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间统计法无关
——谈《奇特的一生》的创作
邓蜀平/译
许多实干的、有远大抱负的年轻人对柳比歇夫这一十分明智的、合理的时间统计法很感兴趣，指望这个方法带来成效。这种愿望里有某种不对头的东西，某种柳比歇夫所没有的——就像我已在小说中一再强调过的，与柳比歇夫、与他的时间统计法毫无关系的东西。问题就在于：一个人只有向自己提出远大目标时，这个时间统计法才能成立。
纪实散文越来越引起我的兴趣，创作使我厌烦了。您知道，创作归根结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真实的，情节归根结底全是想出来的。这一切似乎很自然，是文学中大家通用的方法，但这近来却使我烦躁，我开始寻找另外的方法来描写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目前人们对纪实文学，即所谓“写生”文学谈得很多。对作家来说，譬如，对纪实文学作家来说，“研究生活”是什么意思？我总算走运，因为我同科学家们有长时期的接触，对学者们的生活也比较熟悉，因此有依据。一般对研究生活的简单理解是：打定主意要写什么，再动手去了解情况，这就有与新闻业混同的危险。新闻业有其自身的范围和规律，与艺术并不完全相同，它反映现实的方法与文艺所固有的反映现实的方法也不一样。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闻作品过分用事实约束作家，事实成了难以摆脱的负担。
我很重视写纪实散文前的调查阶段。作为一个作家，只有通过调查，才能深入理解收集的事实，发现时间这一主题。研究事实，一直追溯到产生矛盾的起因，从这里，即从主人公心灵深处去看待事实，就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了。这里也有文学必不可少的创作，但不是凭臆想，而是凭深刻理解和观察。我可能说得不够确切，因为有许多东西对我来说也是新事物。
纪实散文往往会遇到材料成灾的问题。周围事实那么多，一本本的笔记本都记满了，使你陷入事实的汪洋大海，来不及深入研究，也无法站开一点，从远处通观全貌。纪实散文与特写有区别，当然二者之间的界限是相对的，但总有界限。纪实散文又要是散文，是文学，这一点很重要。纪实散文的情节不是设计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而应当从材料内部去发现，去看。主人公也不能简单地加以临摹……这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最使人感兴趣的自然还是现实生活本身。我甚至可以说得更过分一些：使人最感兴趣的是生活的非典型性——即个别性。譬如柳比歇夫，一个不典型的人，完全是独一无二的，是一个罕见现象，一个奇迹、一件怪事。可是他的生活是司空见惯、普普通通的，难道不是这样吗？（可能实际上他的生活也是不寻常的，只是我没有发现它有任何不寻常的地方。）在他的生活中找不到独特的、惊人的、某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绝无仅有的东西。既然这些在生活中都没有，那么，您也晓得，文学家是不会对它感兴趣的。可是当你一旦捕捉到，认识到它的奇特性时，你就不可避免地要加以深思，虽然它未必就一定能成为文学写作的对象……
我这本写柳比歇夫的中篇小说里就提到了几位这类不平凡的人物。我曾经有过一种至今仍未放弃的想法：写一本带注释的小说，更确切地说，是带补充小说的小说，在补充小说里我可以详细地介绍施万维奇、伊万诺夫、斯米尔诺夫、季摩菲耶夫·耶索夫斯基、费洛诺夫这样一些我的小说中为全面衬托柳比歇夫形象而提到的人。
就拿昆虫学家施万维奇来说吧，他曾在列宁格勒大学工作，终生研究蝴蝶翅膀上的花纹。他遭到嘲笑。许多人——特别是在头几个五年计划期间——认为他干的不是正事，对国民经济、植物栽培等等均无益处。蝴蝶翅膀的花纹——十足脱离实际的繁琐哲学！抽象科学！对此施万维奇能说什么呢？他一句话也答不上来。想必他也曾因从事一种被众人认为古怪的事业而深感痛苦吧。可是伟大的卫国战争开始了。列宁格勒被围困。军事目标必须被伪装起来。这时发现蝴蝶翅膀花纹构图原则乃是迷彩伪装最理想的自然界结构，是迷彩伪装的科学根据。当时所有人对迷彩伪装只有十分模糊的概念，于是吸收施万维奇参加列宁格勒军事目标的伪装工作。而他为保卫列宁格勒免于空中威胁做了十分重要、十分有益的事情。我在小说第十一章提到施万维奇的时候，丝毫未谈及这些情节，我只指出这位科学家的主要品质，提到奥赫金公墓里施万维奇墓上刻有一个他心爱的蝴蝶翅膀的花纹。
再拿画家费洛诺夫来说，我在第十四章中比较详细地谈到了他。至于他的姊妹，叶芙多基娅·格列波娃，我在小说中只说了她的名字。然而正是她，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救出了他兄弟的卓越画幅，亲自背出了这些画——总共有400幅，她自己也不知道当时怎么竟能做到这一点。我问到她这件事的时候，她说：“达尼伊尔·阿列克桑德罗维奇，您知道，我现在确实不记得我当时是怎么把这些画拿到俄罗斯博物馆的几个接收站去的。”但保存下来的收据证明，这批交付保管的画正是从她手中接收下来的。她自己挨饿，已濒临死亡，却亲自把这批画背到博物馆，交付保管。是她保全了这批画，因为费洛诺夫一家的住房被炸毁了。
这本关于柳比歇夫的小说的文献性，说来也真奇怪，关键在于理解材料。我面前的文献多得不可胜数，堆积如山。我从全部材料中只挑选了一个主题，我必须充分理解这个主题。我必须不仅弄懂许多日记本的意思和内容，不仅理解他为什么写日记，这对他的生活有什么影响，而且要理解他的目标。应当指出，柳比歇夫同任何一个人一样，自然不会把主要的东西都写下来。但是他对自己思考得很多——在这一点上，他也是与众不同的。一个人几乎从来不会用笔写的方式去思索他内心珍藏的理想。但是作家却应当以主人公内心珍藏的理想为出发点。必须这样做，否则就无法理解材料。
好吧，就算这是机器，是唯理主义，是对生活的实行监督，把生活变成详细的计划条规，可是，如果这样做，就能保持甚至增加自己的自由呢？如果这样做，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就能变得更加丰富呢？如果这一套详细计划，强制自己的时间统计法能带来更广阔的天地、幻想和更丰富的感情呢？如果是这样，那么时间统计法是不是站得住脚呢？因为这样做的结果，人就能变得更美，更有趣，他的生活也会变得更加充实。柳比歇夫在这个世界上能活多久，这是他不能决定的，可是他，作为一个人，能有充分价值地生活多少时间，却正是由他决定的。他也做到了最充分地施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身上的宝贵品质，吸引着人们，使人们倾慕他。这也是他的时间统计法的结果，如果你同意这样看的话，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
既然是这样，那么一切关于人是机器的论调还有什么意义呢？！到底我们怕什么呢？我想，是怕给自己规定纪律。当然喽，没有这个时间统计法生活会更轻松一些，就像一般说来某个阶段不学习会更轻松；不提高自己，不为别人做事也更轻松。但是，如果不去考虑轻松不轻松的问题，而考虑需要不需要的问题，那么人必然会严肃地考虑如何利用他一天、一月、一年中荒废掉的那些时间。假如能把一个人在生产中、生活中花费掉的时间摆出来给他看，他一定会发现他白白地、糊里糊涂地浪费掉的那一部分生命，并为其大吃一惊。
我收到的读者来信中也有这样的反映：“这太可怕了，一个令人恶心的典型，难以容忍！”“当然，这是一个绝无仅有的人，可是上帝保佑，可别让我也这样生活。”，还有：“给自己每分钟规定详细计划，这等于失去一切自由，这等于自我摧残，把自己变成机器。”
从这类来信的各式各样的意见中，我们感觉到的不仅仅是对时间统计法的恐惧心理，还有要设法抹黑时间统计法的企图。然而这种反应有时反而使我高兴，因为它证明：人们读完这本书以后，感觉到了他们并不是像应该的那样生活，所以竭力为自己辩护，竭力回避正视事实，于是慌忙抵抗，说时间统计法束缚自由了，压制激情了，有把人变成机器的危险了等等。
时间统计法不会扼杀灵感，因为人适应它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一切可能性。每个人能做的，比他所做的要多得多，我们还没有达到一个人能够达到的限度的一半。人的精神潜力在很大程度上还原封未动。当看到人们不善于有价值、有意义地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全部天赋时，我们是很痛心的。我们现在利用自己，就如利用自然界一样缺乏计算，我们使用自己的办法不科学。看来这个问题还没有全部展开在人们、全人类面前，但这个问题正在展开，因为每个人都是最宝贵的财富。充分施展自己的才能——这是每个人和全人类面临的日益增加的任务。
从读者来信中，特别是从读者口头发表的意见中，我渐渐发现了一种令我惊讶、令我不安的东西。许多实干的、有远大抱负的年轻人对柳比歇夫这一十分明智的、合理的时间统计法很感兴趣，指望这个方法带来成效。这种愿望里有某种不对头的东西，某种柳比歇夫所没有的——就像我已在小说中一再强调过的，与柳比歇夫、与他的时间统计法毫无关系的东西。
问题就在于：一个人只有向自己提出远大目标时，这个时间统计法才能成立，因为我在小说中已谈到，柳比歇夫利用时间的方法是与对待时间的道德态度不可分的。命运赋予我们的生活、时间是无价之宝，应当利用它来不仅给自己（绝不是只给自己），而且给别人，给周围的人们带来最大的利益。方法，利用时间的方法，都必须与生活的目标和意义，与道德品质协调一致。
看来应当由每个人自己来制定自己的时间使用法，但不管怎样都应当深思一下自己的生活在怎样度过。上面说的那些来信中还一再说明：很多人都想换个样子生活，想生活得更明智、更合理，但是不知该怎么办。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使这种要求日益尖锐。譬如说，在用最新科学技术装备的生产单位里，每个人的时间被挤得满满的，达到了饱和程度，生活、劳动组织得十分合理，有时每一分钟的利用都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可是人一走出大门，这一切也就完了——他又掉进了时间的大海。工作时他节约每秒钟，而现在呢，他为买啤酒排队达好几个小时之久，或者闲扯老半天，或者呆头呆脑、漫不经心地看电视。
如何能做得更多、更快、更好——如果只用这种观点对待时间统计法，那么得到的好处也只是附带的。这自然也很好，但还不够。关键在于一个人希望从生活中得到什么。也有的人的生活目标是把道德意义完全排除，这样的人使用时间统计法就会损人利己，不知会搞出什么名堂来。这如同武器一样，看掌握在谁手里。
这就是使我这个作者感到不安的问题。后来我又想：珍惜时间的方法也可能有助于培养道德感情，本来对待任何事物、任何作品，人们总是免不了会从个人立场，从狭隘的利己主义立场来对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