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机会曾静等了很久，终于还是来了。雍正五年（1727），张熙带给曾静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手握重兵的川陕总督岳钟琪上疏斥责雍正帝。这说明，这位爷也对雍正强烈不满。
也不知道张熙是从哪里弄到的这个消息，是真是假现在我们无从所知。可当时曾静一听就信了，当即就有一种找到了组织的感觉。
于是，曾静立马决定，派张熙去拉拢岳钟琪，让他造反，恢复大明江山。实际上，这师徒俩此刻心里压根儿就没底，但他们决定赌一把，有“雍正的十条罪状”的理论在，这事儿未必就不能成。
1727年，张熙来到西安。他以一种比较雷人的方式求见了岳钟琪。就在大街上，张熙拦住了乘轿回署的岳钟琪，向他投递了一封书函。
岳钟琪接过书函，打开一看，浑身冒汗。他先以为是谁投错了书信，可见到书函封面写着“天吏元帅”，便有些诧异，决定亲自拆阅。
书函写的全是雍正的罪状，十大条，触目惊心。岳钟琪觉得事关重大，立即下令把张熙抓来审问。此时的张熙理直气壮，大有一副英雄气概，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和企图。
岳钟琪开始怀疑这人精神有些问题。怎么能把对雍正个人的攻击，当作反叛朝廷的借口呢？到底读过书没有？
张熙却不以为然，和岳钟琪展开辩论，说你也是汉人，也和满人有世仇，难道你不想报仇吗？
这话说得岳钟琪直犯愣，自己虽是汉人，可自己的祖宗并没有被清廷屠杀过，不仅如此，雍正还破例重用他，让他担任陕甘总督，掌握重兵。他和清朝有什么世仇啊？
见岳钟琪疑惑，张熙向他解释说，将军姓岳，南宋名将岳飞也姓岳，清朝的先人是金人，岳飞当年就是被秦桧勾结金人给害死的。您是岳飞的后代，这就是世仇，现在您手握重兵，正好报仇！
岳钟琪听完，不再疑惑，他确定张熙精神有问题。什么乱七八糟的都硬往一块儿扯。岳钟琪都气笑了，当即下令，将张熙打入死牢。
在牢中，岳钟琪拷问张熙，谁是幕后的主谋？没想到，张熙骨头硬嘴很紧，坚决不招。于是，岳钟琪想了个计策。翌日，他把张熙请出牢中，说自己其实早有谋反之心，只不过是试探张熙而已。如果不试，怎么知道你是真的想反清呢？
张熙很高兴，他在牢中就盘算，怀疑是岳钟琪在试探自己，果不出所料，就是在试探自己。于是，张熙立刻就招出了幕后的策划人和指使人——他的恩师曾静。岳钟琪得到了供词，又将张熙打入死牢。而后，一面派人到湖南捉拿曾静等人，一面写了一份奏章，把曾静、张熙等人图谋造反的事情汇报给了雍正。雍正勃然大怒，立刻下令，命大学士、九卿、詹事、科道、翰林、刑部等将该案细细研审，依据刑律定罪。几个部门将案犯逐一提审一遍，经过几轮的严刑审问。曾静把事情一点不漏地全盘交代了。案子很容易就破了，此案自然牵连到吕留良，吕留良此时已经过世，于是，雍正下令，将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开棺戮尸。吕留良的第九子和学生被斩立决。然而，让人疑惑的是，真正的首犯曾静却没有被处死。按理说，他应该第一个被千刀万剐，但他却安然无恙，这是什么原因呢？原来，是雍正皇帝下令，暂不处决曾静，要将他押解回京，再做出处理。这期间，雍正皇帝曾令朝廷官员并各省总督、巡抚、道府守令、各地学官依次议论曾静的应得之罪。清廷官员于是纷纷表态，认为曾静罪大恶极，法不可赦。曾静到了京师，朝中的大臣们献上多种处决曾静的方式。但雍正都没有予以采纳。因为这时的雍正并不想让曾静死，要除掉这个头脑发热的无能“愤青”，就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容易。雍正心里另有主意，他要亲自会会曾静。
其实，“文字狱”案在雍正朝，已不是第一次发生。雍正皇帝即位后不久，翰林徐骏上书奏事，不小心把“陛下”的“陛”字写成了“狴”雍正见此奏章，认为这是“辱骂皇帝”立即诏令将徐骏革职。之后，在徐骏诗集中查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两句诗，雍正牵强附会，认为“清风”影射朝廷，“清风不识字“无疑是诬蔑皇帝不识字，于是又下一道圣旨，将徐骏处以死刑。
江西考官查嗣庭，在一年身为考官出试题“维民所止”。试题一出，即有人密告雍正，说查嗣庭试题有影射陛下断头之意。雍正不解，经人解释，“维”字是去了头的“雍”字，“止”字是去了头的“正“字。“雍正”是胤禛的年号，去了头成“维止”，岂不意味陛下断头之意吗？雍正听信谗言，龙颜大怒，立即下旨把查嗣庭拿解进京，下狱问罪。
然而，对曾静的这桩“文字狱”案，雍正自有主张。而此时的曾静，非常害怕，痛哭流涕，发誓要痛改前非。雍正则饶有兴致地和曾静展开辩论，对吕留良的言论做了全面批驳，对曾静指责他弑父逼母夺嫡自立之事，逐条进行反驳。曾静自然不可能与雍正辩驳。雍正彻底反驳曾静历数自己的“十条罪状”，每反驳一条，就有人记录一条，最后汇编成一本书类似于访谈的书籍。雍正给这本书取名为《大义觉迷录》。
曾静这时候倒挺机灵，他得知了这一点，立马写了一本《归仁录》，对雍正的仁德大肆吹捧和赞颂。与他历数雍正的“十大罪”形成鲜明的对比。曾静是一个好写手，当权者需要什么稿子，他就写什么稿子。原来，“愤青”也有一颗柔弱温顺的心。
雍正读了曾静的新作《归仁录》后，心中大喜。他把《归仁录》中的内容装进了《大义觉迷录》，怎么装的呢？就是把自己辩驳“十大罪”的话，用曾静之口回答出来。这样，一本详实、丰厚、拥护清朝统治的全新《大义觉迷录》就面市了。雍正决心将此书打造成一本畅销书。怎么畅销？一是走官方配送路线，下令全国学校的教官督促士子阅读，把阅读此书当成一次政治任务来完成，玩忽职守者一律治罪；二是做广告宣传，嚷嚷得全天下都知道，雍正命曾静到江宁、苏州、杭州等地宣传此书的内容。
《大义觉迷录》确实畅销了，曾静将它广为传播。对曾静来说，传播此书，就是传播雍正的仁德。在这个事情上，曾静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算是将功折罪。雍正不但赦免了他的罪过，还给他安排了一份公务员的工作，他下令在曾静的家乡湖南成立观风俗使衙门，曾静就在观风俗使衙门上班，继续配合雍正，在各地宣讲雍正的仁德。雍正认为自己这步棋走得很精，他不杀死曾静，而是利用他为自己脸上贴金，以为这样既可安抚民心，又落下一个仁慈的口碑。曾静也是认真负责，兢兢业业为雍正打工。
雍正的本意是要在民间肃清影响，宣扬自己的功德，然而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谣言四起。至此，这起“文字狱”案并没有最终结束。雍正死后，乾隆即位。即位之初的乾隆，首先面临的是，父皇雍正留下的因苛政而导致的紧张政治空气。
雍正以“严猛治国”，而严有余宽不足。政令苛刻且复杂。而乾隆的施政思想是“执中两用、宽严互济，交相为用”。他曾对大臣说，治天下之道，贵得其中。乾隆认为《礼记》中的“一张一弛，为文武之道”，正是自己应该奉行的为政之道。为政者应该根据实际情况，恩威并施、刚柔并济。他再三号令大臣们要以此互相勉励，不许有丝毫懈怠，更不能矫枉过正。乾隆一方面调整统治阶级内部的各种关系，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又纠正雍正时期的错案，以及一些错误的政策。其中被纠正的一起错案就是“吕留良案”。
“吕留良案”源于信徒曾静与张熙的策反，策反这样的事任何政权都是不会容忍的，按常规处置本来也很简单，但是到了雍正手里，却掀起轩然大波，变成一件牵动帝国上下，闹得鸡犬不宁的大案，施刑之酷，株连之广，骇人听闻，这表明了雍正政权的随意与残酷。其实，封建时代独夫治国，政权的本质便是随意与残酷的，只是若干帝王能够借重别人的智慧，明白“民可覆舟”的道理，在随意与残酷方面有所节制。
雍正对吕氏一族的惩处十分残酷，却释放了主犯曾静和张熙。乾隆即位后，立即下令逮捕曾静，并将他斩杀。同时收缴、焚毁了《大义觉迷录》。
曾静被处决后，“吕留良案”还留下一个吕四娘侠义复仇的民间传奇。据史书记载，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日，雍正还在处理政务，晚上得病，次日凌晨便死亡。由于死得非常突然，于是在官场民间，便产生了种种猜想和传说。民间流传最广的就是吕四娘报仇削取了雍正首级。吕四娘就是吕留良的孙女，“吕留良案”案发后，吕四娘因在安徽乳娘家中，因此幸免遇难。年仅十三岁的吕四娘秉性刚强，得知其全家祖孙三代惨遭杀害，悲愤填膺，当即刺破手指，血书“不杀雍正，死不瞑目”八个大字。于是只身北上京城，决心替全家报仇。途中巧逢高僧甘凤池，四娘拜之为师。甘凤池传授吕四娘飞檐走壁及刀剑武艺。之后，吕四娘辗转进京，设计潜入清宫，刺杀雍正，削下头颅，提首级而去。民间又盛传雍正大葬时只得以金铸头代之，葬于河北省易州泰陵地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