抚州是西川省一个边远小城，少数民族占了一半人口，没有什么重要的支柱产业，各方面指标都排在全省最后，几乎没有人看好这里，也没有多少人看好主动要求去这里锻炼的严宇。但是邱仲成的父亲选择了他。一个原因是他从这位年轻人身上看到了某种杰出的能力和个人魅力，后者对于一位志向远大的官员来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素质。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严宇是他当时唯一能够拉上关系，可能接受他这样一位组织部普通干部请求。四年后，事实证明他押中了赔率极好的一注。少数民族问题得到了从中央到省委的重点关注，严宇因为在抚州少数民族工作上的突出表现得到了省委的高度赞扬，他调回省城担任市长，三年后成为省城的市委书记，进入省委常委。同是这一年，做了严宇七年秘书的邱仲成被严宇安排到西康市九龙县下放锻炼，担任县委副书记，一年后改任县长，然后是西康市副市长。在严宇高歌猛进，进入西川省政府，最后成为西川省省长的同时，邱仲成也官运亨通，一马平川地向前推进，直到他担任商州市长两年后，遭遇凌明山，他一帆风顺的仕途才遭遇第一次重大危机。
在他的资历和能力都足以胜任一位市级主要领导后，已经成为西川省长，大权在握的严宇征求他的意见。他们一起合作了七年多，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彼此信任，算得上亲密无间。邱仲成表现出来的优秀素养和杰出能力让严宇非常欣赏。这是邱仲成父亲从小熏陶和培养的结果。严宇用他一贯做事的风格，豪迈地许诺：“你选吧，你想去哪个城市？”
邱仲成选择了商州。就像历史上很少从南方崛起的国家统一中原一样，邱仲成认为那些风调雨顺、平安无事的城市很难展现领导者个人的能力，吸引省委的注意和最终得到肯定。显然，在他的仕途理想中，市长并不是终点，严宇是他追赶的目标，或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市长才仅仅是起步呢。他选择商州的理由跟当年严宇选择抚州相差无几。
商州每年工农业产值两百多亿元，财政收入二十多亿元，拥有商柴和凤凰集团两个上市公司和几家进入全省五十强的民营企业，是数得上家底殷实的城市。但同时，商州拥有百分之七十的农村人口，辖区三分之一面积是山区，有将近十万山民生活在贫穷线下。商州城是一座充满现代化气息的城市，建设得很漂亮，但同时，这个城市的风气保守，狭隘的地方主义非常严重。商州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在全省排在前列，但同时有二三十万的下岗工人需要解决就业问题。这几年国企改革没有取得良好的实效，三天两头就有商州纺织厂和商州化肥厂的下岗工人到省委上访；总而言之，在省委眼中，商州结构复杂，问题成堆，布满荆棘和地雷。但是邱仲成有自己独到的见解，甚至，他把它看作撬动他仕途的一个有力支点。在得到严宇的支持后，他如愿以偿地走马上任，成为商州市长。当然，慧眼独具的不只他一个人，具有吃苦精神，想干事业，以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人也大有人在。他担任商州市长一年多后，凌明山也来到商州。
省委肯定也意识到商州这个距离省城不到两个小时车程，需要解决很多难题的城市在全省布局上具有一定的重要性，所以委派能力同样突出的凌明山前来担任市委书记，加强商州领导班子的力量，但是事与愿违，最后的结果竟然是两位在省委眼中同样优秀的年轻干部竟然互不相容，在工作中形成了很多的人为障碍。
官场一向是最磨炼人的地方，但结果有两种：一种是把棱角给磨没了；一种是把本质给磨出来了。改革开放这些年来，后一种结果的比例正在加大，并且渐渐成为趋势。他和凌明山都属于这一类人：拥有自己的理想，充满自信，意志坚定，为了实现目标可以付出一切，绝不妥协。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强烈的个性导致了他们互相对立。在清楚自己和凌明山不可能和谐共处，尤其是在小青山水坝工程上产生激烈分歧后，邱仲成明白只有发动一场权力战争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这是无法避免的事。凌明山已经咄咄逼人地展开了进攻，他必须反击。这时候有两个人的两句话影响了他。一句是曾国藩说的“是英雄就得培养羽翼”，一句是胡林翼说的“地方公事，官不能离绅士而有为”。最后，他跟代表商州地方势力的市委副书记赵文东组成政治联盟。
但是现在看来，他在这一点犯了错误，至少，做得不太好。在得到凌明山将被调离商州，确定他将获得这一场权力斗争胜利那一瞬间，他就已经开始后悔。现在，他坐在沙发上，冷冷地扫视着麻将桌边的几个人，心中充满厌恶：这就是他选择的盟友，他们是些什么人啊！
作为这些人领袖人物的赵文东，能力和素养都不足以登堂入室，除了他的资历和在商州的人脉关系货真价实外，其他不值得一提。但是他自以为是，故步自封的性格抵消了他这唯一的实力，凌明山退出商州权力舞台，基本上就同时宣告了他失去了大部分的利用价值。
郭建涛纯粹就是一个打手。纪委那个杜玉民肯定是他的“杰作”，同时肯定也是赵文东的指使。他们没有告诉他真相，他也乐得装作毫不知情。但他可以肯定他们在其中用了什么非常手段。虽然邱仲成明白权力斗争的残酷，但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他从小所受教育让他深切知道，任何藐视法律的行为，最终必然受到法律的反击和惩罚。作为一个执法者，郭建涛难道连这点也不清楚？如果不是他个人素质太低，那就是他太过疯狂，过于迷信他们在商州的权力和统治。稍有点理智的人都应该清楚，这种荒唐的莽夫行为，在充满陷阱、讲究策略的权力斗争中也许可能获得一次两次意外的成功，但最终只会让自己落入陷阱，成为别人的战利品。而且，这种行为，可以得到领导的一时欣赏，但最终会被无情抛弃。没有任何一位大人物敢于重用这种有勇无谋的疯子。如果严宇要他做这样的事，他可能无法拒绝，但绝对会用一种非常巧妙，绝不触犯法律的办法来付诸行动，而不是这样肆无忌惮地无条件执行。但是，现在这种人居然跟自己在一个战壕中，绑在一架战车上，这令邱仲成感到毛骨悚然。这是一个难以控制、随时可能爆炸的地雷。他决定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第一个排除的对象就是他。至于郭建涛梦寐以求的公安局长，邱仲成现在就可以肯定，他是绝对不会让他如愿以偿的。
宁铁民的能力要强一些，能够胜任他的本职工作。在这三年多的时间里，他对市政府的工作支持，或者说是对邱仲成本人的支持很大。但他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好色。现在对于官员的生活作风，不像从前那样刻板和严格要求，社会舆论不再是一边倒的声讨打击，上级组织也不会过分强调这一方面，至少是不太重视，不会以此作为衡量一位官员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但是，官员私生活还是算一个雷区，还是有一个需要把握的尺度不能轻易超越，尤其是在这个有着几千年保守传统的国家。宁铁民显然远远逾越了这个尺度。他的下属，建筑单位的女公关，社会上三教九流有求于他的女人，都可能是他孜孜追求的艳遇目标。因为他手中的权力，他身边总是充满桃色陷阱，而他总是乐陶陶地慨然中伏。他也许可以拒绝一笔数目不小的贿赂，但绝对无法抗御一位姿色女人的风情。每年他都会因为她们闹一些小小的乱子，不是赔钱就是用手中的权力去做一种补偿交易，但他从不改悔、吸取教训。
一度他曾想提拔宁铁民做分管建设的副市长，但立即打消了这个想法。一个男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情欲，只能证明他的意志软弱，一个意志软弱的人，显然不适宜承担重大的责任。
荣建松的能力也过得去。在邱仲成眼中他甚至比他担任市委副书记的战友赵文东还强一些。至少他善于经营，曾经把商州化肥厂搞得红红火火，成为商州财政的税收大户之一。但是他拥有与宁铁民毫不逊色的另一个缺点：贪财。而且贪婪的程度令人可笑。
他担任商州化肥厂长时，毫无疑问，有无数的机会贪污受贿，而且数目应该不小，但他从不因此而满足。他会把他妻子的出租车票拿去报销，作为配备着专车的他这是一笔令会计为难的账目；他会把厂里开会剩下的水果、糖果、瓜子一股脑地用塑料袋提回家，累得气喘吁吁，而且要逃避别人的眼光；后来他成为轻工局的局长，但他的品位并不随之提高，如果他家里的电饭煲坏了，他会绞尽脑汁想办法让办公室主任去购买一个作为办公设备，然后再悄悄拿回家去，这种行为应该说是偷窃了；任何一位跟他，或者说是跟轻工局有关系的单位，就算是正当的工作往来，他都会寻找一切机会索取贿赂，如果实在无法得逞，也要想尽办法占点小便宜，比如：手提包、签字笔、打火机之类。用邱仲成以前秘书杨青的话来说就是：“这种人你就算向他问下路，他都可能向你收费。”
当他和赵文东差不多确定政治联盟后，这位轻工局长就经常被赵文东叫来参加一些他们平时的聚会活动。有一次，他从前的秘书杨青实在无法忍受荣建松的贪婪，在酒桌上突然对邱仲成说：“邱市长，你能让我去检察院当反贪局长吗？”杨青的表情严肃，语气诚恳，但是从来没有一位下属会这样向领导伸手要官，而且是当着这么多人在酒桌上。邱仲成感到大惑不解：“小杨你怎么有这样的想法？”杨青双拳紧握，一脸正气地大声说：“我想，捉拿贪官荣建松。”
整桌的人都被杨青逗笑了。荣建松毫不脸惭，笑呵呵地举着杯子敬酒，称赞杨秘书妙语。邱仲成明白这是他的秘书对他委婉的劝诫，跟赵文东、荣建松这群人为伍多少有些玩火的味道。正当他考虑如何处理这种关系时，假化肥事件发生，凌明山以雷霆手段立刻把荣建松隔离审查，如果不是赵文东四处招呼活动，全力保护，肯定要判个好几年，最后只是承担了领导责任，开除党籍，革去职务。邱仲成后来为此郁闷了很久，并非因为凌明山。如果凌明山不动手，他自己也肯定会最终动手把他拿下。但是最后，荣建松的账居然要算到他头上，很多人都认为荣建松能够逍遥法外，是因为他这位市长与凌明山对抗，从中作梗的原因。这是最令邱仲成难以忍受的一点。
失去了局长的职务后，他老实了很多，在他们这个小圈子消失了一段时间，或者说是赵文东不再邀请他参加。但是今天，他也出现了。他肯定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总算可以咸鱼翻身了。邱仲成心里感到好笑。但荣建松这样想也是自然的。这屋子中其他人的想法也肯定与他相差无几。他们参与了这一场对阵市委书记的权力战争，并且最终取得胜利，现在，是他们分享胜利果实的时候了。他们在心中肯定当仁不让，毫不客气地把自己封为他这位市长的功臣元勋，志得意满，但是，他真的胜利了吗？
三天前，他几乎可以说是跟凌明山同时知道了省委对于商州班子的调整意见，实际上就是对他和凌明山一年多矛盾斗争画一个句号。凌明山虽然被调走，但省委并没有直接否定他的工作。在常委会上，省委书记顾绍毅还做了一些表扬和肯定，最后的结果只是为了顾全大局和尊重省长严宇的意见。这些都是严宇告诉他的。
在省委组织部长黎小周跟凌明山谈话的同时，严宇把电话打到了他的手机上，对他一阵臭骂。他并不怕这种批评方式，严宇是他的老领导，严宇一直把他当成自己一手带出来的子弟兵。领导和秘书，这是官场上一种无法切割，可以说是最亲密的一种关系。很多时候，这种利益攸关、休戚相同的关系远远超过妻子家人。他一听见严宇的骂声，心中一块石头就落了地。果然，几分钟后，严宇告诉了他省委的最后决定，同时警告他，这种事情不可能还有下次。在电话的最后，严宇特别警告他不要跟赵文东走得太近：“如果不是顾全大局，为了商州稳定的政治局面，考虑到他马上就要退了，这次就把他一起抹了。”
这句话比前面的警告更让他感到不安。除非他犯下什么重大的原则性错误，他相信严宇还是会保护他的。严宇肯定知道了一些什么，或者说是他猜到的。但邱仲成无可奈何。凌明山太厉害太难对付了，招招击中他的要害，他不得不暂时与赵文东结盟，借助他的力量来进行反击。虽然有些与虎谋皮、火中取栗的味道，但在当时，他别无选择。幸好现在一切都结束了，过去了，他现在可以从容布局，重新分配权力，构建商州新的局面。他决定听从严宇的指示，首先是跟赵文东拉开距离，最终完全分割。凌明山走了，他用不着再依靠这位老商州，同时，也不需要他在一旁缚手缚脚，影响他下一步工作。这一次跟凌明山的权力战争，基本上是依靠上级和外力才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非自己独立解决问题，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是一种政治透支，现在他必须赚上一笔，以弥补这次拉下的亏空。而唯一能够弥补的办法就是政绩。
“邱市长累了吧？”
这句话打断了邱仲成的沉思。古越悄悄地离开牌桌走了过来。
“小古，来。”邱仲成指指自己旁边的沙发，亲切地笑着招呼古越坐下，问，“许书记新来乍到，怎么不多陪陪他？”
“许书记让我找了些资料给他，说他想一个人待一会儿，熟悉一下商州的情况，放了我的假。”
“哦。他要了些什么资料？如果需要，让政府这边老阮帮下忙。”邱仲成似乎是随口在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