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当看到“斩监候”三个字时，康熙犹豫了。他不是对张伯行失望了吗？为什么还会犹豫呢？我觉得原因有三：
第一，清官不能杀。张伯行追查张元隆案，可谓锲而不舍，展现了以国事为己任的精神。这么负责的官员如果要杀掉的话，后人会说康熙是昏君的。康熙是个好面子的人，张伯行这面清官的旗帜，他怎能轻易砍倒呢？
第二，民意不可违。张伯行是汉族士大夫里的精英，民众支持度还是很高的。朝廷宣布将他革职后，苏州许多老百姓自发罢市，举着黄旗到张鹏翮公馆，要求将张伯行官复原职。如果把张伯行杀了，可谓民心丢尽，政治影响肯定是负面的。
第三，江南搞孤立。张伯行之所以招致江南高官的众怒，是因为高官们或多或少都从大米走私的生意里获利，或者起码是他们受贿了。追查张元隆兄弟，会损害这些高官的经济利益。所以，张伯行犯了众怒，在江南官场高度孤立。
有人会问，既然这么多高官都有经济问题，为什么不把他们抓起来治罪呢？康熙晚年，老皇帝为储位斗争的事伤透了脑筋。所以，这几年他治理天下的核心思路就是“务求安静”，过几年太平日子。所以，江南官场不能动，即便动，也只能动张伯行。
于是，康熙决定：张伯行从宽免死，调进京城，命南书房行走，署仓场侍郎。一方面是放在自己身边保护起来，另一方面也变相承认了张伯行在地方的办事能力确实不行。而噶礼则因受贿等多宗罪名被免职，几年后赐死。
既然康熙君臣都认为，张伯行办事能力差，在张元隆的事上惹了麻烦，那么康熙会不会因此给张元隆平反呢？答案是否定的。这倒不是因为张元隆只是一介草民，而是康熙另有考虑。
那么，康熙是怎么想的呢？
四、面向世界之窗匆匆关闭
康熙中后期，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日益扩大。中国茶、布和瓷器深受西方市场欢迎，出口规模逐年递增，源源不断地换回白银。然而，由于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特点，以及内地老百姓购买力弱，对海外商品的需求有限，这些白银就没有回流到国际市场，而是留在了中国，并且产生了贸易顺差。
白银大量内流，就会造成通货膨胀。虽然带来的物价上涨趋势是平缓的，但多年累积下来，涨幅也是很明显的。康熙自己就注意到：
朕前巡幸南方时，米价每石不过六七钱。近闻江浙米价，每石竟至一两二三钱。[8]
康熙当然没学过现代经济学，没法把白银内流和米价上涨联系起来。在他看来，“天生物产，只有此数”。如果大批量地出口大米，国内的大米肯定供应不足，引发米价上涨。米价一涨，社会就会不稳定。尤其是江浙地区的汉族士大夫，对“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记忆犹新，本来就对清朝统治者不太服气，如果米价再涨起来，导致社会动乱，其后果不堪设想。
想到这儿，康熙忽然生发出一种不祥的预感：
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9]
康熙觉得，这些跟中国做生意的西方国家，迟早会成为中国的心腹大患，不可不防。张伯行在奏折中曾提到：
内地之米，下海者甚多……其载往千百石之米，特为卖与彼处耳。[10]
卖到海外的大米，数量多，目的地很明确，这现象让张伯行触目惊心。他尤其提到：
米粮贩往福建、广东内地尤可，若卖与外洋海贼，关系不小。[11]
张伯行的担心，也正是康熙的担心。张元隆这样的大商人，如果仅仅是将大米跨省贩运，卖到福建、广东，就相当于肉烂在锅里，问题不大；但如果是把大米卖给海盗，特别是海外反清势力，那就是里外勾结，既赚了大钱，又资助了敌人，对清朝在江南的统治势必不利。于是，康熙很快就做出了几项决定：
第一，立法禁止出口大米。《大清律例》采纳了张伯行的建议，补充了一条例文：“至渔船出洋，不许装载米、酒……违者严加治罪。”[12]到乾隆元年（1736年），这条例文又被具体化：“奸徒偷运米谷潜出外洋接待奸匪者，拟绞立决。”[13]
第二，不给张元隆平反。张元隆的船队被肢解，船主们要么死在监狱里，要么转行或单干，一支庞大的远洋商船队就这样销声匿迹了。张元隆背着串通海贼的莫须有罪名，一直没获平反。
第三，关闭南洋贸易。为了从根本上杜绝大米走私出口带来的政治威胁，康熙帝下令，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起，关闭南洋贸易。中国商船禁止到东南亚做生意。
康熙这次“闭关”，跟乾隆中叶的“闭关”有很大区别。乾隆的“闭关”，是不光不允许“走出去”，就是主动来中国做生意的西方商人，也要严格限制，通商口岸由四个缩减到只有广州一口，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842年《南京条约》的签署。而康熙的“闭关”，只是单方面关闭中国与南洋地区（东南亚）的贸易，即不允许中国人“走出去”做生意，但不排斥东南亚的商船来。
比起乾隆中叶的“闭关”，康熙的“闭关”相当于关上了半扇门，双向互动改成了单向被动。即便如此，由于东南沿海地方官和商人、百姓，很多都得靠南洋贸易维持生计，所以他们一直呼吁，希望朝廷收回成命。
康熙在位时期，即便这样的禁令弊大于利，老皇帝也不愿意自废武功，丢掉面子。因此，“纠偏”的使命就落到了雍正的头上。雍正五年（1727年），朝廷终于接受各方建议，解除“闭关”禁令，恢复南洋贸易，准许中国商船到东南亚做生意。因此，跟乾隆中叶以后的那次“闭关”相比，这次“闭关”只是个插曲，影响小得多。然而，如果放在更高层次来理解，这算是转折点，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评价：
第一，维护政治稳定，确保粮食安全，无可厚非。对康熙来说，禁止大米出口，并以此为由头关闭南洋贸易，首先是从政治上来考虑的。他要确保国内粮食供给充足，稳定粮食价格，避免因粮价上涨导致国内社会不稳，尤其是防止江南地区失控，成为清朝统治造成的心腹大患；同时，防范粮食出口资敌，避免海外敌对势力壮大。康熙的这种考虑无可厚非。
第二，思维方式落后，思想观念落伍，失去机遇。18世纪是大航海时代的继续。张元隆船队拥有商业扩张的潜质，却被官府打压和扼杀。中庸保守的思维方式在社会精英中占了上风，中国也就失去了一次发展壮大海上力量，独立自主步入近代社会，从而避免19世纪民族灾难的历史契机。如果对比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英国政府保护下四处扩张的历史，就会觉得张元隆船队的覆灭更加可惜。
雍正五年（1727年），关闭南洋贸易的禁令解除，上海松江码头恢复了往日的繁忙景象。只是，没人再敢贩卖大米，也再也没有庞大的商船队。一切都按部就班，继续着盛世的气象。但这样的盛世，对清王朝，对中国，是福？是祸？
【知识链接】
洪任辉“告御状”
就在张元隆船队灰飞烟灭四十年后，也就是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一个名叫洪任辉的英国人，不远万里来到天津告御状。这是怎么回事呢？
乾隆中叶以前，虽然清廷开放四口通商，但专以英国等欧洲列强为贸易对象的，只有广州一口。广州的粤海关和作为贸易代理商的十三行垄断了广州外贸，英国商人从中国购买生丝、茶叶的成本高昂，额外缴纳的规费（小费）较多，不胜其扰。从自由贸易的角度出发，英商希望能在贸易口岸方面多点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