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兴盛了几十年的南洋贸易突然被朝廷叫停。康熙皇帝宣布，禁止中国人到东南亚做生意。这道禁令的负面影响之一，就是摧毁了一支大型远洋商船队，使中国走向蓝海的梦想在清前期完全破灭。这究竟是怎么引起的呢？康熙这次闭关，跟乾隆中叶的闭关有什么不同呢？
江苏巡抚张伯行号称“天下清官第一”，但处理南洋贸易这件事办得非常被动，甚至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请随我一起揭开“康熙闭关之谜”。
在清朝历史上，先后出现过三支强大的船队。第一支是施琅统率的福建水师，曾经在统一台湾的战争中立下头功。第二支，或许大家比较陌生，是大商人张元隆麾下的商船队。第三支是北洋舰队，一度成为亚洲最大的海军舰队。第一支和第三支大家都很熟悉，都是官府供养的军队。
我们的故事，就从商人张元隆和他这支神秘的商船队讲起。
一、船老大和他的大洋之梦
张元隆是上海人。文献里留下了两段他的背景资料：
声名甚著，家拥厚资，东西两洋，南北各省，倾财结纳……党援甚众。[1]
……
立意要造洋船百艘，以百家姓为号……往来东西二洋及关东等处。[2]
这两段文献给我们提供了关于张元隆的四个重要信息：
一是财大气粗，名气大、影响远；
二是广交朋友，朋友遍布国内各省和海外各地；
三是船队庞大，号称要造一百艘大海船；
四是触角很长，贸易范围伸向东西二洋和“关东”地区。
什么是“东西二洋”？有人认为，东洋就是日本，西洋就是郑和到过的印度洋，甚至欧洲。这个解释是错的。
明末以来，中国的海外贸易对象主要是东南亚，即“南洋地区”。这个地区国家比较多，为了便于辨识和管理，朝廷就以文莱为界，将南洋地区切割为东洋和西洋。所以准确地说，东洋主要是指今天的菲律宾、马来西亚东部、印度尼西亚东部、文莱；西洋主要是指中南半岛上的越南、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西部、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西部等。
什么是“关东”？“关东”不是指山海关以东的东北地区。当时，东北作为清朝的龙兴之地，是被封禁的，不让内地人过去。直到清朝末年开放封禁，才有了“闯关东”的说法。所以，张元隆不可能把船开到东北，也找不到生意对象。
这里的“关东”可能是指日本。虽说当时日本实行锁国令，只开放长崎对外贸易。传统意义的“关东”是指今天的东京附近，离长崎很远，但在很多文献里，“关东”就指代日本。
张元隆不是吹牛，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他真的拥有一支数十艘洋船的庞大商船队。当时每造一艘船需要用银七八千两。光这些船就值几十万两银子。按照购买力计算，就相当于今天的一亿元人民币。看起来似乎不太多，但别忘了，这仅仅是船的价值。船上每次装载的货物价值，要多出成百上千倍。所以，我估计张元隆拥有的资产总量，至少有几百万两银子，相当于今天十亿元人民币以上，比当时江苏省全年的财政收入还多。
张元隆能发展到这一步，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地缘特色。
清朝建立后，为了对付东南沿海坚持抗清的郑成功集团，清廷在沿海各省迁界禁海，又闭关锁国和坚壁清野，搞得劳民伤财、怨声载道。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统一台湾，迁界禁海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第二年，清廷就废除了这个政策，开放四口通商。此后三十年间，每年有超过两百艘中国商船前往日本做生意，超过一千艘中国商船到东南亚做生意。
在中国的外贸格局中，上海的位置得天独厚。它是长江三角洲的龙头，背后有太湖流域丰富的丝织品资源，面向大海，去日本和东南亚都很方便。这推动了上海海上贸易和造船业的进步。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清廷取消了不许民间私造双桅杆和多桅杆海船的禁令，商人们可以合法地制造大型海船。上海的富商建立了好几支大型商船队，张元隆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船只都有多大呢？
根据日本方面的记载，前往长崎的上海商船，特大船载重600—1000吨，大船250—300吨，中小船100—150吨。木壳船能有这样的吨位，那是相当大的。
上海商人跟日本的贸易，一般是出口丝绸、纸张、笔墨、瓷器、砚台、药材，换回中国紧缺的黄铜、金银和海产品。跟占领东南亚的欧洲人做生意，主要是出口丝绸、茶叶，换回海参、燕窝、鱼翅、蔗糖、象牙等奢侈品。由于路途遥远，生意做不完，有些商人只好住在异国他乡过冬。长崎就有专供中国商人居住的唐人坊。
长时间的海上航行，使船主们不光要面对惊涛骇浪的考验和背井离乡的痛苦，还要时刻提防海盗的袭击。清朝官府虽然放宽了对造船吨位的限制，但仍然对出海中国商船携带的武器和铁器做了严格限制。这样，中国商船在遇到海盗时就毫无还手之力。无奈之下，一些商人就主动依附官府，借助官府力量，要么偷带武器，要么借兵船保护生意。还有的商人干脆向官员行贿，换取官府默许和袒护他们的非法贸易，帮他们牟取暴利。
张元隆所做的生意，既有合法的，也有非法的。他利用弟弟张令涛是两江总督噶礼女婿的便利条件，获得官府对他生意的长期庇护。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的这点小秘密被一个清官发现了。这个清官是谁？他又是怎么发现这个秘密的呢？
二、“第一清官”肢解“第一船队”
这个清官，就是江苏巡抚张伯行。由于为官清正廉洁，他被康熙皇帝授予“天下清官第一”的荣誉称号。
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夏，张元隆的船队又被海盗抢了。他忍无可忍，只好报官。张元隆是大商人，案子当然受重视。江苏巡抚张伯行亲自查办。不过，张大人在查办过程中，无意间发现有水手“假名冒籍”，私贩海上，经年不归。虽然这种事常见，但按照官府的规矩是不允许的。
更让张伯行惊讶的是，他发现张元隆曾指派弟弟张令涛给噶礼行贿，送的礼品足足装了十多船。当然，噶礼也投桃报李，调用水师战船以缉私为名，帮着张元隆运大米。这些大米都是从苏州采购，装到战船上运往宁波，而后转移到张元隆的商船上运送出海。
用战船运送稻米，当时是有先例的。一旦哪个地方遭灾，粮食歉收，朝廷会调拨战船，运送粮食赈济灾区，或者开展异地调剂，稳定粮食市场。很显然，战船运粮完全是出于公用。而张元隆借用战船运粮，是瞒天过海，避开海关盘查，把大米卖到海外牟利。
大家会问，粮食出口不是很正常吗？现在是很正常，当时就不太正常。清前期的通用货币是白银，但中国自产的白银很少，主要靠出口商品，换取海外大量输入的银元。而顺治到康熙前期，中国长期搞迁界禁海，白银进不来，江浙地区就通货紧缩。即便朝廷开放了四口通商，白银依然奇缺。这就造成江浙地区的大米价格远低于国际市场价。由于朝廷没有明文禁止大米出口，那么商人把国产大米卖到外国，不仅不违法，而且有利可图。
这个现象，张伯行也注意到了。他曾向朝廷奏报：“江南之米，被下海船只带去者甚多。”[3]这说明，做大米出口生意在江浙地区蔚然成风，不只张元隆一家。那张伯行对此又有什么疑虑呢？
他有两点看不懂：
第一，清前期的中外贸易中，大米不是大宗商品。中国的贸易对象国，包括东南亚国家和朝鲜、日本等，都不缺粮食，不是大米的净进口国。那么，张元隆运这么多大米出国，究竟卖给谁呢？
第二，既然出口大米不违法，那张元隆为什么还要重金贿赂噶礼，利用战船运输呢？难道仅仅是为了逃脱海关的税收吗？是不是还另有隐情呢？
一开始，张伯行就认定张元隆是海贼的化身。对外贩卖这么多大米，除了赚钱，还有可能是为了资助海贼。不过，这只是张伯行的猜测。
虽然没证据，但是张伯行有做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眼看官商勾结，他绝不能袖手旁观。于是，张伯行抓住涉嫌受贿和包庇纵容张元隆贩卖稻米出洋这两宗罪状，写奏折弹劾两江总督噶礼，要求朝廷按规矩严办。
此时，康熙为几桩大案忙得焦头烂额，根本没工夫给张伯行的奏折写批示。可张伯行觉得，朝廷不给谕旨没关系，他就自己审。于是，他下令把张元隆及其属下的船主都抓了起来，逐个审问，搞清楚到底把大米卖到哪儿去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意外发生了。
什么意外呢？咱们都知道，刑讯逼供在清朝衙门里司空见惯，监狱的环境也很糟糕。受不了牢狱之苦的张元隆，还没来得及招供就突然病倒。由于没有及时治疗，他竟然死在监狱里了。有十二名船主耐不住严刑拷打，丢了性命。抓获的几个海盗头子都说根本不认识张元隆。这下张伯行麻烦了：非但死无对证，还背上了草菅人命的嫌疑。噶礼趁机反手一击，给康熙写奏折，告了张伯行一状：
前冬（张伯行）泊船上海，阻臣出洋，恨臣不从，迁怒船埠张元隆，陷以通贼，牵连监毙。[4]
噶礼说张伯行是公报私仇，迁怒于张元隆，诬陷其私通海贼，把他关在监狱里弄死了。
这时，张伯行脑子有点乱。他认为，监狱方面在张元隆生病时不报告，死了也不验明正身，出具文书。这只能说明张元隆死得蹊跷，背后一定有鬼！就在这时，又有一桩案子引起了他的兴趣。
上海县有个老百姓叫顾协一，状告张令涛霸占他的房屋，还说张令涛“有水寨数处，窝藏海贼”。眼下，张令涛就藏在江苏布政使司的衙门里。大家知道，张令涛是张元隆的弟弟，噶礼的女婿，顾协一的举报如果属实，恰恰印证了张伯行此前的猜测。
于是，张伯行马上派人到布政使司衙门，找江苏布政使牟钦元交涉，要他交出人犯。牟钦元回应说：我没有藏匿人犯啊，交什么呢？情急之下，张伯行干脆派兵包围了布政使司衙门，并且进行了搜查，但一无所获。牟钦元被张伯行的做法激怒了，说张伯行丧心病狂，到处诬告，此人该杀。张伯行觉得理亏，怕丑闻传出去对自己不利，便先下手为强，写了份奏折弹劾牟钦元。
事态严重了，消息传到皇帝的耳朵里了，康熙该怎么办呢？
三、老皇帝的艰难抉择
康熙先免了噶礼和牟钦元的职务，并派赫寿接替噶礼担任两江总督，前去调查。赫寿到了苏州一打听，江南地区的高官“无对张伯行称善者”。既然张伯行的人缘这么差，他的话肯定不能信。赫寿调查一番后，采纳了大多数官员的意见：张令涛跟海贼勾结的说法，是顾协一道听途说，并无真凭实据。牟钦元衙门里确实没有张令涛的踪迹。根据张令涛之子张二供述，张令涛本人已前往湖广、福建。这样，赫寿否定了张伯行的指控，并以此向朝廷奏报。
看了赫寿的奏报，康熙很是诧异。张伯行是“天下清官第一”，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呢？带着这样的疑惑，他又派吏部尚书张鹏翮等人前去复审。张鹏翮虽然跟张伯行同是清官，但觉得张伯行的种种作为纯粹是“瞎折腾”，就不自觉地跟大多数江南高官站在同一条阵线上。于是，张伯行就成了被告。
在审问过程中，张鹏翮问：“到底有没有海贼？”
张伯行答说：“确实没有。”
张鹏翮说：“既然没有海贼，那你以前号称有海贼，就抓捕张元隆兄弟，就是欺骗皇上啦？”
张伯行很倔，当庭否定了“欺君之罪”。他说：“我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防止海上出事，急于防微杜渐。张元隆虽然死了，但党羽众多，他们造船出海，人人都能冒名顶替，领取证照。而且张令涛就躲在布政使司衙门里，就算不是通匪，不是跟海贼勾结，也算是地头蛇、黑社会。我作为地方大员，怎能坐视不管呢？”
虽然义正词严，但张伯行毕竟60岁了，长时间车轮战一般的审讯，就算不动用刑罚，他的身体也吃不消。最后，他只好承认诬告了牟钦元，愿意接受革职处分。
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七月，张鹏翮向朝廷启奏，说张伯行“诬陷良民，诳奏海贼甚多，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建议处以斩监候（即死刑缓期执行），得到刑部批准，报康熙做最后裁决。
这时的康熙，对张伯行的印象有点变差了。在跟一些大臣的交流中，他流露出了些许不满。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十二月二十日，在与大学士们的交谈中，他说牟钦元“居官甚好”，张伯行“操守虽清，为人糊涂无办事之才”[5]，弹劾牟钦元都是胡说八道。两天后，在召见新任浙江巡抚徐元梦的时候，他再次指出，“张伯行操守虽好，而办事多糊涂执拗之处”[6]。赫寿、张鹏翮等人对张伯行的审讯，康熙也没干涉。
康熙对张伯行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呢？主要是因为康熙末年社会问题突出，需要更多有实务操作经验的官员来妥善处理，化解矛盾。张伯行是儒生，虽然德行高尚，做事规矩，但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很欠缺。康熙认为“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7]。说白了，就是清官“好看不中用”。
因此，康熙认为：“宁用操守平常的能吏，不用因循误事的清官。”当然，这跟我们今天倡导“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理念不一致。但不管怎么说，康熙确实对张伯行有成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