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菊贞成功了，收获之大令她意想不到。案情惊动了慈禧太后，激怒了一些正直的浙江籍京官。有御史弹劾杨昌濬审案马虎、居心不良。慈禧太后看到弹劾奏章后，决定让浙江学政胡瑞澜前去复审。可是，胡瑞澜不愿得罪自己的上司杨昌濬，便复奏朝廷，认为应当维持原判。很快，又有御史上书弹劾，说胡瑞澜和杨昌濬没把案情搞清楚就匆忙结案，太不负责，建议刑部亲自复审。
慈禧连收两份弹劾奏章，当然不高兴。就在这时，汪树棠等十八位浙江籍京官联名向刑部和都察院呈递的控状，又恰好转呈到她手里。控状指责杨昌濬罗织罪名，草菅人命，上下其手，欺瞒朝廷，建议由刑部主持重审此案，以解天下之疑。
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性命，慈禧是不会放在眼里的。可是，“上下其手，欺瞒朝廷”，却说到了慈禧的痛处。
大家知道，慈禧是个权力欲很强的女人。咸丰死后，她先是联合恭亲王奕和慈安太后，发动辛酉政变，诛杀了肃顺等权臣，开始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接着，又设圈套收拾了恭亲王奕，实现了大权独揽。
虽然在朝廷里说一不二，但对于地方实力派，她还是颇为忌惮。这头号地方实力派，就是湘军集团。
这个靠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军事政治集团，这些年持续膨胀。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去世，但湘军集团依然控制着江浙等省的要缺。慈禧担心大权旁落，担心地方实力派尾大不掉，所以一直在找机会削弱湘军集团。浙江巡抚杨昌濬就是湘军集团的重要成员。为了清洗浙江官场，这个案子她管定了。
慈禧当即传旨，由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署理刑部侍郎，重审此案。
翁同龢是晚清重臣，知名度很高。他调阅卷宗后，找出三处重要疑点：
第一，卷宗上写葛品连娶小白菜，花了六十银元，这些钱足够穷人家维持好几年的口粮。一个豆腐店伙计，家境不会富裕，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第二，关于购买砒霜的时间，杨乃武向陈鲁招供是十月初三，向胡瑞澜招供是十月初二，到底是哪天？如果前后说法不一致，为什么不把卖砒霜的钱宝生叫来当庭对质呢？就在这个节骨眼上，钱宝生（钱坦）死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第三，小白菜翻供时，曾提到刘子瀚这个人，胡瑞澜复审时为何不找他问话？
他把这些疑点摆在台面，开会研究。同僚们一致认为，翁同龢分析得很有道理，杨乃武与小白菜很可能被冤枉了。于是，刑部草拟了一份奏折，把案件疑点统统摆了出来，呈送给慈禧太后。
慈禧读罢奏折，传旨把所有人犯、人证和审案官员都押送刑部，接受审讯。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惊动了太后老佛爷，这是杨昌濬、陈鲁和刘锡彤万万没想到的。既然太后已经降旨，杨昌濬也只好硬着头皮把涉案人员分批送往京城。
五、迟到的正义
刑部这次大审轰动京城。翁同龢坐镇幕后，刑部浙江司郎中刚毅主持此次审讯。刚毅升堂后，没有训斥，没有吓唬，语气沉稳，讯问有条有理，这让杨乃武和小白菜看到了翻案的希望。于是，两人声泪俱下，讲述了案情真相。
接下来要审问的是仵作沈祥。或许是被刑部公堂的气氛吓着了，他承认看到葛品连口鼻出血，就误认为是砒霜中毒导致的七窍流血。沈祥话音未落，余杭知县刘锡彤在陪审席上坐不住了，大喝一声：“胡说！”接着他径直走去，打算对沈祥开揍。可是他忘记了，这不是余杭县衙，而是刑部大堂。他的反常举动，招致刚毅的厉声怒喝：“小小七品芝麻官，竟敢咆哮刑部公堂，分明是藐视朝廷！”
刘锡彤也毫不客气：“刚大人，我这是纠正仵作的胡言乱语。再说，我是奉旨陪审，不是奉旨受审，请您尊重点。”
刚毅冷冷一笑：“仵作是不是胡说，过几天开棺验尸即见分晓。你在本案中的表现，待本官查明真相，奏报朝廷后，再来问罪！”这话让刘锡彤的心跳骤然加快。看来，刚毅这是要玩真的了。
光绪二年（1876年）十二月初五，葛品连的棺椁贴着封条运抵京城。四天后，刑部尚书桑春荣主持开棺验尸。棺椁打开的那一刻，只见葛品连尸骨皆白，牙齿喉骨也呈黄白色，没有中毒发黑的迹象。桑春荣由此断定：葛品连不是中毒而死。
这样的结论令在旁观看的刘锡彤差点背过气去。事后，他赶紧去找浙江巡抚杨昌濬想辙。杨昌濬想了一圈，就去找进京述职的四川总督丁宝桢帮忙。丁宝桢不仅是“宫保鸡丁”的发明者，更曾在山东巡抚任上杀了慈禧的亲信太监安德海，吃饭工作都有名气。不过，这次，丁宝桢上当了。杨昌濬先是陈说案情和开棺验尸的情况，又强调一旦翻案，会有许多官员革职甚至掉脑袋，这不就天下大乱了吗？丁宝桢觉得有理，就去拜会桑春荣，问问情况。
第二天，他见到桑春荣，就劈头盖脸问道：“葛品连都死了三年了，毒消骨白，开棺验尸能证明什么？如果据此翻案，多少官员将会被革职拿问，还有谁敢再当地方官呢？如此这般，您在刑部还能坐得安稳吗？”
桑春荣不愿得罪人，只是挂着笑脸，洗耳恭听。倒是坐在旁边的一个六品小官抱拳作揖道：“请丁大人息怒，下官有一事不明，不知可否赐教？”
“说吧。”丁宝桢没好气地说。
“丁大人认为人死三年，毒消骨白，请问这说法是猜的，还是传世文献讲过的？”
“这是常识，还用引经据典吗？”
“下官只知先贤文献记载，毒死之后骨髓发黑，即便尸体腐烂，骨头的颜色也不改。不知是先贤的文献可信，还是丁大人的猜测可信呢？”[5]
丁宝桢听完，才意识到小瞧了这个六品官，倍感尴尬，只得以“尽信书不如无书”来搪塞。最后，还是桑春荣出面打圆场才解了围。丁宝桢事后才知，这个六品小官正是翁同龢的侄子翁曾桂，就在刑部供职，真是“强将手下无弱兵”。
丁宝桢碰了一鼻子灰，再也不插嘴了。翁同龢将审案经过写成奏折，上报朝廷。慈禧太后做出最后裁决：杨乃武、小白菜无罪释放；余杭知县刘锡彤革职充军，发配黑龙江；杨昌濬、陈鲁、胡瑞兰革职拿问。
杨昌濬是湘军将领，将他罢免，无疑对湘军集团在浙江官场的影响力，是不小的打击。而继任浙江巡抚的梅启照，就不属于湘军集团。
刘锡彤的儿子刘子瀚畏罪自杀，而刘锡彤还没出发也死了。刚毅审案有功，受到朝廷嘉奖，开启了升官的通途。
虽然沉冤昭雪，但在封建社会，一旦清白的名誉被毁，便很难恢复。杨乃武只好重操旧业，以养蚕为生，培养出名叫“风采牡丹”的蚕种品牌；小白菜看破红尘，出家为尼。值得欣慰的是，他俩都得以善终。
六、影响深远
故事讲完了，但案件的社会影响犹存，主要分为三方面：
第一，朝廷收回了死刑裁决权。
为了避免地方督抚坐大，清廷曾采取多种制约措施，死刑复核制度就是其中之一。地方官判罪犯死刑，必须呈报刑部复核，由朝廷终审。这一方面是对死刑犯的性命负责，尽量避免错杀；另一方面也是皇权高于一切的体现。可是，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朝廷镇压不力，只好放任地方自保。在战争环境中，死刑难以及时上报复核，只好由地方督抚拍板。这样，死刑复核成了一纸空文，“就地正法”的案例越来越多。通过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慈禧太后越来越意识到，如果任由地方督抚专擅大权，“长外省草菅人命之风，其患犹浅；启疆臣欺罔朝廷之渐，其罪实大”[6]。朝廷关心的，不是老百姓的生死，不是案件是否冤枉，而是担心地方继续坐大，皇权继续旁落。慈禧要扭转的，正是这种局面。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给慈禧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第二，士绅阶层的崛起。
杨乃武的同科举人汪树屏，发动同科举人们联名写状纸，要求复审；其兄长汪树棠联络浙江籍京官奔走斡旋。这俩人的努力为案件的平反起了重要作用。可以说，杨乃武用自己的举人头衔，动员了一切社会资源，最终救了自己。而在那个时代，举人不同于普通老百姓，他们属于士绅阶层，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在这起案件中，他们用自己的努力讨回了公道，最大限度施展了话语权。
第三，平面媒体的崛起。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之所以震惊全国，举世瞩目，跟当时新闻传播工具的利用分不开。1872年4月，《申报》在上海创刊。一年后，就发生了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申报》深度介入该案，进行了长达三年多的跟踪报道，内容客观公正，以案说法，为弱者辩护，揭露刑讯逼供和司法黑幕，吸引了公众的眼球，推动了冤案的成功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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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控
清代官民如遇冤屈，经地方最高级别官府审判，仍无法解决，可进京向都察院、步军统领衙门等机构控告。这种情况称为“京控”，就是俗称的“告御状”。
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在清朝发展到了顶峰。皇帝不希望臣民有强烈的自我维权意识，遇到哪怕一丁点儿不爽之事就去打官司。《易经》就有“讼则终凶”的说法。因此，作为皇帝代言人的各级官府，虽然以断案为主要业务，但对打官司还是比较反感的，往往会做出“息讼”“压讼”的事情来。
不过，清朝前期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皇帝标榜自己是千古一帝，出于巩固统治、粉饰盛世的考虑，要向全体臣民展现自己公正无私、察纳雅言的形象，是天下最大的“青天大老爷”。对于频繁发生的社会问题，皇帝大多会把责任推卸给各级官员，让老百姓有个盼头，认为天下总还是有说理的地方。于是，清朝皇帝就开辟了“京控”的渠道，允许臣民“来京告状”，并作为一项“德政”加以宣扬。对于老百姓来说，“京控”是在面对棘手难题和冤情，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寻求最高统治者帮助的最后出路。
此外，“京控”也是中央政府加强对地方控制，皇帝加强对各级官员控制的一种方式。皇帝通过“告御状”的老百姓，了解到地方社会的许多真实情况，便于他做出贴近实际需要的决策。
从这些情况来看，“京控”的主导权在皇帝手里。他可以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将这个渠道开放或关闭。一般情况下，新皇帝继位后，为彰显自己求贤若渴的政治形象，也出于“兼听则明”的考虑，他会鼓励百姓“京控”，甚至亲自调阅相关卷宗，以便借此由头革除弊政，迅速建立属于自己的政绩。
如此，“京控”便成为中央和地方之间矛盾的具体体现。中央志在彰显“政平讼理”，地方则是竭力“劝民息讼”。至于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是否真的得到了维护，统治者主要不是从依法办事的角度，而是从平衡统治集团各方利益的角度来考虑。中央政府事务繁杂，不见得每个“京控”案都能得到及时公正的处理。地方官府为了保住顶戴花翎和既得利益，不惜用“截拿”的办法“息讼”。有些官府甚至还豢养打手，专门殴打“京控”百姓；有些官府跨省勾结，相互配合，截拿“京控”百姓。
对于清代的法制建设而言，“京控”制度是一项重要的纠错机制，它不能取代既有的司法诉讼制度，但起到了一定的补充作用。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就通过“京控”得以洗清冤屈，平反昭雪。然而，由于清朝中央政府日趋腐败，加上步入近代以来新生事物越来越多，应接不暇，“京控”案件的纠错率越来越低。一起“京控”案，少则两三年，多则十几年，才能审结，还有些案件直至清朝灭亡也没能结案，甚至出现多年来没有一桩“京控”案得到平反的情况。
“京控”制度，只能解决一部分个案，却无法根治清朝审判制度的种种弊端。面对强势的特权阶层，弱势群体的身份劣势，很难通过“京控”的司法实践得到弥补。中央政府无法通过“京控”制度改善吏治，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真正意义的“依法治国”。清朝灭亡后，随着效仿西方的新型司法体制的建立，“京控”制度也就走到了终点。
参考文献
汪半山：《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真相》，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年。
王策来：《杨乃武与小白菜案真情披露》，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
徐珂：《清稗类钞》，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注释：
[1]晚清四大奇案分别是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冤案、太原奇案和张汶祥刺杀马新贻案。
[2]徐珂：《清稗类钞》，狱讼类，“杨乃武被诬杀人案”，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
[3]见邱文燕老人的回忆文字，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收集。
[4]见何桐森老人的回忆文字，浙江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办公室收集。
[5]原文为“毒毙身亡，骨髓发黑，至腐如斯。”详见：《法制博览》（上半月），第5期，2004年。
[6]赵舒翘著，阎晓君整理：《慎斋文集》，卷五，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