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日子里，浙江巡抚永德的日子也不好过。虽说“叫魂”案在浙江最早爆出，但沈士良和计兆美的事早已结案，他认为没必要惊动朝廷，也就没当回事。然而，当山东巡抚富尼汉把蔡乞丐和靳乞丐的口供送到浙江时，永德有点懵了。口供里说，术士吴元、张四儒就在浙江。很快，乾隆的谕旨到了，要求永德报告情况，立即采取抓捕行动。
永德在全省范围内派出了密探，没有找到吴元，只找到一个名字音同字不同的和尚。可是，他跟“叫魂”案没有任何关系。至于张四儒更是查无此人。永德只好据实复奏，并保证继续严查。然而，他的这番努力，只换得乾隆一句冷冷的朱批：
不意汝竟如此无用。[5]
意思是说，没想到你竟然这么没用！永德被这句朱批弄得胆战心惊，连忙把此前所有跟“叫魂”案有关的卷宗全都送到了北京。乾隆一口气读完了这些卷宗，越看越来气。他对浙江官员给出了十二个字的评价：
纵恶养奸、颠倒是非、搪塞敷陈。[6]
在乾隆看来，各地督抚根本没把“叫魂”案的严重性当回事。于是，他又发布了一道谕旨，尤其强调了“剪辫子”的现象，把“叫魂”案跟政治效忠的话题联系了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
四、闹剧的终结
剪辫子是传说中“叫魂”的妖术之一。然而，辫子在清朝有特殊的政治含义。清兵入关后，强迫关内的汉人剃发留辫，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说法。前额剃光、脑后留辫，是当时满族男子的发型，也是汉人效忠清朝的外在表现。如果辫子被人剪了，便会被视为对朝廷不忠，这可是死罪！
因此，乾隆把剪辫子的妖术上升到政治高度，将其视为谋反。这是《大清律例》里危害最大、刑罚最重的罪名，被定为“十恶”之首。
乾隆的喊话终于起了作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纷纷行动，对那些“叫魂”术士开始了地毯式的搜捕。许多嫌犯被扭送到衙门，刑讯逼供，弄得血肉横飞，鬼哭狼嚎。可是，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足以将嫌犯定罪。尽管如此，各地督抚还是把审讯的情况写成奏折，送到了承德避暑山庄。
乾隆见地方官审不出所以然，便让他们把重要嫌犯都押到京城，由军机大臣傅恒、刑部尚书刘统勋等人组成特别法庭，重新进行审讯。可是，嫌犯们纷纷翻供，说以前的口供都是刑讯逼供所致。两份供词前后矛盾的情况越来越多。这案子已经没法审了，嫌犯全都是冤枉的。
当乾隆听到傅恒、刘统勋等人奏报的真相时，才恍然大悟，几个子虚乌有的谣言，一些捕风捉影的怪事，被他自己编织成了一个全国性的冤案。就在乾隆结束避暑，回到京城的两天之后，他就传旨结束了这场对“叫魂”案的全国性清剿。
然而，结束清剿不等于收回成命，皇上还是要面子的。折腾了这么久，乾隆当然不会承认是自己犯了错，否则只会有损于他的权威。于是，他在这道谕旨里给自己找了个台阶：“叫魂”案之所以蔓延到全国，是因为江浙官员没有及时奏报情况，玩忽职守，“因循贻误”。抓获的嫌犯里没有真正的罪犯，而都是些无辜百姓，这都是“江浙地方官养痈遗患所致”。清剿只会滋扰地方，对朝廷不利。因此，“叫魂”案就不必再查了。不过，罪犯并未落网，各地官员仍须警惕。
不光乾隆处境尴尬，那位冲锋在前的山东巡抚富尼汉也很没面子。乾隆只好对他大加安慰：
东省办理虽有过当之处，不怪汝者。以既命严缉又罪过当，则外吏将何适从。然栽赃刑求又非正道。[7]
意思是说，山东省虽然办案有点过头，但不能怪你。如果朝廷既严令缉拿，又对办过头的官员加以惩处，那封疆大吏们还怎么办案。不过，你办案的方式确实欠妥，刑讯逼供、滥抓无辜不是正道。
乾隆用这种方式，既斩断了冤案的蔓延，又回护了朝廷的颜面，特别是自己的面子。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了封疆大吏们。而那些无辜被捕的百姓，无论是乞丐，还是和尚，都身处社会底层，他们惨遭刑讯逼供，肉体摧残。在这场“叫魂”案的闹剧中，他们才是最大的悲剧。
“叫魂”案导致的乾隆朝妖术恐慌，在清朝历史上持续时间比较短暂，影响不大，长期以来鲜为人知。20世纪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孔飞力先生来到中国，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里收集了大量档案，出版了一本名为《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的专著，在国际历史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此后，对这起案件的讨论才渐渐热络起来。不过，学术界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皇帝的专制制度、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博弈，以及清王朝的地方司法实践上。
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探讨这起案件同样很有意义。我觉得有三方面意义，可以跟大家共享：
第一，谣言不可信，更不可传。乾隆年间，通讯技术还不发达，传递一封书信耗时长，成本高。老百姓更多依赖口耳相传来获取信息。因此，各种传言对社会舆论的影响是很大的。错误导向的谣言，对社会的负面影响非常深刻，甚至难以挽回。今天，我们生活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时代，获取信息的平台和渠道增多了，但仍然无法避免以讹传讹的情况。这就需要有关部门抢占舆论高地，端正舆论导向；需要新闻媒体做负责任的报道，释放正能量，弘扬好风尚；需要老百姓相信权威发布，相信事实真相，不信谣，不传谣。大家都为维护社会稳定做出贡献。
第二，重视底层民众的利益诉求。“叫魂”案中，那些所谓“嫌犯”都是身处底层的老百姓。乾隆君臣在追查的时候，似乎从来都没有去探讨，为什么他们会相信妖术、想使用妖术。乾隆朝是清朝最强盛的时代，但在盛世背后，潜伏着各种社会矛盾。底层百姓依旧吃不饱、穿不暖，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在外地饱受歧视。在不公平面前，他们保持沉默。在利益诉求得不到认同的情况下，他们只能诉诸妖术，以此来追求一种自我实现，从而引发一连串闹剧。今天，社会崇尚公平正义，各阶层的利益都应兼顾，特别是中低收入阶层的合法权益，更不能忽视。
第三，做人做事，过犹不及。在“叫魂”案落下帷幕之际，乾隆对山东巡抚富尼汉进行了一番安慰。不过，其中提到办案过头，实际上是委婉地批评了他。列宁曾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就会变成谬误。”中国也有类似的成语，叫“过犹不及”。无论做人做事，都要把握分寸，追求恰到好处，才可能把事情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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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本、奏本、奏折、谕旨
在“叫魂案”的大恐慌中，乾隆帝对地方官的遥控，地方官对乾隆帝的请示、呈报和蒙蔽，都通过奏折和谕旨等官方文书来维系。那么，什么是奏折？什么是谕旨？它们在清代官方的公文运转系统里，是如何发挥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的独特作用呢？
（一）题本和奏本
说起奏折和谕旨，还得先从题本和奏本说起。
题本和奏本，都是清朝沿用明朝的官方上行公文形式。
根据明永乐年间的规定，“诸司有急务不能面陈，许具题本投进，专用于公事”。外形为用纸折叠而成的“折子”，里面每幅六行，每行二十字，从右到左竖着写。其中第一面（封面）一定会写“题”，以说明该折子的体裁。大臣写好题本并用印盖章后，送通政司审核行文格式。审核通过后的题本称为“通本”，会送达内阁。如果是中央部院的题本，则可以不经通政司，直接送到内阁，称为“部本”。
内阁大学士拿到通本或部本，会对其中的事项提出初步处理意见，写在小纸票上，相当于替皇帝草拟了圣旨，因而称为“票拟”。当然，票拟的处理意见未必只有一种，而是可能有三到四种，供皇帝斟酌选择。
夹带着票拟的题本送达宫中，经皇帝认定和批准后，内阁和批本处会将皇帝认可的票拟文字用红笔誊录到题本上，这样的题本就会称为“红本”。随后，红本转送六科。其不仅留存原件，还会抄录三份，一份发相关衙门落实执行，一份送内阁供史官记录，一份给六科相关部门备查。
凡是题本上有批红的圣旨，内阁票签处的值班中书都会逐日逐件抄录，装订成册，称为“丝纶簿”。每年年终，内阁会将六科保管的红本原件收存于红本库。
与题本不同的是，奏本报告的是内容以私事居多，首幅（封面）写有“奏”字，标明体裁。写好后不能用印。到清代，类似官员到任、升转、加级、记录、宽免、降罚、降革留任、谢恩等内容，都用奏本。清初规定，奏本字数不要多于三百字。呈报程序同样要经过通政司审核、内阁票拟、皇帝裁定、抄录圣旨、送六科发抄施行等环节。
题本和奏本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主要是公务，后者主要是私事，除此之外，大体相似，可以概括出四个特点：一是官员上书，二是折子样式，三是通政司和内阁先行处理，四是六科督办落实。
相对而言，题本和奏本由于流转环节多，很难保密，程序繁复，批转效率也很低，其内容更多的是例行公事的事务性、程序性工作。清朝皇帝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从军事斗争和加强对江南汉族士大夫聚集区的控制，尤其对重要公文的保密和执行效率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因此，奏折和谕旨作为两种新的公文体裁应运而生。
(二)奏折和谕旨
奏折的外在形式跟题本、奏本一致，都是用纸折叠而成的“折子”，但内容和用法大相径庭。它是由皇帝指定的大臣单独给皇帝密报，由皇帝直接用朱笔批示，再发还该大臣的官方文书。
奏折产生的年代，学术界还有争议，一般有顺治年间、康熙初年、康熙中叶三个说法。然而，不管哪种说法靠谱，反正到康熙中叶以后，康熙帝已经指定一些亲信大臣和常驻外地的内务府包衣奴才写奏折。他们的奏折内容，最初是谢恩折，后来发展到刺探民众动向、查访官员言行、留意雨雪粮价等情况，并随时上报皇帝。雍正年间，奏折制度又得到了细化和完善。
奏折的流转渠道是绝对意义的单线联系。皇帝指定有资格写奏折的官员，发给一个特制折匣，配有两把钥匙，皇帝和这个写奏折的大臣各一把。大臣写好奏折后，密封起来，装入匣中并上锁，交亲信家人快马送走，直送京城。如果遇到急事，则途中换马不换人。家人进京后，直接到紫禁城东侧的景运门，将折匣交给值班太监。由太监将这个折匣送到养心殿。皇帝亲自开锁拆阅。待皇帝做出朱批后，封好锁上，由值班太监送到景运门外，交给该大臣的家人带走。这样就最大限度地解决了效率和保密问题。
大臣按照奏折上的朱批办完差事后，会定期将奏折交回京城，由雍正年间设立的军机处誊抄一遍，做录副备份，原件和录副件都由军机处设立专档保管。
写奏折的大臣，原先只有类似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以及一些地方的重要督抚，后来拓展到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甚至一些知府。有资格写奏折，就意味着受皇帝信任，能够将自己的意见直达天听，是责任也是荣誉，许多官员求之不得。
雍正是一个热爱政治事业的皇帝，动辄批示几十字、数百字。有时候尾批不过瘾，还要夹批、眉批。有时候觉得可能需要较长的批示，甚至会形成一道命令，奏折的空白处有限，干脆就批示三个字“另有旨”。然后，把他特别设立的秘书班子——军机处的大臣叫来，口授旨意，由他们默记。然后，这些军机大臣回到养心殿外的军机处值房，口授给军机章京形成文字稿。这个文字稿，就是谕旨的草稿。谕旨拟好后，由军机大臣核对无误，随即呈报给皇帝核改。有时军情紧急，皇帝改完，不必誊写，就把花脸稿发出。多数情况下，皇帝改完，由军机章京誊清、用印，形成谕旨定稿。
谕旨分为两类：一是明发谕旨，交由内阁抄录和发出，向天下宣示，一般都是公开文件；二是廷寄谕旨，一般是对奏折事项的处理意见，事出机密，不经由内阁，而是军机处直接封好并盖印，由兵部密封后交驿使快马送给草拟奏折的大臣。遇到事情紧急，则要快马加鞭，日行三百到六百里不等。
这样来看，奏折和廷寄谕旨的特点，就是事由机密、经手人少、效率较高，自然而然，这两者便成为皇帝周知天下情形、快速做决策的有力工具。奏折出现并普及后，题本和奏本的内容就不再重要，越来越呈现事务性、程序性的特点，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承办奏折的军机处，则取代内阁和议政王大臣会议，成为朝廷新的权力中枢。
参考文献
[美]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4年。
注释：
[1]《清高宗实录》（影印本），卷八一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2]《清高宗实录》（影印本），卷八一三，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廷寄》，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九日。
[4]《清高宗实录》（影印本），卷八一五，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卷853，第2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一日永德奏折。
[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卷853，第2号，乾隆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一日永德奏折。
[7]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卷860，第12号，乾隆三十三年十月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