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中国境内发生了一起名曰“叫魂”的妖术大恐慌，朝野震动。“叫魂”是什么？“叫魂”怎么会跟妖术联系在一起？妖术为何会导致一场全国性恐慌呢？面对这样的混乱局面，乾隆帝是如何应对的？地方官员是如何处理，以及与皇帝博弈的呢？在这场风波中，老百姓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这一切，都将由我一一作答。请看“叫魂案：乾隆朝妖术恐慌之谜”。
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一种名为“叫魂”的妖术，像幽灵一样，在中国的上空盘桓，搞得当时所有人都寝食不安。那么，什么是“叫魂”呢？
传说，有伙四处游荡的术士，专以偷窃别人的灵魂为业。他们有种特殊本领，就是在别人的名字、辫子或者衣服上作法，比如剪辫子、偷衣服之类，让人发病而死，趁机窃取灵魂。今天，大家多数是无神论者，相信唯物主义，但在那个年代，“不问苍生问鬼神”是常态。“叫魂”的说法一旦流传开来，肯定是人心惶惶。
一、谣言四起
乾隆三十三年，浙江德清县的护城河桥塌了，官府组织工匠开始修葺。阮知县从邻近的仁和县雇了个名叫吴东明的石匠，让他带人在河里打桩。两个月后，吴东明发现带的粮食不够吃了，便打算回家乡塘栖镇采购。回家之后，乡亲们告诉他，有个名叫沈士良的想找他帮忙。那么，这沈士良究竟是谁？
沈士良是个农夫，当年43岁，跟两个侄子住在一起。这俩年轻人心眼很坏，经常欺负他。沈士良虽然是长辈，但根本治不了这俩人，感觉很丢人，没脸活了。后来，他听说德清县修吊桥的石匠有一种特异功能：把写有活人名字（那些名字就是偷来的灵魂）的纸片贴在木桩顶端，可以给打桩的锤子注入更多精神动力，让打桩更加有力。这种特异功能就被称为“叫魂”。那些被偷走灵魂的人非病即死。沈士良受够了窝囊气，就想用这法子报复两个侄子。于是，听说吴东明回家，沈士良就登门求教。
吴东明根本不认识沈士良，也从没有这种特异功能。但他听过“叫魂”的传说，生怕牵涉其间，招惹麻烦，就找保正把沈士良扭送到德清县衙。阮知县一通审问，下令将沈士良打板子、戴枷示众了事。
阮知县和吴东明以为案结事了，其实远非如此。德清石匠会“叫魂”的说法不胫而走，整个浙江都传开了。一天深夜，一个名叫计兆美的德清人，在杭州西湖附近的净慈寺外被一群人围住暴打一顿，然后扭送到保正家问罪。
补充下，什么是“保正”呢？
我国历史上很多朝代都实行保甲制度，将其作为管理基层社会的主要手段。十户一甲，十甲一保，保正就是这一百户的头，一般是由富裕的大户充当。《水浒传》里的“托塔天王”晁盖，造反前就是“保正”。
保正拷问，计兆美招认自己到邻居家帮忙，喝多了回家有点晚，叔叔怀疑他在外赌博，就把他赶出家门，无奈之下，他只好流落杭州，乞讨为生。但是大家认为，德清乃“叫魂”发源地，一个德清人半夜到寺庙，不是做贼，就是“叫魂”。
保正厉声喝道：“你是德清人，身上肯定有咒符，还不从实招来！”
此时的计兆美已被五花大绑，伤痕累累，生怕再挨打，只好瞎掰：原本身上有五十张纸符，其中四十八张已经扔进了西湖，剩下两张已经咒死了两个孩子。
第二天，保正把他扭送到钱塘县衙门。赵知县问他：“咒符是从哪儿搞到的？又是谁指使你干‘叫魂’之事的？”计兆美只好继续瞎掰。他听过德清工匠的传说，记得领头的叫吴什么明，便说咒符是吴什么明给他的。接着，石匠吴东明被押到了钱塘，放在一群人里让计兆美招认。这下，计兆美懵了，他根本不认识吴东明，谎话编不下去了，只好承认这些故事都是因为害怕挨打而编造的。
计兆美“叫魂”之事查无实据，计兆美本人被判处“戴枷示众”了事。
沈士良和计兆美的事，虽然真相大白，但“叫魂”的传说仍在浙江飘荡。这时，四个游方和尚相聚于杭州萧山的一个茶馆，约定兵分两路去化缘。
巨成和净心走在街上，看到一所宅子门前有两个玩耍的男孩。巨成问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名字，还夸他日后定能做大官。巨成这么做，只是为了取悦孩子，好从他们的父母那里换取斋饭。可是孩子无动于衷，斋饭也没得到，俩和尚只好继续上路。刚走几步，就有一对夫妇怒气冲冲地追上来，责问他们为啥打听孩子的名字。无论巨成和净心怎么解释，夫妇俩都坚信他俩就是“叫魂”者。接下来，保正和村民就把俩和尚扭送到了萧山县衙。
另外一路化缘的和尚，法名正一和超凡，他们在萧山城的西门遇到兵丁盘问，在他们的行李里搜出了剪刀、锥子和扎辫子的带子。捕快就问，和尚没有头发，带剪刀、锥子和带子干什么？围观群众认为，他俩就是要剪大伙的辫子，用来“叫魂”。俩人有口难辩，也被抓到了县衙。
接下来就是一顿刑讯逼供，而后是层层上报。等案子报到省里，浙江按察使曾日理发现，和尚“叫魂”证据不足，但案情有新的发现：镇守萧山城西门的捕快曾向和尚们敲诈未遂，而后就栽赃诬陷。最后，案子退回萧山，捕快挨了板子，戴枷示众，和尚们无罪释放。
怪事多多，都没证据，但在那个迷信盛行的时代，人们更相信口耳相传的谣言。即便是地方官员，也对“叫魂”的传说将信将疑。谣言很快就传遍大江南北。不过，这些案件虽然情节各异，但都有四个共同特征：
第一，故事结构相似。都有人涉嫌剪人辫子，在咒符上写人名字，以便偷人灵魂，或者盗窃财物。
第二，全都证据不足。所有嫌犯都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被抓的，所有供词都是刑讯逼供的产物，没法采信。因而，几乎所有嫌犯都被释放。
第三，嫌犯全是外地人。出事的嫌犯，不是乞丐，就是游方和尚，总之都是外地人，很容易被熟人社会隔出圈外、轻易识别。
第四，浸透无知与迷信。老百姓蒙昧无知，轻易听信谣言，成为所有案件发端和蔓延的重要原因。这点倒不奇怪，直到今天许多人仍然相信，灵魂和肉体是可以分离的。
“叫魂”案越来越多，蔓延到全国各地，终于惊动了乾隆皇帝。作为最高决策者的乾隆，会如何处理这一系列奇案呢？
二、两个乞丐引发的闹剧
盛夏时节，正在承德避暑的乾隆收到了各地的奏报，他马上让大学士缮写一道谕旨，发给江苏、浙江的督抚。其中这样写道：
其言甚为荒诞，或系市井剪绺匪徒借端捏造，冀得逞其鼠窃伎俩，亦未可定。但此等造作讹言，最易煽惑民听，理应留心查禁，以杜浇风。[1]
乾隆认为，“叫魂”的说法都是市井传言，荒诞不经，但这样的谣言最容易蛊惑百姓，应当严禁，防患未然。显然，乾隆没把“叫魂”案当回事。
不久，他就收到了山东巡抚富尼汉的一份奏折。其中的内容让他很吃惊。富尼汉的奏折里究竟说了什么事呢？
山东抓获了两个乞丐，分别名叫蔡廷章和靳贯子。根据俩人的供述，事情大概是这么回事：
蔡乞丐在扬州城外遇到和尚通元——他的一个熟人。通元告诉他，浙江仁和县有几个术士，精通神奇法术。他们先用迷药弹在别人脸上，趁人昏迷之机，剪掉发辫。然后对着发辫念咒语，就可以通过发辫摄取那人的灵魂。随后，他们将这段带有灵魂的发辫扎在纸人、纸马上，便可以随意拿到别人的财物。通元还说，一个叫吴元的术士正在招募学徒，建议蔡乞丐入伙。
于是，蔡乞丐就来到浙江入伙，学了一些妖术，以为可以用它来发财了。他来到山东邹县，走进一家饭馆，抄起迷药就弹向一个食客的脸，同时准备剪他的辫子。可是，那食客并没晕倒，反而跟其他人一道把蔡乞丐制服了，扭送县衙。
靳乞丐在山东章丘的道观里，遇到一个名叫张四儒的算命先生。俩人以前就熟识。张先生告诉他说，安徽宿州有个青龙寺，寺里有个法名玉石的和尚，精通法术，可以轻易地剪掉别人的辫子，而后将发辫扎在纸人、纸马上，用来获取别人的钱财。
靳乞丐是个穷人，有钱赚的事当然感兴趣，于是就被张四儒推荐给了玉石。玉石给了他一把刀和一包迷药，让他去剪小孩的发辫。靳乞丐在山东境内游走多个县城，剪了好几个小孩的辫子，后来被官府抓获。
富尼汉分析，这两个案子说明，江浙地区的术士可能向各地派出了爪牙，诱骗人们入伙。他们这样做，或许不光为了谋财，没准是要谋反，甚至是制造混乱。
这份奏折深深地触动了乾隆。在清朝皇帝看来，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压倒一切。任何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行为，都是他不能容忍的。既然“叫魂”案中的妖术已经超越了乾隆容忍的底线，那就不能只是传旨严禁那么简单了。
于是，乾隆向全国各省督抚发布了新的紧急上谕，命令各省严厉追捕“叫魂”术士，保护百姓免受妖术之害，维护地方稳定。对于抓获的术士，要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予以严惩。
然而，收到谕旨的各地督抚，又会作何反应呢？
只有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全省范围内大肆搜捕，抓了一批“叫魂”嫌犯。其余的大部分督抚反应比较一致，根本不相信世界上还有“叫魂”这种妖术。由于“叫魂”案发端于江浙，当地最高军政长官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和浙江巡抚永德的反应最有代表性。
面对乾隆的谕旨，高晋的反应不紧不慢。他写了一道奏折，表示只在杭州地区发现了一些谣言，江苏没有剪辫子的事。一旦传谣者被抓获，谣言的传播路径被截住，地方也就安定了。高晋是汉军正黄旗人，叔父是内阁大学士高斌，姐姐是慧贵妃，家族地位很高。不过，高晋深谙为官之道，不想招惹麻烦，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就把这一系列案子压下来了。这次，他猜错了皇帝的心思。
乾隆对高晋的复奏很不满，在朱批中说，既然别的省都奏报了剪辫子的案例，你江苏省怎么可能没有。你们这些官员“化有为无之术实属可恶”！[2]可是，高晋毕竟是贵族后裔，即便是磨洋工，乾隆对他也无可奈何。于是，高晋的属下——江苏巡抚彰宝，成了替罪羊。
根据山东巡抚富尼汉的奏报，几桩“叫魂”案背后的妖人就躲在江苏境内。而彰宝这时正在追查另一桩贪腐案，刚有点眉目，根本没工夫查办“叫魂”案，自然也就抓不到那几个妖人了。正当他兴高采烈地把追查贪腐案的重大进展奏报给乾隆时，得到的却是一顿数落。
乾隆说，那桩贪腐案“不过地方公事之一，况已查有端倪，无甚棘手。若匪徒潜匿肆其鬼蜮伎俩，扰害闾阎，民生之害最钜要”，彰宝“轻重倒置”了。[3]
乾隆的批评，以及山东方面的情报，让彰宝很紧张。他一面派人追查，一面询问山东方面情报是否可靠。可是，彰宝这通忙活，还是没有扭转乾隆的成见。
大家一定会觉得奇怪：高晋和彰宝远离京城，乾隆怎么会对他们的表现了如指掌呢？
三、乾隆与大臣的博弈
清兵入关后，江南地区的抗清运动如火如荼，非常惨烈。江南的汉族士大夫对清朝的统治并不服气。有鉴于此，清廷在江南地区设立了江宁织造、苏州织造和杭州织造，名义上是替宫里采买丝绸、衣料，实际上是刺探地方吏治和民情。这三个织造都由皇帝的包衣奴才担任，绝对忠诚可靠，皇帝对他们的情报格外看重。《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的爷爷曹寅，就担任过江宁织造，扮演了密探的角色。这次，提供秘密情报的重任就落到了苏州织造萨载的头上。
萨载很快就写了一份奏折，讲了两方面情况：一是“叫魂”案的实情，二是高晋和彰宝的表现。乾隆从这份奏折里获得了一个重要情报。
萨载说，苏州就发生了几起“叫魂”案。只是因缺少证据，嫌犯都被无罪释放。州县官们没有继续追查，也没听说有谁的辫子真被剪去。
前面提到，高晋曾奏报说，江苏没有发生“叫魂”案。显然，高晋扯了谎，有意隐瞒了事实真相，彰宝也没有及时奏报。萨载的情报印证了乾隆的判断。于是，乾隆给这两位督抚写下了这样一段评语：
高晋既习于阘冗，毫不振作。彰宝前任藩司日久，原不免沾染积习，嗣在晋抚任内，诸事尚知奋勉，意其痼习以悛。乃自调任江苏以来，故智复萌。[4]
意思是说，高晋办事拖沓，已经是振作不起来了。彰宝以前长期担任布政使，沾染了些官场习气。后来调到山西当巡抚，办差还算努力，原以为他的那些毛病都改了。不料调任江苏巡抚后，老毛病又犯了。这样的批评算是非常严厉了。
彰宝自知背上了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的罪名，只好一面自请朝廷责罚，一面戴罪立功，抓捕所谓的“嫌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