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比歇夫肯定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时间感。
我同他见过两次面，在他日记中都有记载，时间记得十分准确——“1小时35分”、“1小时50分”，然而当时他自然没有看表。我同他一起散步，不慌不忙，我陪着他；他借助于一种内在的注意力，感觉得到时针在表面上移动——对他来说，时间的急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仿佛置身于这一急流之中，觉得出来光阴在冷冰冰地流逝。
如何与时间相处
“噢，路齐利，一切都不是我们的，而是别人的，只有时间是我们自己的财产，”赛纳卡14写道，“造物主交给我们，归我们所有的，只有这个不断流逝的、不稳定的东西。就连这个东西，谁只要愿意，都可以把它从我们手里剥夺走……人一点也不珍惜别人的时间，虽然它是唯一再怎么想也无法收回的东西。你可能会问，我对你训诲开导，我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老实说，我的所作所为同那些挥霍浪费然而有条理的人一样，对自己的每一笔支出都要记账。我不能说我一点也没有浪费，但我总是心中有数，我浪费了多少，是怎么浪费的，为什么浪费的。”
你们看，早在纪元初，公元50年，科学工作者——赛纳卡很可以算作科学工作者——就已经在计算自己的时间，努力节约时间。哲学家，古代的哲学家，是最先理解时间的价值的。肯定在赛纳卡以前，他们就试着想个什么法子去给时间戴上笼头，使它驯服，了解它的本质，因为当时的人们已经对时间的奔驰感慨万分了。
但是我们出于自命不凡，深信古人的时间绰绰有余。古人只有日晷、水漏、沙漏，连计算时间都不像个样子，还谈得上什么珍惜时间？按照实干家的见解，进步不就在于替这位实干家节约时间嘛。为了节约时间，实干家下了马车坐上火车，下了火车坐上飞机。发明了电报和电话来代替书信，电视代替了剧院，拉链代替了扣子，圆珠笔代替了鹅翎。电梯、计算机、百货公司、电传打字机、电动剃刀——这一切发明，都是为了替人节省时间。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人越来越感到时间不够用。实干家加快了速度，推广了电子计算机，把百货公司翻修成自选商场，采用照相制版法来印报纸，连说话都尽量说得简洁些，也不动手写了，而是利用录音机口授。但时间却越来越紧张。不仅是实干家，人人都感到时间的匮乏。没有时间看朋友；没有时间写信；没有时间照料孩子；没有时间去想；没有时间到秋天的树林里去站一会儿，什么也不想，光去听听飞舞的落叶飒飒作响；没有时间吟诗；没有时间去给父母上坟。小学生也好，大学生也好，老头儿也好，大家都没有时间。时间不知哪里去了，越来越少。手表再也不是奢侈品，每个人手腕上都戴着，走得很准，校正过，还防水；人人心里都有一座闹钟滴滴答答走着。但是时间并没有因此而增加。时间的分配几乎同两千年以前的赛纳卡时代一模一样：“我们一生的时间，大部分用于错误及种种恶行；很大一部分虚抛浪掷，无所事事。我们整个一生，几乎都没有用来干应当干的事。”
如果能把用于工作的时间一笔勾销，那倒是很有必要的。这两千年来，情况当然有些好转，有许多著作问世，探讨自由时间、物理时间、宇宙时间，研究时间的节约以及如何正确地利用时间。时间原来是不能倒转的，也不能储存起来，把多余的时间放到仓库里，要多少取多少。如果能这么做，倒是挺方便，因为人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时间的。有时候他压根儿无处可用，只好消磨时间。时间的令人烦恼之处正在于它不能不用。结果，人们兴之所至，乱花滥用，用来干五花八门的荒唐事。有些人，时间对他们是个累赘，他们不知道把它怎么办，怎样打发。
“我对时间统计法已经习惯了，没有它就没法工作”
大家知道，幸福的人是不看表的；反过来说也对，不看表的人是幸福的。但是，柳比歇夫不是由于工作上的关系，不是出于不得已，而是自愿地担当起“看表”的苦差使。
柳比歇夫的女儿讲过，她在童年时代，有时和弟弟一起到书房去找父亲问问题；每当他开始耐心地回答的时候，他总要在纸上做什么记号，哪一回都是这样。多年后她才知道父亲是在记时间。他无休无止地进行自我工时标定。任何活动——休息、看报、散步，他都记下时间，多少小时多少分钟。他这是从1916年1月1日开始的。当时他26岁，在部队里服役，是在化学委员会，在著名的化学家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伊格纳节耶夫手下工作。时逢元旦，人们往往在这一天发下誓愿：什么再也不干了，什么该干起来。柳比歇夫也是在这一天起的誓。
我上面说过，头一本统计册保存下来了。头一本用的方法还挺原始；日记也同后来不一样，思考和感想挺丰富。他的方法是逐步形成的，在1937年的日记中已臻于完善。
不管怎么样，从1916年到1972年他去世的那一天，56年如一日，柳比歇夫一丝不苟地记下了他的时间支出。他的历史长篇一天也没有中断过，连儿子的夭亡也挡不住他在这份没完没了的结算表上记上一笔。时间之神克罗诺斯不也是这样嘛，不也老是挥舞自己的辫子，一次也不放过。
柳比歇夫每天都要结算他度过的时间，算出这个那个都用了多少小时多少分钟。
柳比歇夫如此忠于自己的方法，这本身便是一个独特的现象；这样的日记，单单它的存在，说不定便是独一无二的。
多年来经常看表的结果，柳比歇夫肯定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时间感。在我们机体深处滴答滴答走着的生物钟，在他身上已成为一种感觉兼知觉器官。我做出这样推断的根据是：我同他见过两次面，在他日记中都有记载，时间记得十分准确——“1小时35分”、“1小时50分”，然而当时他自然没有看表。我同他一起散步，不慌不忙，我陪着他；他借助于一种内在的注意力，感觉得到时针在表面上移动——对他来说，时间的急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仿佛置身于这一急流之中，觉得出来光阴在冷冰冰地流逝。
我浏览了他《论生物学中运用数学的前景》一文的手稿，在最后一页我看到了这篇论文的“成本”：
准备（提纲、翻阅其他手稿和参考文献）
14小时30分
写29小时15分
共费43小时45分
共8天，1921年10月12日至19日。
看起来，早在1921年他对时间统计已经研究停当，可以准确地算出每项工作的时间消耗。
他做时间统计，也善于做时间统计。
有些作者在稿子上注明竣稿日期。写上具体日子的较为少见；写明从几日到几日的，那就更少见了。至于用了多少小时，我是头一遭见到。
柳比歇夫的每篇论文，都有“成本”核算。这个核算是怎么做的？原来根本没有专门做过什么核算。他的时间统计法仿佛是一台计算机，自动提供了数据：写一篇文章，看一本书，写一封信，不管干什么，每道工序的时间都算得一清二楚。
时间比过去少了，时间的价格比过去高了。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但是仔细分析一下这个生命，可以说，最宝贵的是时间。因为生命是由时间构成的，是一小时一小时、一分钟一分钟累积起来的。现代的人对他宝贵的、奇缺的、干什么都不够用的时间，总是要这样那样地计划一番。我同大伙儿一样，也开张单子，列出要办的事情，为的是更合理地安排时间。我也预先计划一星期——有时是一个月的时间，注明完成任务的期限。有条理的、意志坚强的人，一天完了，还要分析分析当天的情形，弄清楚该怎样合理地支配自己的时间。当然只是工作时间喽。但就是这样，他们也是了不起的人（对我来说）。我可是意志不够坚强，干不了这种事，而且这又有什么愉快的呢！更何况分析的结果可能会使你烦恼不堪。没有什么特殊的必要，值不值得在这上头丧失自尊心？责备自己没有条理、不会好好安排自己的生活——这是一码事，然而对什么都了如指掌，连损失了多少小时多少分钟都清清楚楚——这又是一码事。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是在尽力而为，认真地埋头工作，蓦地发现我们真正做工作的时间说不定只有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其余的时间都流走了，消逝了，浪费在无谓的奔忙和聊天上，浪费在等待鸿鹄之将至。我们不是挺珍惜每一分钟的嘛，放弃了休息，摒绝了娱乐……
于是，有各种时间节约专家应运而生，有专门的参考书问世。多数是为企业领导人服务的。有人计算过，数他们的时间最宝贵。
美国经理们的科学导师彼得·德拉克建议每个领导人把自己的时间做个精确的记录，然而他说，这个记录做起来极其困难，大部分人都吃不消：
“我强迫自己去请求我的秘书每过9个月做一次时间统计，统计一下3个季度来我的时间利用情况……我向自己保证，并且向她做了书面保证（她坚持要这样办）：她把统计结果拿来给我看的时候，我绝不把她解雇。然而，虽然我这样已坚持了五六年，但我每次总要嚷嚷：‘不可能！我知道我浪费了很多时间，不过不可能有那么多……’我倒想看看，谁做了这样的统计会得出不同的结果。”
彼得·德拉克深信没有人会接受他的挑战。他是专家，他这个有勇气的人以他的亲身经历对此深信不疑。能够下定决心做这种分析的，确实寥寥无几。做这样的分析，比做忏悔需要更大的精神力量。在上帝面前坦白，总要比在凡人面前坦白容易些。把自己的弱点、恶习、空虚等等统统暴露在众人面前和自己面前，是需要勇气的。德拉克说得对，只有让·雅克·卢梭或托尔斯泰这样的人，才能严格无情地解剖自己。
当然，我们这里要求比较低，只要求看见自己的职业上的“我”，但敢于这样做的也是凤毛麟角。
柳比歇夫不是行政管理人员，不是组织者。他的职务也好，周围的人也好，都没有要求他实行时间登记制度。他不可能托女秘书记录他的时间。他非但自己动手每天统计，还亲自做结算，详细到了无情的地步，什么也不隐瞒，什么也不缩小。不仅如此，他还拟订计划，预先安排好下一个月的时间，安排好每一个小时。一句话，他的时间统计方法本身就需要花费相当多的时间。人们不禁要问：“为了什么要这样干？自愿去做这项苦工，拿它来折磨自己，有什么意思呢？”他的朋友们都感到莫名其妙。他的回答极其笼统含糊：“我对这个时间统计法已经习惯了，没有它就没法工作。”但为什么要养成这个习惯呢？为了什么要创造这个方法？实干家为什么需要这个方法，它为什么对实干家有好处——这样泛泛而论，我们倒是明白的。笼统的说明，我们总是能够明白的。可是为什么柳比歇夫他要这样做？是什么迫使他这样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