适的条件，倒也不必特别费什么劲。譬如说，也不必做什么让步。不时，有一些较高的学术方面的职务空缺。很可能，微微使点劲，他就可以晋升……但他不要这些东西。超过最低必需品限度的东西，他都不要。倒不是他故作清高，他就是不需要很多大家公认必需的东西。他在学术界的一些同行们拥有豪华的住宅、成套的陈设、精致的装饰品，甚至他们那里的每一个门把手都呕尽了人们的心血。他要看到这一切，肯定会惊讶地重复某位哲学家的一句话：“竟有这么多我不需要的东西呀！”
这就是自由。他无拘无束，但他周围的人，他的亲人们却由于他拥有这种自由而感到苦恼。他周围的人是普通人，他们不能满足于他认为已经足够了的那点子物质条件。他经常没有空暇，他像童话中那个老在那儿磨啊、磨啊，不断磨出盐来的小石磨……没完没了地工作，这使他们很痛苦。
保持独立的考验
人们把他当作怪物。他也不拒绝这一称呼。苏格拉底也曾被人当作怪物，顺便说说，这完全符合苏格拉底性格的本质。柳比歇夫懂得，一旦独树一帜，就不可能很快得到人们的理解。无怪乎奥斯卡·王尔德55说过：“当人们马上同意我的意见时，我就觉得我的意见是不正确的。”
柳比歇夫不久前因其新奇而加以捍卫的真相，第二天已成为平凡无奇的了。科学的真相必须不断更新。对他来说，科学是以怀疑始，以深信不疑终。哲学同样也是如此。
他的生活并不能算是禁欲主义的，一切看起来都很平常。他进行体育锻炼，他游泳、散步，他很想买一架新的打字机。他的需求是最一般的：称之为“家”的那个地方，看起来朴素无华。只有亲友们知道，在这种简朴后面，多少机会——在莫斯科、在列宁格勒……工作的机会——被错过了。
他意识到，这种种是为得到自由，为能够保持独立而必须付出的代价。糟糕的是，除了他本人，他最亲近的人和心爱的人，也不得不同他一起付出代价。
此外，还有一些方面要他付出代价。他的时间统计法虽然蕴藏着巨大的潜在效率，但产量不高，也就是著作出版得并不多……
每次，他都需要做出抉择。要么，迎合科学杂志、编辑部的要求：写得不致引起抗议，不去招惹别人，不去否定那些占统治地位的观点。他尊重自己的对手，他并不想惹是生非，他只想争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应当迁就迎合。如果要引起辩论，他就得采取一定的策略。反对大多数生物学家拥护的学说，一个人对付大量被公认为泰斗的人物，就要求有耐心和明智的步骤。在某些地方退让，在某些地方给予应有的回击……这里倒没有什么不可告人之处。要知道他不仅提出一个新的公式，还需要进行驳斥和否定，所以他应当善于说服别人接受他的见解。
要么，不管别人，我行我素地发表自己进化论的观点，不同对方争执，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也不去考虑自己的想法能否取胜，只考虑如何去论证自己的想法。始终不渝地忠于自己选择的时间统计法，也就是遵循预定的计划，一步一步地去做。写作时，就好像没有什么人的激情和自尊心，根本不去注意这个院士关于罗·费歇是怎么说的，那个院士又为什么获得了奖金……
他终于选择了后一种方案。这个方案决非没有一点问题，因此他在出版方面遭到了种种刁难。有时他甚至很多年默默无闻。
大家忘记了他。有人打听：他现在在哪儿？还活着吗？……“是呀，就是那个当初看起来挺有前途的柳比歇夫到哪儿去了？”——“似乎在一个什么小地方执教。”潦倒外省的教授不在少数：他们有时候做了点事，后来就毫无作为地消失了，有时在谁也不看的地方刊物和论文集上发表些文章。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站住脚跟的……
不能认为这种情况没有让他感到丝毫痛苦。蛰居外省，对于一个科学家来说是一件危险而毫无指望的事。当代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昨天的明星，今天已难于回想起来了。这不同于文学，文学家可以不同别人竞争，慢慢地写，还可以写好了，束之高阁，备而不用。固然在科学领域也可以这么做，然而非常危险——一切很快就过时了。在17世纪，开普勒可以安慰自己说：“……我写书是为了给人读的，现在读还是将来读，不都一样吗？它可以等上几百年，要知道，连上帝也等了6000年才等到了理解他工作意义的人。”
把写出来的东西束之高阁是不愉快的。实际上在每次开始写作时，他都苦于抉择。似乎一切都已决定了，但魔鬼一再来诱惑他。这些魔鬼都很聪明，都是合乎时代要求的。他们并不用裸体的荡妇来引诱他，不在他面前咕嘟咕嘟地斟酒、哗啦哗啦地拨弄金币。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同什么人打交道。长长的、油墨未干的书页校样簌簌作响，散发出好闻的油墨香味，精装书光滑的书脊闪闪发光，上面压出作者金光灿灿的姓名。书页轻声说道：“你本来可以做到的，你本来……”不是为了荣誉，绝对不是，只是为了事业的利益。
而每一次成功都能巩固地位、声望，这些反过来又使他成为编委会、学术委员会的委员，通讯院士，这些又使他能更自由地出版著作，宣传自己的生物学思想，并支持自己年轻的拥护者。
是时候了，是时候了，再也不能这样无所作为下去了……在我们的时代，难道还在私人书信中宣扬科学的真相的吗？这是中世纪的人干的事！难道他真的期望后代对他的手稿产生兴趣，指望时间不把他的著作贬得一钱不值？
时间统计法的标尺
古代的人用祈祷来驱逐魔鬼。柳比歇夫紧紧攥住自己的时间统计法不放，时间统计法起着画十字的作用。他的时间统计法能使人发现属于未来的那一点点材料。这样，他过去发表在外省刊物上的旧作总算没有落到无声无臭的下场。它们越来越多地被人引用，终于有那么一天，在国外被转载了，各地开始源源不绝地来索取单行本。大量的需求让他引以为荣。另一篇论文又是这样。这就是指标。
人们突然发觉，这位高傲的人，这位苦行僧和利他主义者，原来也是有正常的功名心的。他不是爱好虚荣，而是有功名心，这两者是迥然不同的。赫罗洛斯特拉特56爱好虚荣，开普勒有功名心。再说，柳比歇夫发现赫罗洛斯特拉特还不算是沽名钓誉者中最为突出的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