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那还龌龊呢！没几天我就发现了，原来他们真不是好人！他们在车上时跟我大谈记者是社会的良知什么的，当时我听着还很高兴，心想自己总算是入对了行儿。但才没过几天，他们就全被那个矿主收买了，都报假新闻，说一个人都没死！只有柳菲姐是好人，坚决不收那个矿主的贿赂。我听见她和矿主在宾馆偏厅里吵起来，就过去看。那个矿主长得很凶狠，看着就让人害怕，他破口大骂：‘这钱你拿也得拿，不拿也得拿，别人都拿了，我就不信收拾不了你们两个臭娘们儿！’柳菲姐不回骂，也不生气，但就是不拿他的钱。那个矿主还恶狠狠地瞪我，我站在旁边吓得不敢插嘴。直到那个矿主骂骂咧咧地走了，柳菲姐才拉我回房间，说：‘我没问你一声就自己决定了，你怨不怨我没拿那笔钱？那可是很大一笔钱啊，也有你一份儿。’我说：‘不怨你，那是死人的钱，拿了的话我们就是帮他一块儿杀人了！那人怎么那么凶啊，难道就没有法律管他了吗？’柳菲姐笑了，说：‘真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傻孩子！你刚出校门儿，什么都不懂！这个世界上向来都是人欺负人的，力气大的欺负力气小的，这就是法律！’我没大听懂，就问：‘法律不是保护弱者的吗？’柳菲姐笑着问我：‘法律是谁制定的，强者还是弱者？’这我就回答不上来了。那天下午，几个男记者又嬉皮笑脸来找我俩，想请我俩吃饭。柳菲姐不去，他们就软磨硬泡，说小妹妹一定会赏脸捧个场。我看着他们就厌恶，急忙摇头说我也不去。他们兜着圈子又说了半天，后来我才听明白，原来晚上那顿饭是那个矿主请的。他们说：‘人家也是一番好意，想认识认识新闻界的朋友，你们这样不赏脸，我们面子上也过不去啊！再说了，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就是死了几个民工吗，也不至于为了这点事儿伤感情吧？冤家宜解不宜结，过去吃个饭，交个朋友多好，以后谁都有用得着谁的地方！’柳菲姐说：‘真不好意思，这两天实在忙，还是请你们替我谢谢矿主好意，改天你们谁来北京，我和小妹妹做东，那时有的是时间交朋友！’那几个人一看实在劝不动，悻悻地走了。我问柳菲姐，到北京请客时我是不是可以不去了，我讨厌那些人。柳菲姐乐了，又说我傻，她是骗他们的，钱没处花了也不会去请那些流氓！她告诉我，那些人是怕她把死人的事儿报道出去，他们自己也收不到钱了，才来劝我们收红包的。我有点儿害怕，人心怎么那么复杂啊？到了那天晚上，又来了一个年青记者，他也是刚毕业分到一家报社工作，他长得文文弱弱的，一直很喜欢我，总是单独找我说会儿话，不象那些无赖记者成天就知道吃饭唱歌什么的。——你别吃醋，我没喜欢上他，不过觉得他人还不错，对他比较和气罢了。但后来我知道他也收了红包，就看不起他，再也不理他了。一开始我和柳菲姐以为那个年青记者也是矿主的说客，便没什么兴趣和他说话，他就一个人坐在那儿，脸色苍白，有点神不守舍。后来，他突然抬眼看着我和柳菲姐，语调急促地催我俩儿赶快离开这儿，说矿主找黑社会的人要来对付我俩，就在今晚！还告诉我们别报警，根本没用！我吓得嘴唇直哆嗦，根本不敢相信是真的！柳菲姐立刻飞快地收拾东西，那个年青记者抬腿就要走，柳菲姐说：‘谢谢你！’那个年青记者回过头，凝神看了我一会儿，对柳菲姐说：‘别跟人说我来过！’说完转身便走。我手忙脚乱，衣服怎么也塞不进包里，急得直哭。柳菲姐过来掏出几个我在当地买的小玩意儿丢在床上，把包系上，拉着我就跑。宾馆离车站很近，我们刚刚从宾馆出来，迎面就碰上几个凶神恶煞般的人！我一害怕就僵住了，心想，完了，被抓住了！但柳菲姐拉着我，低头从他们身边走过去。那几个人居然没看我们，直接冲进宾馆。他们刚消失在门里，我们俩来不及打车，撒腿就跑，耳朵里听见他们在里面大喊大叫：‘什么，那两个臭娘们儿结帐走了，叫你看住了人，你干什么去了？’有个人喊：‘是不是刚刚出去那两个臭娘们儿？’我急得都要昏过去，双腿软得跑不动，柳菲姐拉着我钻进小胡同儿，半拖着我跑，喘着气说：‘没事儿，没事儿，快跑，几分钟就到车站了！’我拼命地跑，气都喘不上来，胸口要爆开了。也不知道跑了多远，突然，我听到胡同口那边一声暴喝：‘臭娘们儿在这儿呢，还敢跑？’一大堆吵吵嚷嚷的叫骂声顿时传来。我腿一软，一交跌倒在地上，心想完了，跑不了了，我一下了哭出来，突然想起妈妈，要是我死了她也活不成了！柳菲姐回头来拉我，但我怎么也站不起来，心里一急就昏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