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创伤后应激障碍患者会出现怪异的、不理智的行为。2012年，有一则新闻报道说一位名叫罗伯特·贝尔斯（Robert Bales）的美国陆军上士在阿富汗开枪打死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17名平民。消息一出，媒体立即就开始怀疑这位士兵可能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真实原因肯定不止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一条，肯定还有其他很多原因，但当我在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们仍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但如果我们可以看透贝尔斯上士在射杀平民那一刻的大脑活动，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他的大脑皮质已经崩溃，已经无法生成理性的力量，而他基本上完全受制于大脑边缘系统的摆布，生存本能受到强烈刺激，促使他把枪口对准了平民。
如果大脑皮质不能有效地管理大脑边缘系统做出的过度反应，那么你就不能有效地控制你的恐惧感，也不能准确地衡量恐惧感的严重性或危害性，这就为生存本能发挥作用埋下了伏笔。如果我们不断遭遇不适和恐惧，那么久而久之大脑内部原有的平衡机制就可能受到损害，由此导致的一个不幸结局便是大脑边缘系统时刻处于激活状态，我们对大脑边缘系统的控制能力越来越低。不适状态维持的时间越久，我们对不适因素的敏感度就越高，我们的生存本能就越有可能经常“启动”。最终，引发恐惧反应并激发生存本能所需的不适感越来越低，大脑边缘系统的反应受到的调节越来越少，生存本能和不适感在我们生活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对我们的行为方式和机体内部的化学反应机理施加的控制也越来越大。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当大脑边缘系统体验到恐惧并引发交感神经系统的“战逃反应”之后，创伤和恐惧就会更加深入地根植于大脑和身体之内。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创伤性事件或经历可能导致人的情绪和行为发生巨大变化。大脑和身体在经历创伤之后会有所“进化”，这些进化会让我们深刻地铭记这些威胁生命的情况，这样我们就可以在未来避开它们，从而实现更大程度的安全。不幸的是，大脑边缘系统和交感神经系统之间的关系是根深蒂固的，从而导致我们很难实现安全，反而越来越容易受到外界刺激因素的影响。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再举一个例子。请想象一下，假如你在坐飞机回家的途中突然遭遇了极端的颠簸，引发了强烈的恐惧感，同时，其他乘客的恐惧和担忧又深深地感染了你，结果导致你产生了强烈的交感神经反应。你很可能会发现，从那以后，自己对坐飞机形成了深刻的恐惧。正如一句老话所说的那样，跌下马背要跃然而起，意思就是在经历挫折之后，要立刻振作精神重新开始。如果你无法立即克服跌下马背的恐惧感，你就可能对马和骑马形成永久的恐惧。恐慌症和焦虑症容易发作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如果在拥挤的公路上产生了焦虑，那么以后再处于同样的环境中时，你肯定还会担心恐慌症发作。
已故心理学家唐纳德·赫伯（Donald Hebb）认为同时发生的事情将会产生联系。换句话讲，如果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它们就会在大脑内部形成一定的关联性。因此，即便是两个相互独立的事件同时对大脑的两组神经元产生了刺激，仍然会在大脑中形成一定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是长期性的，一旦未来遭遇到其中一个情景，就会触发神经元联想到另外一个情景。所以，当司机在公路上出现恐慌时，未来在同样路况下，神经网络很有可能继续使他体验到同样的感觉。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司机体验到的恐惧感非常强烈，以至于这种感觉和在高速公路上驾驶这两个事物之间形成了固定联系，导致未来在类似情景下驾驶就会出现类似的感受。事实上，这种感受还会扩展到其他情形下的驾驶体验，比如在公路上驾驶或在你的社区里驾驶。即便从大脑皮质角度来看这种感觉的形成并不合乎逻辑，但大脑边缘系统的生存本能现在牢牢地控制着人的机体，它会把任何可能引起恐惧和危险的驾驶行为解读为潜在的死亡威胁，所以未来会竭力避免这些情形。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来操控这些神经网络呢？很多研究都得出正面的结论，认为这种办法是存在的，人们完全有可能阻止创伤事件产生破坏性的影响，并改变它们对大脑边缘系统形成冲击。从本质上来讲，要缓和甚至完全抑制恐慌反应是能够做得到的。β–受体阻滞剂等药物可以通过干扰交感神经系统来实现这种目标，大幅缓解受伤经历的负面影响，减轻应激反应，大大加快人们康复的速度。
我们的基因承担着风险
生存本能会令人们陷入恐慌，而在表观遗传学领域，越来越多的数据表明，恐慌这种外在因素其实会改变我们的基因表达方式。表观遗传学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是非基因序列的改变导致基因表达方式发生的变化。虽然终其一生，人类所有细胞的基因都是固定的、相同的，但现在有证据表明，人体细胞内的基因在表达方式上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同样的基因在不同细胞内的表达方式可能完全不同。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些基因表达方式的变化一直在持续着，但会受到我们所处环境的影响。我所说的“环境”，不仅仅指那些能够改变基因功能的传统毒素和污染物，还指其他能够影响基因表达方式的外部因素。比如，从表观遗传学角度来看，虐待儿童会给儿童造成创伤和恐惧，在儿童大脑内留下深刻的印记，强烈影响到基因对“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的控制方式，最终改变这些脑部组织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模式。
表观遗传学的研究内容之所以与人类的不适和生存本能具有特别密切的关联性，是因为大脑的“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与“战逃反应”密切相关，而战逃反应是生存本能最明显的体现。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看到长期的恐惧和不安对基因变化的影响，进而发现生存本能变得过于敏感的原因。研究人员不仅发现虐待儿童会改变其基因表达方式，并改变其未来对外界恐慌因素的反应，还发现这些变化之间与儿童的自杀倾向有着紧密的联系。根据加拿大魁北克麦吉尔大学的研究人员迈克尔·米尼（Michael Meaney）和默舍·斯兹夫（Mosche Szyf）的研究结论，DNA的功能并不像先前所想的那么固定。环境与DNA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我们的抗压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自杀倾向。这种相互作用的产物就是科学领域所说的“表观遗传标记”。因此，如果我们无法控制恐惧和不安，就会导致严重的后果，导致我们的基因出现重大改变。
如果大脑边缘系统长时期对外界刺激因素做出剧烈的反应，我们就会形成相应的行为模式和习惯来应对这些反应，这会让我们感觉失控和不知所措。如果没有有效的策略来管理我们的不适和生存本能，我们就会形成一些不良的习惯，这些习惯可能在短期内会给我们带来一些良好的感觉，但长期而言是有害的，会对我们的健康和我们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所谈论的习惯不仅仅指某种给人们带来不便的行为或者陈腐的行为，而且指能够延长失衡感的习惯，能够导致我们无法有效管理大脑边缘系统的习惯。这些习惯更具危害性、隐秘性和普遍性。在下面这一章，我们将讨论为什么会养成不健康的习惯，并探讨如何驯服非常容易出现过度反应的生存本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