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月楼和阿宝勇于突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门当户对”等传统观念，毅然走向“自由恋爱”和“婚姻自由”的道路。然而，他们的“突围”没有成功，阿宝成了悲剧人物。
杨月楼虽然也遭遇了不幸，但他后来跟沈月春的结合，则是新旧两种观念交织的产物。一方面，两人同是伶人，最终没能跨行通婚，依旧是“门当户对”；另一方面，他们又是患难真情，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自由相恋，自由结合，这无疑是社会进步的表现。
曹文璜和玉姑的结合，本是遵从父母之命的传统婚姻，由于张百万的横加干预，变成了为追求自由恋爱而“逃婚”“私奔”。幸运的是，他们历尽劫难，终成眷属，成为从传统婚姻向自由婚姻过渡的典型案例。
在社会转型和发展进程中，新鲜事物层出不穷，这对社会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既要及时更新知识，完善知识结构，提高认识水平，更要在思想观念上与时俱进、兼容并蓄，跟上时代步伐。这不是一件容易事，但客观现实要求他们必须做到。
第二，面子该不该大过真相？俗话说，宁拆十座庙，不毁一桩婚。两个案子的一审官员叶廷眷和杨重民，恰恰都是棒打鸳鸯、拆散姻缘。不该获罪的获了罪，真凶却逍遥法外。
最糟糕的是，当他们发现案件本身尚有疑点，所获证据形不成完整链条，不足以给嫌疑人定罪之时，竟然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威和面子，罔顾事实真相，继续维持原判。即便是他们的上司，在复查的时候也为了不得罪同僚、不惹麻烦、不担责任，而选择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面子丢了，还能找回来；性命没了，就永远无法挽回了。不为群众性命负责，不为案件真相负责，只为自己的名节和面子负责的做法，不仅可怕，而且可悲，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渎职行为，都不该成为官员本色。
第三，如何调和人治与法治的矛盾？杨月楼案和太原奇案，都是冤案起始，最终实现了案情的戏剧性翻转。其中所蕴含的“人治”与“法治”的矛盾问题，值得关注。
杨月楼案以一种离奇的结局收尾，杨月楼本人并没有被翻案，而是因为慈禧的一纸赦令而出狱。倘若没有官职更高的好友陈砥节的干预和复查，太原奇案或许就那样将错就错了，曹文璜和莫老汉也就只能含冤而死。两件奇案的结局翻转，都离不开强力人物的干预。这样的情况再次说明，清代社会虽然有律法，但依旧是专制主义的“人治社会”，没有纳入良性循环的法治轨道。如今，有些多年难以解决的问题，依旧需要“大人物”的协调，才得以推进和根治。这再次说明，“人治”的影子依旧存在，按部就班地推进法治进程，仍面临诸多因素的掣肘。
人治与法治，从来都是一对相互矛盾的事物。我们倡导依法治国，反对人治，并不妨碍人在法治社会中发挥影响和作用。没有人的具体落实，法治也无从谈起；没有法治的观念和法条的详细规定，人去落实法治便没了依据，会重演“人治”和“独裁专制”的悲剧。摆脱人治的影子，真正推进依法治国、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社会，我们还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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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婚姻状况
杨月楼案和太原奇案，都不约而同地直指封建社会婚姻制度的落后和野蛮。那么，清代社会的婚姻状况究竟如何？人们是如何看待和实践婚嫁这一人生大事的呢？
清代继承明代法令，规定“婚嫁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这就以法律形式维护了父母对子女婚姻的支配权，也就是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宗族制度盛行的南方地区，宗祠的管理者宗长、宗子也要干预族人子女的婚姻。婚姻当事人，也就是青年男女，没有权力自主择偶，不管是否愿意，都要服从父母乃至族长的安排，这就是“包办婚姻”。倘若自行婚嫁，按照清朝律法规定，要杖罚八十。
父母给子女选择配偶，一般根据两个原则：
一是门当户对。在很多情况下，联姻是很重要的人际交往形式，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论门第”“严贵贱”是联姻的重要准则。要区分官民、良贱。即便在“官”的广义范畴里，也有贵胄、品官、缙绅等的区别。婚姻要在相同或接近的等级间进行，不能跨越太多，更不能良贱通婚，否则要接受杖罚。这样做，为的是维持“良人”的纯净血统。
二是财富对等。人们政治身份的良贱之分，跟经济状况上的贫富之别，虽然不是一一对应，但大体相当。很多区域既辨别良贱，又区分贫富。尤其是家境平平者，顾虑女儿婚后生活质量，往往事先考察男方经济状况，正所谓“中下之家论财”。尤其在聘礼和嫁妆的数量上，婚嫁双方经济实力上的博弈体现得更突出。乾隆年间翰林院检讨夏醴谷曾说：“将择妇，必问资装之厚薄，苟厚矣，妇虽不德，亦安心就之；将嫁女，必问聘财之丰啬，苟丰矣，婿虽不肖，亦利其所有而不恤其他。”意思是说，主婚的男女双方家长对对方的礼物比较挑剔，其实也是在查看对方的经济实力。
关于婚龄，清朝官府规定的最低年限是男16岁，女14岁。达到婚龄，即可结婚。这个政策比较稳定。不过，一些社会上层（比如皇帝）为了繁衍后代，维系“国本”，选择早婚；也有许多缺乏男性劳动力的贫困家庭，为了增加人手，经常给小儿子娶个年长的媳妇，形成“女大三抱金砖”的情况。对此，清朝官府也从鼓励人口增长的角度出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早婚带来的社会问题是不容忽视的。
一方面是人口激增。乾隆六年（1741年）为1.41亿，道光二十年（1840年）增至4.13亿，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纪录，奠定了现代中国的人口规模。人口增长带来的不光是“多子多福”“人丁兴旺”，以及劳动力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还有无数张嘴等着吃饭。对此，清朝皇帝始料未及、忧心忡忡。然而，他们开出的药方只是“俭朴成风，勤稼穑，借物力而尽地利”，没有采取推迟婚龄、限制生育的措施。
另一方面是童养媳制度的普遍化。童养媳又叫“待年媳”，是由婆家养育女婴或幼女，待到成年正式婚嫁。这种现象的流行，有广泛的社会原因：一是贫者“女生畀人抱养，长即为抱养者媳”，也就是说，穷人家生育女儿无力养活，只好给人抚养，长大后给抚养者当儿媳妇；二是减少聘礼和陪嫁的浩大开销，没有嫁女破财之忧；三是社会上存在公婆或丈夫病重时，提前娶媳妇的习俗，称为“冲喜”，以此祈祷病人痊愈。不管怎么解释，童养媳对幼女身心带来的更多是摧残，尤其是深受婆母的虐待，被迫从事力不能及的家务劳动，遇到打骂只能默默忍受，直至“多年媳妇熬成婆”，再把自己忍受过的迫害传递给自己的童养媳或儿媳。有些童养媳甚至被婆家当作财产转卖，甚至沦为妓女或别人的小妾，惨无人道。
再婚本应是男女共有的婚姻自由，但在清代，这项权利是男性独享的。无论丈夫去世还是离婚，社会上都不提倡变成寡妇的女性再婚。用统治者的话说，夫妇为人伦之始，夫妻名分一定，终身不改。女性要保持贞节，“从一而终”，坚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理学观念。“再嫁者不见礼于宗党”，甚至会受到家人、族人甚至邻居的辱骂，乃至无法“混下去”。而对于坚持守节的寡妇和贞女，官府都会给予表彰，建立贞节牌坊和节孝坊，通过经济上和名声上的小恩小惠，阻止女性再嫁。然而，事实上，清代社会妇女再婚现象是普遍存在的。比如上海，“闾阎刺草之家，因穷饿改节者十之八九”。改嫁女子占到了寡妇的绝大多数。因此，再婚和守节本来就对立，“再婚”的要害就是财产分割，而这恰恰是权贵不欢迎的现象。
参考文献
纪丁，刘淑兰：《杨月楼》，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