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时间好像是物质，不会无影无踪地消逝不见，不会消亡；它变成了什么，总能查得出来。由于做了统计，他获得了时间。这是最实在的收获。
随时随地利用“时间下脚料”
我像是果戈理笔下的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他在抄抄写写中找到乐趣……我在学术工作中也很愿意发现新的事实，做纯技术性的工作等等，从中找到乐趣。再加上我从我念念不忘的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乐观主义，结果我写了许多东西备而不用。这些东西，我根本没有指望发表。重要的论著，我做的摘要十分详细，甚至到现在我在这上面仍花很多的时间。我积累了丰富的材料。同时，凡是最重要的著作，我都要写个提纲，再进行分析研究。所以我手头有大量的存货，一旦有可能出版，存货立刻能派上用场；文章写得很快，因为事实上它不过是我平日储备着的材料，随用随取。
在青年时代，我的读书方法使我在某种程度上落后于别人，因为我看的书比我的同志少。他们看书比较浮皮潦草。但是，浮皮潦草地看书，有许多精彩的东西消化不了，看过的东西很快会忘记。至于我看书的办法，能使我得到十分清晰牢固的印象。所以，随着岁月的推移，我的库存要比我的同志丰富得多。
年复一年，这个方法以及他的其他工作方法，优点越来越突出。他仿佛什么都提前几十年计算好、设想好。仿佛连他的长寿都是事先估计到、考虑到的。
他的一切计划，甚至最后一个五年计划，制订的出发点，都是设想他起码应当活到90岁。
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他只是想方设法利用每一分钟，利用任何所谓的“时间下脚料”：乘电车、坐火车、开会、排队……
还是在克里米亚，他已经注意到边走路边打毛衣的希腊女人。
每一次散步，他都用来捕捉昆虫。在那些废话连篇的会议上，他演算习题。
他规定，短距离，二三公里路，最好步行，省得为了等车浪费时间、损害神经。步行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反正需要散步。
他对“时间下脚料”的利用，考虑得无微不至。出门旅行，他看小部头的书，学习外语。举个例子，英语，他就是主要利用“时间下脚料”学会的。
我在苏联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常常出差。一般我要带一定数量的书上火车。如果是长期出差，我就把书打成邮件，寄到某地。带多少书，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决定。
我在一天之内是怎么安排读书时间的？清早，头脑清醒，我看严肃的书籍（哲学、数学方面的）。钻研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以后，看比较轻松的读物——历史或生物学方面的著作。脑子累了，就看文艺作品。
在路上看书有什么好处？第一，路途的不便你感觉不到，很容易将就；第二，神经系统的状况比在其他条件下良好。
坐电车，我看的不是一种书，有两三种书。如果是从起点站坐起（例如在列宁格勒），那就可以有位子坐，因而不仅可以看书，还可以写字。如果电车很挤，有时候只能抓着扶手杆勉强站住，那就需要小册子，而且要比较轻松的。现在列宁格勒有许多人在电车上看书。
可是，“下脚料”越利用越少，而对时间的需求越来越大。
工作越深入，面也越宽。先是需要认真研究一下数学，后来又轮到哲学。他逐步发现生物学同其他学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所钻研的分类法，促使他批判地对待达尔文主义，特别是那种认为自然淘汰是进化主导因素的理论。他不怕人家责备他陷入活力主义、唯心主义，但应当研究哲学。
已经晚了，但他终于明白，他不懂历史不懂文学是不行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还需要懂一点音乐……
应当不断挖掘一切时间潜力。明摆着，人不能老是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应当正确利用工作时间。从时间中去找时间。
实际上，正如柳比歇夫亲身体验到的，需要高深学识的工作，他一天至多能干七八个小时。
时间统计法的本质：针对过程的“事件·时间日志”
他记下工作起讫的时间，误差不超过5分钟。
“工作中的任何间歇，我都要刨除。我计算的是纯时间，”柳比歇夫写道，“纯时间要比毛时间少得多。所谓毛时间，就是你花在这项工作上的时间。”
常常有人说，他们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这样的人可能是有的。可是拿纯时间来说，我一天干不了那么多。我做学术工作的时间，最高纪录是11小时30分。一般，我能有七八个小时的纯工作时间，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最高纪录的一个月是1937年7月，我一个月工作了316小时，每日平均纯工作时间是7小时。如果把纯时间折算成毛时间，应该增加25%到30%。我逐渐改进我的统计，最后形成了我现在使用的方法……
当然，每个人每天都要睡觉，都要吃饭。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时间用在标准活动上。工作经验表明，约有12到13小时毛时间可以用于非标准活动，诸如上班办公、学术工作、社会工作、娱乐等等。
计划的复杂性在于如何安排一天的时间。他决定，用去的时间应该同他从事的工作相称。也就是说，比方写一篇有独特见解的论文吧，占用的时间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
计划就是挑选时间、规定节律，使一切都各得其所。头脑清醒的时候应当钻研数学，累了便看书。
应当学会不受周围环境的干扰，用在工作上的3个小时应当是真正做工作的3个小时，不想不相干的事，不听同事的谈话，不听铃声和笑声，也不听收音机……
这个方法之所以能够存在，是依靠经常的计算和检查。没有计算的计划是盲目的计划，就像某些研究所那样，光会做计划，却不去操心这计划能不能完成。
应当学会计算一切时间。
他把一昼夜中的有效时间即纯时间算成10个小时，分成3个单位，或6个“半单位”，正负误差不超过10分钟。
除了最富于创造性的第一类工作外，所有规定的工作量他都竭力按时完成。
第一类工作包括中心工作（写书，搞研究）和例行工作（看参考书，做笔记，写信）。
第二类工作包括做学术报告、讲课、开学术讨论会、看文艺作品，不属直接科研工作的活动都包括在内。
我们随便拿一天的日记来做例子——1965年夏季的一天：
索斯诺戈尔斯克。0.5。基本科研（图书索引——15分，陀布尔让斯基——1小时15分）。分类昆虫学，参观——2小时30分，安置捕捉器两个——20分，分析——1小时55分。休息，第一次在乌赫塔河游泳。《消息报》——20分，《医学报》——15分，霍夫曼的《金罐子》——1小时30分，给安德朗写信——15分。共计6小时15分。
整个一天的活动，直至看报，都经过分析，分门别类登记上了。
怎么是“共计6小时15分”？从记录看，这仅仅是第一类工作时间的总数。其余经过计算的时间是第二类工作或其他。每天只合计第一类工作的时间，然后再把一个月的加起来，就拿这个1965年的8月来说，第一类工作的总时间是136小时46分。其中又包括哪些项目呢？请看吧，一切情况在每月小结中都有说明。
基本科研——59小时45分
分类昆虫学——20小时55分
附加工作——50小时25分
组织工作——5小时40分
合计——136小时45分
“基本科研”这59小时45分包括什么内容，用在什么上了？
1．分类工作——《分类法的逻辑》报告草稿——6小时25分
2．杂事——1小时0分
3．校对《达达派研究》——30分
4．数学——16小时40分
5．日常参考书：里亚普诺夫——55分
6．日常参考书：生物学——12小时0分
7．学术通信——11小时55分
8．学术札记——3小时25分
9．图书索引——6小时55分
合计——59小时45分
我们还可以随便拿哪一项继续分析下去，就拿第六项吧——日常参考书：生物学——12小时。这12小时花在什么上面，一目了然，误差不超过1分钟。
1．陀布尔让斯基《人类的进化》，372页，看完（共16小时55分）——6小时45分
2．亚诺什·卡罗埃《动物有没有思想》，91页——2小时0分
3．P．贝尔格的手稿——2小时0分
4.聂考洛·奥斯维尔陀，17页——40分
5．拉特纳的手稿——1小时30分
合计——12小时55分
大部分学术著作都做了摘要，有的还做了分析研究。所有摘要和评论都规规矩矩地装订成册。这些用打字机打的合订本，犹如读书总结，是他融会贯通了的知识的存放处。只要翻一下提要，就可以记起某本书中需要的东西。
柳比歇夫有种罕见的才能——随便哪本书的作者，凡有独特的见解，他都极善于汲取。有的书，一张纸就够；某些大部头书，需要几张纸来归纳。它们的精华同它们的厚度怎么也不相称：大量的插图、表格、附页、书皮……
除了第一类工作，第二类工作的统计也是同样的详细。为什么要这样精打细算，就比较难解释了。文艺作品的阅读花了23小时50分。有什么必要开列出来，一一计算呢！其中：“霍夫曼，238页——6小时”；“米里尔斯基论霍夫曼——1小时30分”等等。
接着是8本英文书，共计530页。
写了7封计划内（！）的信。
报纸杂志看了多少多少小时，给亲人写信花了多少多少小时。
这样详细，可以说是多此一举，但我已经学会小心谨慎，避免匆匆忙忙做出结论。我相信，柳比歇夫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不过他的道理，人家并不是永远都能明白的。要是没有好处，只会浪费时间，他总不会年复一年地进行时间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