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比歇夫经常称自己是“倒霉鬼”，同时又觉得自己是一个幸福的人。他的幸福感从何而来？可能是由于他充分地施展了身手，尽情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倒霉鬼和幸福感——我不知道怎样才能使两者结合在一起。也许他明白，重要的并不是成果……
他不去为出版自己的著作而钻营，不到编辑部去奔走，他也不去讲情求告……他舍不得把时间耗费在这些事上。
他避免必要的串门和喜庆活动。
可是在一件事上他却一直很“大方”，那就是写信。我不谈给亲友们的书信，不管这些信写得如何详细，内容如何丰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指的是事务方面的书信和学术信札。学术信札中，有的长达10页，有的甚至20页、40页，密密麻麻，用打字机打的。在这些信里，他对寄来的学术报告和手稿提意见，评论书籍，对各种论文进行分析。向他请教的，什么问题都有！不管是关于泰雅尔·德·夏尔顿、通灵术、机体适应问题、开天辟地以前的大自然、昆虫的名称、戏剧、人口学，还是抹香鲸……都来征求他的意见。
随便拿一年来说明他通信的数量吧：
1969年。收到419封信（其中98封来自国外）。
共写283封信。发出69件印刷品。
他的通信对象有研究所、学会、院士、新闻工作者、工程师、农学家……他的某些书信简直写成了专题论文和学术论文。有些书信，例如同巴维尔·格利戈里耶维奇·斯维特洛夫、伊戈尔·叶夫根尼耶维奇·塔姆、阿历克赛·弗拉基米洛维奇·亚勃洛科夫、尤里·阿纳托里耶维奇·施列捷尔、莱姆·巴朗采夫和奥列格·卡列宁的通信几乎就是学术述评、学术对话、学术辩论，可以结集出版。
仅就柳比歇夫用硬纸封面装订成册的几卷厚厚的学术信札而言，它们本身就是当代自然知识、哲学、历史、法律、科学知识、伦理学和其他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的百科全书。
我一直不能理解，古人是怎么搞的，竟然能写那么多的书信。而柳比歇夫身处现代，还在从事这一行将过时的行当，则尤其令我惊讶。
他在一封信中说明了自己写信的原则。每个月他都订一个计划，计划好给谁复信。他似乎把所有收到的信都编上号码，打上复或不复的记号。
紧急的书信，我立即答复，其他的书信，则暂缓做复。在写重要著作时，除紧急者外，一切书信都搁置一段时间再做回答。
但这里有人说，必须回复一切信件，还得马上回信，据说这是礼貌。当然喽，在当今用古代颂歌风格写的名人传记中，一些完全不足信的美德备受表扬。诸如显圣的尼古拉51的传记就写到一种美德，说此人一出世，就笃信宗教，因而每逢斋戒的日子，他就拒绝吃母亲的奶……在私人通信中，任何义务都应当经过双方同意。我认为，不管是在官方关系中还是在私人关系中，众所周知的起源于柏拉图的伟大的缔约思想，是完全无可争议的。任谁都没有权利要求对方答复自己的信件，复信往往是由于通信双方协议好的，或者出于关怀（完全不是必需的）。我力求答复每一封信，因为我的书信来往，数量适度，从中我得到一种满足，还因为通信不但并不妨碍我的基本目标，相反，还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达到这些基本目标。
读他的信，能得到一种特殊的享受。他的书信显示出他博学多才，他的才华使他能够完整地看到这个世界。遥远的、外国的、某些局部的和零星的东西，在他眼中经常成为整体的一个部分，能拼成一幅统一完整的图画。他能给每一件东西找到它的位置，并且能教会别人如何去恢复失去了的完整概念。
然而，糟糕的事正在一步步逼近——他怎么舍得白白浪费这么宝贵的财富呀！不将它用于公共事业，而用在某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往往还是他不太认识的。他的某些书信完全是现成的文章，马上可以付印；另一些书信则包含了大量素材；他把自己思索、考虑和观察所得，分赠他人，而且把这件事做得认真、详尽，似乎这是他的职责所在，是给他指定的工作。这样，花费在这方面的时间就非常之多。好吧，就算你驰心旁骛，写上几篇关于历史的文章，那毕竟还是文章啊。这可是私人通信，对方看过就算完了，别人谁也不会去看。
这既是分散精力，又是一种矛盾。一点一滴地抠下来的时间，一下子都浪费在写信上，结果又引来了大批复信……在通信人里边，还有些丧尽天良的人：抓来就用，白占便宜。
如果我们按常规去判断，那么情况就是如此。但柳比歇夫有自己的一定之规。信上有地址，有人在等回信，并不是笼统地像需要文章和书籍那样需要他的回信，而是有某个具体的人在等他的回信，这对柳比歇夫来说，是比时间还要珍贵的。一个真正的医生能为一个人，为一个病人而竭尽全力，柳比歇夫也是这样，当有人需要他的时候，他可以献出一切。不管他多么珍惜时间，他也能把它贡献出来。在他身上没有那种吞噬一切的、除了科学没有其他的着迷现象。科学、学术活动不能，也不应当是最高的目标，应当还有比科学、比时间更为珍贵的东西……
一个一生都不断成长的人
写到这里，我想起了著名的苏联画家巴维尔·尼古拉耶维奇·费洛诺夫。他可算是我所知道的人中对事业着迷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例子。费洛诺夫狂热地忠于自己的艺术。他的生活是禁欲主义的生活，经常吃不饱——不是他不能挣钱，而是他不愿用自己的画来养活自己。他排斥一切，甚至连最微不足道的妥协他也不愿意去做。根据他姐姐叶芙多基娅·尼古拉耶芙娜·格列波娃的回忆，他的画室就是他的寓所，陈设简陋，过的是斯巴达式的生活。他对其他画家，能持批判的态度，就算是好的，他也经常不承认。由于对自己艺术的着迷，他非否定其他一切艺术流派不可。只有他的绘画，他才承认是真正的绘画，只有他的风格，他才承认是革命的风格。他不惜牺牲自己的健康，不惜离开自己的亲人，不顾任何艰难困苦，将自己全部的禀赋倾注于一件事上——那就是他的绘画。工作、书写、绘画、站在油画前、寻找新的方式方法——这些，也仅仅是这些，构成了他的生活方式，这也就是他的生活。自然，对艺术抱这样一种忠诚的态度是值得尊敬的，但不太容易引起人们的好感。可是费洛诺夫的绘画确实是惊人的。这么说来，到底是什么帮助了他？是他的着迷和狂热帮助了他。他那献给革命和彼得堡工人的雄伟的画幅渗透着热情，画布上处处栩栩如生。这一切的获得，难道与他的着迷无关？抑或归功于他的着迷？这么说来，着迷对才华是有帮助的，它一点坏处也没有吗？不过，当我们今天欣赏费洛诺夫的画时，对于费洛诺夫以什么代价获得了这种美，试问同我们有什么相干呢？
既然这种着迷能对一个画家有帮助，那它又有什么坏处呢？对一个科学家来说，情况可能同样如此……
重要的是成果、是发明、是获得的真理……
一切似乎确实是这样，然而不知为什么，我还是像过去一样，对这种着迷没有好感，总觉得它令人不快。有时浏览费洛诺夫的绘画，我从思想上感激他——同时又感到愤懑。回想他的一生，我从心眼里压根儿否定这种生活。我弄不明白，他到底正确还是不正确。一般说来，他到底有没有权利去这么做？
写信是柳比歇夫实际能够给予人们的一种小小的帮助。由于有可能帮助人，他变得十分慷慨，他忘掉了时间，不惜一切，全力以赴。他的评语实际上是一篇非常详细的评论。他无私、无偿地做这些事。他分析错误，找出可疑之处，进行论争；他还做编辑的工作——改正错误、指出问题、提出建议。不太认识的人、完全不认识的人来向他求教，他也不拒绝。
他工作的规模简直相当于一个类似咨询总局、救济总局、学术服务局那样的机关。除了学术上的意见，他还提出道德方面的意见。他老是不客气地以导师自居，教训人、提出要求、分析行为。对我个人来说，他信中最宝贵的，正是道德方面的教训。就拿他给一位通信者的一封信作为例子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