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后也要防
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代帝王都对自己手中的权力极为重视。权力，是一切的基础，帝王手中的权力如果旁落，那么结果将会非常凄惨。
乾隆采取一系列手段，独揽了大权，使自己稳稳坐在大清朝的龙椅之上。但是，他却并没有因此而掉以轻心。因为他知道，权力是一道诱人的大餐，总会有人在一旁虎视眈眈。皇权最容易出现漏洞的地方，一是被大臣们分权，二是被皇室成员分权，而后者尤为可怕。
确实如此，如果皇室成员觊觎皇帝手中权力的话，那么后果就很可怕了。因为，这将引起血腥的夺权斗争。康熙年间，康熙皇帝的那些儿子们，只是因为争夺储君之位，便已闹得天翻地覆，日月无光了。由此可见，皇室成员之间的权力争斗有多么可怕！
在这一点上，乾隆做得也很出色。他通过种种手段，把大臣手中的权力统统紧握在自己手中，杜绝了大臣弄权现象的发生。对于皇室成员，他“预防”得也很严。
即位之初，乾隆的儿子们都还年幼，自然无法争权夺势，他也无须小心防范。那么他要去“防范”谁呢？除了兄弟之外，他最要紧“防”的是皇太后。他要“防”皇太后，并不是无的放矢。纵观中国历史，太后干预朝政的现象屡见不鲜。从汉朝的太后吕稚到清朝的孝庄，太后干预朝政的现象似乎从来没有停止过。究其根源，是因为皇帝同皇太后之间关系太过密切，这使得皇太后干预朝政有了可能。
皇帝同皇太后之间的关系，自然十分密切，世上任何一对母子都是如此。
康熙在世时，就曾预言弘历生母钮祜禄氏是“有福之人”。看来确是如此，他说完这句话的第二年，雍正即位，钮祜禄氏被封为熹妃，后来又晋为熹贵妃。及至乾隆即位，她自然而然成了太后，尊号为“孝圣宪皇后”。
她的福气，自然不全是因为成了大清朝的皇太后，更多是因为有一个孝顺的儿子。在中国历史的皇族之中，乾隆是著名的“孝子皇帝”。孝为德之本，乾隆孝母，纯系天性，并没有因为自己是皇帝而有些许做作和掩饰。他对母亲的深挚感情，完全是发自内心。《乾隆帝及其时代》中记载，登基之后，国务繁忙。但是，乾隆仍坚持像以前那样“三天问安，五天侍膳，对母亲的生活起居，关怀备至”。对于一个日理万机的皇帝来说，这不仅是难得，更是难能可贵了。
还有一些小事，也能体现出乾隆对母亲的孝顺。即位之初，乾隆为了作好表率，在平时生活中十分节俭。他甚至拒绝臣子过年过节给自己进献贡品，以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但是，他的节俭却没有用在母亲身上。每一次皇太后过生日，他都大操大办，绝不心疼银子。乾隆六年（1741），皇太后50岁大寿，乾隆为了让母亲开心，效仿康熙五十大寿时的做法，把寿诞场面操办得热热闹闹。那天，皇太后由圆明园返回宫中，他便组织了许多60岁以上的老人，在路边“瞻仰跪接”。据《清高宗实录》记载，那一天，仅仅赏赐那些跪接之人，就花费了十多万两白银。至于皇太后的六十大寿，乾隆更是花钱如流水，极尽铺张之能事。而他铺张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博得皇太后的欢心。
当然，除了在生日时博得老太太欢心之外，乾隆还从来不吝惜自己的“空闲”时间。乾隆很忙，几乎没有什么空闲时间，但是他总能想尽办法挤出一些时间，多陪陪母亲。有时候，即便是出巡，他也要带上母亲，陪她散散心，看看湖光山色。而老太太呢，也愿意跟儿子一起外出“旅游”。据《乾隆帝及其时代》中记载，每次跟儿子出巡，老太太总是“乐此不疲，不管年龄已大，路途遥远，总是高高兴兴地出外旅游。一路上供应侍候，自然十分周到、殷勤，但风尘仆仆比在宫中园中无事静养，总要辛苦得多。也许正是因为她不喜欢宫廷中寂寞刻板的生活节奏，她宁愿跟着儿子到处奔走，游山玩水”。从这些记载中我们不难发现，乾隆对于母亲的眷恋和关爱。
但是，孝顺是一回事，权力又是另外一回事。乾隆极为孝顺，只要能让母亲开心，他愿意背上挥霍奢侈之名，甚至什么都愿意去做。除了一点，他一直都能把住权力关，不让母亲碰触自己手中的权力。对于他来说，这是忌讳！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二十六日，也就是雍正死后的第三天，乾隆就以新君的身份，发出了一道谕旨，用以告诫宫中太监宫女：
凡国家政事，关系重大，不许闻风妄行传说，恐皇太后闻之心烦。皇太后仁慈抚爱朕躬，圣心切至，凡有所知，母子之间岂有不告之理？但朕与诸王大臣所办政务，外人何由而知？其应奏闻后者早已奏闻矣。宫禁之中，凡有外言，不过太监等得之市井，传闻多有舛误。设或妄传至皇太后前，向朕说知，其事如合皇考之心，朕自然遵行；若少有违，关系甚钜，重劳皇太后圣心，于事无益。尔等严行传谕，嗣后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终难逃朕之觉察，或查出，或犯出，定行正法。陈福、张保，系派出侍奉皇太后之人，乃其专责，并令知之。
很显然，这道谕旨针对的是后宫里的太监宫女，不让他们“闻风妄行传说”。他们是说者，那总得有听者吧！听者是谁？自然是皇太后。所以，乾隆这道谕旨的根本目的，是不让皇太后参与政治。不让她知道，不就什么事也没有了吗？孝顺和参政，根本就是两码事，乾隆懂得这些。
乾隆确实有先见之明。虽然从即位之初，他就做出了预防措施，不让皇太后参与政治。但是，皇宫本就是政治的聚集地，要想完完全全地把皇太后杜绝于政治之外，似乎也不太可能。有些时候，皇太后还是会在有意无意之间触及政治的边缘。
《清高宗实录》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太后在和乾隆聊天时偶然提到，顺天府东面有座庙宇很灵验，不过年久失修，已经快要倒塌，希望皇帝能够拨一点钱，加以修缮。老太太一心向佛，有些念头，实属正常。但是她的提议却无可避免地触及到了政治。后宫不得干政，这是乾隆的底线。
乾隆听见母亲这样说，满面堆笑地应承下来。可是一转身，他就狠狠地斥责了太后寝宫的首领太监陈福：“张保糊涂不知事务，陈福随侍圣祖多年，理合深知体统，几曾见宁寿宫太后当日令圣祖修盖多少庙宇？朕礼隆养尊，宫闱以内事务，一切仰承懿旨，岂有以顺从盖庙修寺为尽孝之理？”虽然生气，但太监张保和陈福毕竟是皇太后身边的人，不宜重责。他再次警告陈福：“嗣后如遇此等事务，陈福等不行奏出，轻意举动，多生事端，朕断不轻恕。”事情或者并不严重，皇太后只是无心提了一句，但在乾隆看来，皇太后这几句无心之言，却正好与政治有关。他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件事自然也瞒不过老太太，她知道儿子为什么生气。自此之后，对于朝政，她再也没有多加妄言了。历史上乾隆皇帝与孝圣宪皇后之间子孝母慈，乾隆固然孝顺，而他的母亲也十分明理，一生从不干预政事。
亲王宗室靠边儿站
乾隆曾言：“盖权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
这句话是说：权力必须操纵在皇帝手中，千万不能倒拿着权力之剑，把剑柄递给别人。别人一旦操纵了权力，那么皇帝的地位就危险了。
确实如此！自古以来，权力就是一把利刃，谁掌握了权力，谁就有了凌驾于万人之上的资本。
从这个角度来看，皇权极度自私。正是因为这种自私性，所以无论哪一朝哪一代，皇权都会成为人们觊觎和窥伺的目标。尤其是那些有野心的人，他们会想：“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掌握了权力，我也可以做皇帝！”有这种想法的百姓可能不多，但是在皇室中却大有人在。
原因很简单，皇室成员离皇权最近。以雍正朝为例，很容易弄清楚这个问题。雍正为什么能够坐上皇位？他是通过种种手段，击败了众多竞争对手。事实上，当年他的那些兄弟们，都极有可能登上皇位，君临天下。他们的成与败，仅在一线之间。可以说，皇权曾经离他们每个人都很近，但只有雍正抓住了。正因为离皇权很近，所以皇室成员最容易心动。而作为皇帝，乾隆也一直在小心翼翼地预防皇室成员心动。
当然，这并不是说，皇室成员非要有心夺得帝位，才能对皇权产生威胁。历代以来，皇族成员往往都容易左右朝纲。一旦出现这种情况，皇权就已经受到威胁了。
还以清朝为例。大清王朝在崛起的过程中，最倚重的就是家族力量。这很容易理解，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血缘关系使得合作关系更为融洽。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他们都是依靠如狼似虎的兄弟和儿子，打出了天下，争得了江山。但是，问题也出现了。在南征北战的过程中，皇帝那些兄弟和儿子们，手中的权力也越来越重。这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那些手握重权的皇室成员们，开始左右朝政，甚至是觊觎皇位。
于是，皇室宗族之间的内斗就产生了。事实上，自大清朝立国以来，这种斗争就在不断发生。当年还在关外之时，努尔哈赤就同舒尔哈齐、褚英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火并斗争。舒尔哈齐是努尔哈赤的同母弟弟，而褚英则是努尔哈赤的亲生儿子。及至进关，顺治又与叔叔多尔衮之间展开了斗争。离乾隆最近的，莫过于雍正和兄弟们的相互残杀了，他甚至还得为这个血淋淋的故事收尾。
前朝之鉴，使乾隆心生警惕。他不得不考虑，如何才能杜绝这种现象的发生。对于母亲，他可以用“后宫不得干政”的借口，使其远离政治。但是，怎样预防其他皇室成员呢？
乾隆即位时，他的兄弟大部分已经逝世，只剩下弘昼和弘瞻两个弟弟。同为雍正之子，两个弟弟对他的皇位威胁最大。当然，他不是雍正，没有像雍正一样，想方设法除掉兄弟以绝后患。他有自己的方法。
即位之前，乾隆同两个弟弟之间的感情都很深，尤其是弘昼。他与弘昼同年，小时候两人同吃同住，同师读书，手足之情笃深。就连雍正传位弘历时，还殷殷期望弘昼能够辅佐兄长。由此可见，乾隆与弘昼之间，感情确实非同一般。登基之后，乾隆曾言：“（弘昼）与吾自孩提以至于今，且孺且耽，怡怡如也。”弘昼也说：“同气之欢，岂语言文字所能尽载乎？”他们兄弟两人之间的感情，已然超出了语言文字所能描述的范畴。
帝王有帝王的苦衷，正是因为乾隆与弟弟弘昼之间的感情过于深刻，所以他要提防弟弟。谁能保证，弘昼不会恃宠而骄？谁又能保证，弘昼不会心生忌妒生出二心？两人同是雍正之子，且年龄相同，结果一个是天子，一个是臣子，如果说弘昼心里没有一点儿不平衡，恐怕连乾隆都不能相信。
结果，乾隆登基之后，君臣之分压倒了兄弟之情，提防之意压倒了亲爱之心。他纵然还是很爱弟弟，但却不能像之前一样无所顾忌了，他要提防不在弟弟身上发生前朝之祸。而提防的最佳方法，就是杜绝。没错，他开始像对待母亲一样，把两个弟弟隔离在权力之外。
平日里，他对两个弟弟极为优待，金钱爵位，毫不吝啬。他甚至还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与弟弟们赋诗饮酒，谈天说地。作为兄长，他对弟弟们确实是呵护备至。但是有一点，他绝不让弟弟们染指朝政。据《啸亭杂录》记载，他与弟弟们在一起时，经常会提醒他们不要干政。“时加训迪，不许干预政事，保全名誉”，他时时在两个弟弟耳畔敲响警钟，防止他们行差踏错。
看起来，他对弟弟们确实是优待有加，但却在无形之中把他们推进了另一种生活。他的两个弟弟，表面上是天之骄子，尊崇无比。但实际上，他们却不得不徘徊于政治权力之外，无所事事。过去不比现代，一个人除了参政之外，很难有施展才干的机会。事实上，乾隆的两个弟弟都很有才干，但他们却只能混吃混喝等死。这样的现实，使弘昼和弘瞻在心理上发生了扭曲，弘昼性格骄纵，盛气凌人；弘瞻骄纵跋扈，任性贪婪。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有一次，弘昼和军机大臣讷亲闹意见，竟然当众对讷亲拳打脚踢。乾隆知道弘昼性格中的缺点，故而不断借事加以敲打，希望其能有所收敛，认清君臣之分。
还有一次，弘昼与弘瞻到后宫给皇太后请安。闲来无事，母子三人便闲聊起来。弘昼一时忘形，不小心跪到了太后座椅旁边的藤席上。这本是小事一件，却犯了皇帝的大忌，因为这个藤席是乾隆平日跪坐的地方。按照大清律历，弘昼的行为属于“仪节僭妄”。乾隆知道这件事后，毫不留情，罚了弘昼三年的俸禄。弘昼实属无心，但是乾隆对其的严厉惩罚，却恰恰显示了乾隆对皇权的重视。任何人，都不容许有一丝僭越行为，哪怕是至爱兄弟。
这件事，使弘昼彻底灰心。他从精力充沛的青春少年开始，终日在王府中花天酒地，醉生梦死。实在无聊时，便挖空心思，想出各种匪夷所思的游戏，以供娱乐之用。直到60岁病逝，他一生从来没有染指政治。
乾隆的另一个弟弟弘瞻，也是一生从未触碰过政治。他在乾隆的刻意“恩宠”和时时提醒下，自觉远离了朝政。只是，他的性格同样有些扭曲变态。身在帝王之家，一生富贵无限，但他却极度贪婪。他仅仅活了32岁，便郁郁而终。
说到底，弘昼和弘瞻都是乾隆的亲生兄弟。乾隆虽然不允许他们触及政治权力，但在其他方面却对他们恩宠有加。至于皇族中的其他人，可就没有这么好的“待遇”了。对待其他皇族，乾隆从来是不假辞色，极为严厉。
在乾隆以前，满清皇室一直都是政治的中坚力量。但是，从即位之初，乾隆就开始有意打破这个格局，尽量让皇室成员远离政治。即便到了避无可避之时，他还是想方设法地去减弱皇室成员手中的权力。
据清史料记载：乾隆刚刚即位时，曾奉雍正遗命，以自己的叔叔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以及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为顾命辅政大臣，组成御前临时机构“总理事务处”。但是，这个“总理事务处”却没有存活几天便“夭折”了。居丧期后，乾隆便撤掉了这一机构，恢复了军机处。为什么要以军机处代替“总理事务处”？乾隆自有考虑。军机处恢复以后，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人成为了军机大臣，而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则被排除在外。这，才是乾隆的真正目的。
自此，清政府便出现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这一规则自乾隆初年开始，经嘉庆、道光，直到同治年间才被打破。由此可见，乾隆的这种做法对后世影响之深。
那么，这种做法起到相应的作用了吗？当然！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有效地限制了亲王宗室手中的权力，为稳固皇权提供了有力保障。
但是，刚开始时，他的这种策略却差点引起了皇族的动荡。自即位以来，乾隆屡施仁政，对宗族极为优厚，该赏的赏，该赦的赦，本来已经赢得了皇族的好感，获得了整个皇族的支持。但是，他却突然中断了皇族干政的权力，这又引起了皇族的不满。对于皇族成员来说，他们从太祖皇帝努尔哈赤时起，已经习惯了手握重权。如今突然失去了权力，就好像背后突然没有了依靠，这让他们惶恐不安起来。
康熙在世时，最钟爱两个孙子，一个是废太子之子弘皙，一个是弘历。康熙驾崩后，曾在遗诏中嘱托雍正，善待弘皙。事实上雍正也做到了这一点，无论他对自己的其他兄弟子侄多么残酷，始终没有处理弘皙。但是很不幸，弘皙却不慎卷入了乾隆引发的这场政治风暴中。
新政实行之后，皇族成员基本上无事可做。闲来无事，弘皙和几个叔伯兄弟，经常聚在赋闲在家的庄亲王家里，谈论朝政，发泄不满。
很快，这事被乾隆知道了。据《清高宗实录》记载：乾隆四年（1739）十月，乾隆以“结党营私，行动诡秘”为由革去庄亲王双俸。对于弘皙，乾隆忌讳更深，他以“胸中自以是旧日东宫嫡子，居心甚不可问，即如本月八日，遇皇帝诞辰，制一鹅黄肩舆进呈，似欲待皇上不要，自己留用”的罪名革去其亲王爵位，将其永远软禁。至于其他几个叔伯兄弟，也同样没有逃脱乾隆的惩处。
至此，宗亲王室成员才真正感受到乾隆施行新政的决心，再也不敢妄起干政的念头。
太监不得干政
宦官是皇帝的家奴，同样也是离皇帝最近的人。如果皇帝一不小心，将君主权力赋予一部分给宦官，让他们去干预朝政，就会形成宦官祸乱的局面。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干预朝政的现象也有很多，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明朝魏忠贤之乱。魏忠贤得势时，被称之为九千岁，仅比身为万岁的皇帝矮上一级，由此可见其对朝政的影响之深。
乾隆自然不会允许这种现象发生。事实上，乾隆是中国历史上防范宦官干政最成功的皇帝之一。
所谓宦官，就是指太监。太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产物，是专供皇帝及其家族役使的官员。他们的特殊性就在于，同皇帝以及皇室走得很近。确实很近！以皇帝为例，皇帝身边佣人，除了宫女之外就是太监，而太监往往又能胜任许多宫女不能做的工作。这样一来，大多数时候，皇帝身边的近侍就只有太监了。
这使得太监掌权成了可能！
乾隆清楚地明白这一点，所以从即位之初，他就开始迫不及待地敲打太监。他发布上谕，提及雍正时期一些太监不遵守既定礼制，妄自尊大。他提到了苏培盛，狠狠斥责了这个太监。
苏培盛是雍正的近侍，深得宠信，甚至破例获赏当铺。因为被雍正宠信，他手中便有了一些权力，故而在庄亲王、弘历、弘昼等人面前颇为不敬。乾隆说：“以前在朕兄弟面前，或半跪请安，或执手问询，甚至与庄亲王并坐接谈，毫无礼节。”又说道：“前朕与和亲王等在九州清宴瞻礼时，值苏培盛等在彼饮食，伊等不但不行回避，且复延坐共食，而阿哥等亦有贪其口腹，与之同餐者。朕躬后至，稍坐而出，嗣是朕即不复在九州清宴用饭。”
身为宫中的老太监，苏培盛等人不会不知道宫中的规矩。可是，他们为什么这么大胆，敢“半跪”向皇子请安，“执手”向皇子问询？因为他们背后是皇帝，是大清朝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的宠爱使他们间接也有了权力。所以，他们才可以晓规矩而不遵。如果再进一步，他们可能就要干政了。
乾隆说得很明白，“太监等乃乡野愚民，至微极贱，得入宫闱，叨赐品秩，已属非分隆恩。”他警告太监：“尔等当自揣分量，敬谨小心，当怀畏惧，庶几永受皇恩，得免罪戾……嗣后尔太监等各自凛遵制度，恪守名分……寻常以公事接见王公、大臣时，礼貌必恭，言语必谨，不可稍涉骄纵，以失尊卑之大体。即在街市行走，不可出言詈人父母者，许被詈之人即行重责。至于奉内廷阿哥等事件，必当庄重敬谨，不可曲意顺从。”
或许正是这种太监是“贱民”的思想，使乾隆把对太监的预防措施做得极为到位。可是，中国历史上每一代皇帝都认为太监是“贱民”，但为什么鲜有人把预防太监干政工作做得如此到位？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宫廷典制并不完备。乾隆深知，提点和痛斥宫中的太监，只能是治表不治根，要想真正做好预防太监干政工作，必须让太监们有“法”可依。
鉴于现状，他下令编纂了两本典籍，一为《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一为《国朝宫史》。这两部典籍，除了详细规定太监的等级、职权和待遇外，还对太监的管理及处分做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总而言之，太监们有任何行差踏错，甚至是言语规矩不合礼仪，都能依这两部“宫廷法典”，得到相应的惩处。
规矩有了，接下来要看执行的人。事实上，乾隆所编纂的这两部“宫廷法典”，只是在前朝管理的基础上加以完善而成。这也就是说，前朝历代，宫廷里都有一套管理太监的制度。之所以无法杜绝太监干政，主要在于执行人身上。皇帝是人，太监也是人，当皇帝与太监朝夕相处久了之后，难免会发生感情。一旦皇帝对太监有了维护之意，那么再完善的法规制度，也就没有作用了。
在这一点上，乾隆做得很好。虽然他很重感情，也与不少随侍太监建立了不错的个人关系。但是关系好归关系好，太监一旦犯错，他决不宽赦。
有一次，他在更换夏衣时，被藏在袖口处的一根缝衣针划伤了手臂。他龙颜大怒，马上责令调查。原来，这是因为当值太监马虎，没有认真检查衣服。虽然他很喜欢当值太监张玉和蔡勋，但还是依法对他们施了鞭笞之刑，并罚他们做苦力。他并非心狠之人，但却知道，如若有法不依，那么不法的现象将愈加难以控制。自即位以后，他以严厉手段处置违法太监的事，不胜枚举。正是在他的严格控制下，宫中太监才不敢稍有违规之举。
虽然宫中法规森严，但是太监干政的现象还是时有发生。这是因为太监的地位非常尴尬，他们虽然在宫中活动，接触皇帝的机会很多，但是地位却非常低下。一些大臣稍微向他们施加些压力，或者给予一些好处，他们就有可能卷入到政治的旋涡中。
乾隆三十九年（1774），奏事处太监高云从向当朝大臣们泄露了职官任免档案。乾隆在获知这一消息后，雷霆震怒。他立即下令，对这件事展开全面调查。结果，大学士于敏中、军机大臣舒赫德、尚书蔡新、总管内务府大臣英廉等高官都受到了乾隆的痛斥；左都御史观保、侍郎吴坛等人则受到革职的处分；而太监高云从，则被立即处斩。
乾隆的怒火，震惊了满朝文大臣，更是震慑了宫中的太监们。所有人都意识到：太监不能干政是底线，一旦越过这个底线，那么平时看起来温文仁厚的皇帝，便会成为凶神恶煞。
事实证明，乾隆的严厉手段极其有效：乾隆当朝六十年里，太监们始终没有对皇权构成任何干扰和威胁。太监祸乱朝政现象，完完全全被乾隆排除在外。
最后的胜利者
为了集专制大权于一身，乾隆巧施种种措施，将皇室宗亲赶出了中央权力的核心。他甚至不惜运用严厉手段，惩处了欲有妄举的叔伯兄弟。这虽然有违他亲厚宽仁的作风，但却有效地维护了皇权不受侵犯。
除了皇室宗亲以外，对皇权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朝中重臣了。
皇帝是国家的最高领导者，大臣们就是他的左右手。皇帝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必须分出一些权力给这些“左右手”。当这些大臣们分到的权力越来越多时，便也能左右朝政了。所以，皇帝必须找到一种方法，既能利用大臣的才干为自己办事，又能不让他们左右朝政。这也就是说，皇帝必须懂得防范大臣分权。
乾隆同样是防范大臣分权的个中高手。
雍正末年，朝中大臣里有两大支柱，一是鄂尔泰，一是张廷玉。这两个人，颇得雍正信赖，位高权重。据清史料记载，雍正在弥留之际，特别对鄂尔泰和张廷玉的政治品质予以表彰，并说“朕可保其始终不渝”。他显然对儿子不放心，怕其迫害老臣。为了更加保险，他又以“将来二臣可配享太庙”的方式来保护二人。雍正的苦心，显示了他对这两位大臣的钟爱之心。
鄂尔泰的官做得很大，到雍正末年，他已经官至保和殿大学士、军机大臣，居内阁首辅地位，更是晋爵一等伯。他与雍正的关系非常亲密，常常称雍正为慈父，雍正也对他说：“朕与卿一种君臣相得之情，实不比泛泛。”事实上，鄂尔泰比雍正没小几岁。早年鄂尔泰在官场上并不得志，没有受到康熙的重用。直到雍正即位以后，他才一路高升，做到内阁首辅的位置。他很感激雍正的知遇提携之恩，所以对其非常忠诚。而雍正也因他的“居官奉职，悉秉忠诚”，对他宠信有加。
张廷玉没有在边疆或边地建立过什么殊功，但是他谨慎敏捷、文采出众，且拟旨得体，在内廷帮雍正筹划机务出力很多。还有一点，张廷玉在修《圣祖仁皇帝实录》时删削了许多不利于雍正的文字，因而很得雍正信任。雍正七年（1729）军机处成立时，已经成为保和殿大学士的张廷玉就成为了军机处第一批成员，而且排名第二，仅次于怡亲王允祥。由此可见，雍正对于他的青睐和信任。
因为信任，所以雍正在弥留之际要保护他们；因为信任，所以雍正死后他们成了顾命大臣，辅佐新君。可以说，在乾隆初年，鄂尔泰和张廷玉两人，是名副其实的一人之下，百官之上的元老重臣。
本来，皇族中还有几个亲王能与鄂、张二人相互制约。但是，乾隆即位之后实施了新政，把皇室宗亲赶出了中央权力的核心。这样一来，鄂、张二人就真正大权在握了。大清王朝的金字塔，自乾隆以下，就以他们二人居首。
问题也随之而来。中国古代官场，一直存在着互相援引、互相攀附的不良风气。换句话说，就是朝中大臣们多喜欢拉帮结派，寻找靠山。鄂、张二人原本出身不同，受雍正知遇的背景各异，于是两人各有一批追随者。雍正年间，他们两个人都是雍正信赖的人，但由施政理念不同，二人又各有主张，因此常常“阴为角斗”。当然，雍正对这些不可能不知道。不过，雍正并不反对大臣间的明争暗斗，只要不太过分，不影响到朝政，他并没有严加干涉。当然了，雍正是位严厉的君主，他们两人虽然争斗不休，但却一直不敢明目张胆地拉帮结伙。乾隆的即位，使他们的争斗有了生存的空间。他们都是聪明人，看出新君的施政作风与其父大不相同，非常柔仁。
于是，他们凭借前朝老臣的身份，又有拥戴新君之功，便变得嚣张起来。他们开始拉拢党羽，“明争明斗”起来。连乾隆都看得出来，认为当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之门户之习”。所谓“门户之习”，指的就是拉帮结派，互相争斗。
虽然看出来了，但是新即位的乾隆却颇为无奈。原因之一，就是这两位大臣手中握有实权。他必须依靠这两位实权派大臣处理国家事务，稳定政权。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因素：这个时候乾隆的当务之急，是要解除皇族内部的威胁因素，防范后庭失火。所以，对于鄂尔泰和张廷玉的争斗，他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方法，容忍了他们。甚至，他还巧妙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争斗，让这两大派系互相制约。
但是，这毕竟不是长久之法。鄂尔泰同张廷玉之间的斗争，已经慢慢影响到了皇帝的权力。乾隆不能容忍这样的分权现象继续下去，他决定要采取行动了。
乾隆四年（1739），乾隆整肃允禄等皇族势力后，开始实施对鄂、张两大权臣的打压计划。当然，鄂、张二人是前朝元老，他不会无缘无故去找他们的麻烦。事实上，当皇帝要想打压大臣的时候，总会有许多冠冕堂皇的理由。
他先打压了鄂尔泰的嚣张气焰。
雍正死后，王公大臣允禄、鄂尔泰等人上奏，准备把雍正的棺木停放在寿皇殿东面果园地方暂时安奉。但是乾隆不满意他们的想法，认为先皇棺木应该停放在雍和宫最为妥当。在他的坚持下，雍正的棺木暂停雍和宫一年之久。后来，雍正安葬易州陵寝，雍和宫便空了下来。
雍和宫系雍正和乾隆两代君主居住的吉地，是龙兴之所，空下来便空下来了，谁也不敢妄加多言。但是，鄂尔泰为了讨得和亲王弘昼的欢心，竟然主张将雍和宫赐给弘昼居住。事情不大，鄂尔泰最多只是提了个建议，采纳与否还得由乾隆决定。但是，这个建议跑到乾隆耳朵里，味道就变了：龙兴之所，鄂尔泰难道不知道吗？赐屋是皇帝专有的权力，鄂尔泰如何能够擅做主张？盛怒之下，乾隆断然拒绝了鄂尔泰的请求，并借机将其痛斥一顿。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但乾隆却已经大挫了鄂尔泰的锋芒，使他知晓君臣之别。
乾隆即位后，违反雍正“弃绝苗疆”的做法，转而对动乱的苗疆用兵。为什么雍正末年苗疆之乱久平不息？根源还在于鄂、张之争。
苗疆动乱发生后，张廷玉一党为打击鄂党，制造舆论，迫使雍正将鄂尔泰革职夺爵。同时，张廷玉党人张照又自请到苗疆督战理事。张照本不是个庸才，原不至于会使平乱频繁失利。只是他到了贵州以后，一心要打倒鄂尔泰，收集其罪状，故而根本就不能专心用兵。这才使得平乱失利，毫无成效。就连“改土归流”的策略，也被他废除了。
乾隆即位后，决心要对贵州苗疆用兵，同时继续施行改土“归流”政策。这个时候，鄂尔泰已重回中央掌权。“改土归流”政策原本是鄂尔泰提出的，所以乾隆又谕示他主持贵州平乱。鄂尔泰派遣心腹张广泗前往贵州平定苗乱，而张照则成了众矢之的，被逮捕下狱。
依照鄂尔泰的平乱策略，张广泗很快就平息了苗变。张广泗腾出手脚，开始在贵州寻找攻击张廷玉党的证据。他们想，张照在苗疆督战时，军需银两上出现了一些问题。依照大清律例，张照的罪名已经很大了。但奇怪的是，当张广泗将张照的这些罪状呈报给乾隆的时候，乾隆只是略施小惩，便赦免了张照之罪，并让其入值南书房。难道乾隆特别钟爱张照，抑或张廷玉？
都不是！乾隆知道，“鄂尔泰与张廷玉素不相得，两家亦各有私人”。而张照、张廷玉、张广泗和鄂尔泰四人之间的关系，他亦知道得清清楚楚：盖张照即张（廷玉）之所喜而鄂（尔泰）所恶者，张广泗即鄂所喜张所恶者。他更是坦言：“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其实他是心如明镜，懂得如何平衡两派之间的争斗。他知道，张广泗之所以要置张照于死地，还是因为两党争斗。所以，他不能让鄂党占据上风，也不能让张党落于下风，反过来亦然。所以，当张照获罪时，他反而能放其一马，赦免其罪。他的赦免，其实是一记警钟，他在告诉鄂尔泰和张廷玉：你们斗吧！大权最终还是掌握在我手里。
皇帝的警告和震慑，使鄂尔泰和张廷玉开始意识到，这位看起来宽仁敦厚的主子，其实一点儿也不简单。他看似静若处子，实则不“动”则已，一“动”惊人。他们两个，开始对自己的行为有所收敛了，乾隆的“敲山震虎”彻底地“震”醒了两人。
但是，树大了，根叶总是很茂盛，他们想要完全控制住已经很难。
乾隆七年（1742），鄂尔泰长子鄂容安出了问题。陕西道监察御史仲永檀因弹劾步军统领鄂善有功，升任左副都御史。仲永檀是鄂尔泰党人，而鄂善则是张廷玉党人。仲永檀升官之后，气焰极为嚣张，经常与鄂容安私下交通。鄂容安当时在南书房行走，担任詹事府詹事。虽然鄂尔泰多次警告儿子要收敛行事，但鄂容安并不在意，他与仲永檀一起，利用京中与内廷的资料，弹劾打击异己。
这件事最终被乾隆获悉。乾隆怒将他们二人拿问，并斥责鄂尔泰“不能训子以谨饬”，也“不能择门生之贤否”，也将其治罪。
经此打击，鄂尔泰心力交瘁，再也兴不起分毫拉帮结派的念头。乾隆十年（1745），68岁的鄂尔泰因病逝世。乾隆遵行皇父雍正的遗命，准他配享太庙，入贤良祠，并赐“文端”谥号，恩礼隆厚。
至于张廷玉，也早已想退出党争。但是，身居高位，想退也并不容易。自乾隆十三年（1748）以后，张廷玉每每因乞休、配享等事与乾隆发生争执，并遭到猜忌。其实张廷玉是真想告老还乡，但却很难全身而退。鄂党残余大学士史贻直借张廷玉请求归老还乡一事，斥责其一生未建大功，没有资格配享太庙，并上书皇帝从众意罢其庙享。乾隆本有此意，但却极不愿意被大臣左右，因而没有理会史贻直的请求。但自此以后，张廷玉一党也渐渐沉寂下去了。
乾隆二十年（1755），张廷玉卒，谥号文和，配享太庙。在清代，汉大臣配享太庙者，仅其一人而已。
鄂尔泰同张廷玉倒下之后，两党的争斗自然也烟消云散，乾隆又紧紧独揽了大权。权臣会分享皇权，党争会破坏皇权，在集权专制的皇帝看来，这些都必须清除。乾隆的聪明之处在于，不动声色地清除了权臣和党争。
“乱花”岂能“迷眼”？
整个朝廷，就如同一座品类繁多的大花园。乾隆是管理者，可以高高在上俯瞰整个大花园。每座花园里，总会有几株花开得特别娇艳，惹来争斗无数，鄂尔泰和张廷玉就是其中最出色的两株。但是，除了他们之外，这座花园并不见得就能宁静下来，争斗和混乱在所难免。
这实在是无可避免的事实。据资料显示，乾隆年间，全国约有两万名文官，七万名武官。这是大花园的全部阵容，这实在是太过庞大了。身为管理者，管理和操纵如此庞大的官员队伍，是绝对的难题。可想而知，漏洞和空子必然会产生。
如鄂尔泰、张廷玉之流，因为身居高位，所以备受瞩目，连皇帝都会经常审视他们。因此，他们的小动作往往瞒不过乾隆的眼睛。但是，如何盯紧那些藏在犄角旮旯儿的官员？这似乎很难，很不容易做到。
但是乾隆做到了。
戴逸先生在《乾隆皇帝及其时代》中说：“新皇帝一旦从前一代统治者手中接过权力，他立即会发现自己置身于变幻莫测的官僚政治的旋涡中。周围充满着欢呼和赞美，欺骗和谣言，摇尾作态和献媚乞恩，诚惶诚恐的畏惧和战栗。这一切往往会使一个不够老练的统治者头晕眼花。”
乾隆的老练，似乎是与生俱来。从雍正手中接过权力，他就开始冷静地环视四周，并没有因为“乱花”而“迷眼”。他深知，这些官员绝对不像表面表现的那样忠诚，他们每一个人都在打着自己的如意算盘。他们来讨皇帝的欢心，无非是为了满足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野心和欲望。一旦欲望同现实发生碰撞，他们就会原形毕露。所以，他得出了一个结论：这些人既是皇帝的政治工具，又是皇帝的政治天敌，必须善加利用，小心防范。
这样想很简单，但做起来却很难了。可不是吗，那些能在宦海惊涛中占据一席之地的人，个个都是身怀绝技，要想同他们较量确实很难。好在乾隆不是一般人，能够运用非常手段处理非常之事。
乾隆知道，他的对手不是个人，而是官僚集团。鄂尔泰和张廷玉两党，就是两个较大的官僚集团，除此之外，朝廷里的官僚集团还有很多。为什么会出现官僚集团？原因很简单，那些心怀野心又有欲望的人，也想同皇帝“斗”。但是，皇帝毕竟是皇帝，处于权力的最巅峰。作为个体，一个臣子再狡猾、再有实力，也斗不过皇帝。斗不过怎么办？自然不能罢斗。于是，一些怀有同样野心的官员便结合起来，形成官僚集团。有道是人多力量大，官僚集团一旦形成，也便有了与皇帝相斗的资本。
这种现象很有意思：官僚体系是皇帝亲手建立起来的，但是一旦建立和运转起来，它便有了与皇帝相抗的力量，甚至很难控制。事实上，中国历史上寿命较长的大王朝，几乎无一例外地丧命于一些官僚集团之手。乾隆虽然知道自己的对手是官僚集团，但他斗得过吗？
当然斗得过。乾隆的优势有两个：第一，他是政府权力的最高掌控者；第二，他站在了正义的一方。第一点很好理解，乾隆是大清王朝的天子，掌握着对天下人生杀予夺的权力。那么第二点怎么说？什么叫作他站在了“正义”的一方？
这也不难理解。既然乾隆在和一些官僚集团相斗，那么他们的目的自然不同。乾隆的目的是天下长治久安，国富民丰，一家一姓的统治永远不变。虽然“一家一姓的统治永远不变”稍显自私了一些，但是他的大前提还是为了天下的长治久安。于公于私，他都要为天下百姓的生计着想。从这一点来看，他确实是站在“正义”的一方。
官员同皇帝争斗得再厉害，归根结底，天下是皇帝的天下，官员们只是挣份工资。所以，官员们为天下百姓着想的思想要淡薄得多，他们更关心如何利用政策空子，占皇帝的便宜，“饱自己的私囊”，为自己和亲人朋友捞取最大的好处。所以，当没有利益驱使的时候，官员们执行皇帝的政策，总是倾向于被动应付；当有空子可钻的时候，他们便开始想方设想地捞取好处。最可怕的是，官僚集团的形成，使得官员之间存在着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相互通风报信，默契协调行动。如此一来，官员总能最大限度地捞取好处，而国家政治则陷入腐败的泥沼。官僚集团的危害，莫过于斯。
手握两个优势，年轻的乾隆皇帝高坐金殿，以敏锐的眼光洞察一切，以强硬的手段肃清障碍。他虽然彬彬有礼，宽仁待人，但是对于那些危害国家利益的“硕鼠”，却从来不会心慈手软。
乾隆四年（1739），工部奏报，为修理太庙里面的“庆成灯”，申请领银三百两，并二百串钱。只是三百两银子而已，对于费用浩繁的皇家来说，这不过是九牛一毛，夹杂在工部上报的几十件大事当中，根本就不引人注意。更何况，这笔费用“做”得极为真实，有整有零，甚至连“二百串钱”都算上了。
但是，乾隆却发现了问题。他一天要批阅上万字的奏折，处理的大多是国家大事，但却偏偏从一道毫不起眼的奏折中发现了可疑之处，确实很了不起。其实乾隆的“了不起”，是建立在仔细的基础之上，他只是仔细地批阅这道奏折，感觉这笔钱用于“粘补”灯具，似乎稍多了些，其中似有弊端。于是，他在奏折下面批道：“此灯不过是小小粘补修理，怎么至于用银如此之多？”
每次批阅奏折，遇到不明之外，乾隆总要朱批询问，官员们也已经习以为常。而且三百两银子的款项，工部官员根本就没有当回事。皇帝询问，工部官员便含糊其辞地回奏说，这是预支银，将来按实用金额再行报销，余下的银两自会交回。他们虽然心有忐忑，但却以为不会出什么事，皇帝日理万机，怎么会把这等小事记在心头？
但是，他们却忽视了这位年轻皇帝的厉害。自登基以来，乾隆一直在想着如何巩固手中的权力，最怕的就是被大臣们欺骗。所以，他最痛恨的，也是被大臣们欺骗。工部大臣的含糊其辞，使他怒不可遏，他说：“万几待理，而甘受人欺，弊将百出。”大臣们低估了他的智慧，以为他不出金殿，便什么也不知道，其实他是万事皆在心中。
他下旨说，凡有工程，都是先估后领，但从来也没有交还。朕查遍工部档案，从没见到有交还余钱的记录。难道，每次估得银钱都是恰巧够用吗？说白了，多余的银钱被人贪污。乾隆生气，一是大臣们贪污银两，二是大臣们欺瞒自己。他说：“该堂官等竟以朕为不谙事务，任意饰词蒙混，甚属乖谬。”皇帝的怒火，大臣们往往很难承受。
据《清高宗实录》记载，这三百两银子的小事，波及了整个工部。乾隆小题大做，杀一儆百，惩处了整个工部衙门。就连工部尚书来保、赵殿最、侍郎阿克敦、韩光基等人，也都受到了降职的处分。
此事一出，满朝震悚，大臣们战战兢兢，开始收敛自己了。
乾隆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智商、情商超于常人。一些官僚集团自以为非常高明的权术谋略，在他面前往往无所遁形，而他又能够当机立断，用雷霆手段震慑群臣。三番五次过后，大臣们惊讶于他的精明，再也不敢耍花招了。
在与官僚集团的争斗中，他总是稳占上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