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的大手笔
“活雷锋”李自成终究没有能够撑多久，再说就弘光政权这副德行，撑得再久也是瞎子点灯白费蜡。
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十八日，清军攻陷西安。多铎接到了多尔衮的命令，于二月二十四日抵达河南府，准备重启南下的征程。
此时，李自成经潼关战役后损失惨重，一路溃败，率残部钻了山沟，阿济格的大军已经到位，有的是时间跟他们耗。凭李自成残存的实力，能不能保条命还得看阿济格的智商，想再来一次“逆袭”？等下辈子吧！
西北、中原已无后顾之忧，西南的张献忠暂时可以忽略不计，让他自己先闹腾几年。“轻装上阵”的多尔衮重新谋划了旨在彻底剿灭弘光政权的大手笔。
跟上一次相比，清军的兵力显然要充足得多，多尔衮的大手笔，实际上就是一套中、西、东“三管齐下”的南下作战方案。
中路由豫王多铎指挥，从河南府出发，夺取归德府（今河南商丘）、泗州（今江苏盱眙县北）后渡过淮河南下，攻占“督师”史可法驻守的扬州，再挥师渡江，直指南京，接着分兵攻占太平府（今安徽当涂）、芜湖，扫清南京外围之敌。弘光军队防守此线的主要是刚失去主将的“高家军”、刘良佐和黄得功等部。
西路由英王阿济格指挥，从西安出发，跟在李自成残部的屁股后面追击，顺势夺取襄阳，进逼武昌、九江，与多铎的中路军在南直隶西部（今安徽）会师。防守此线的弘光军队主要是左良玉部。
东路兵力较少，由刚在正月间代替肃王豪格驻防山东的固山额真准塔率领，先占领徐州，再沿大运河水陆并进，夺取宿迁、淮安、通州（今江苏南通），直逼长江以北地区，在侧翼掩护多铎大军的进攻。弘光军队防守此线的是刘泽清部。
三路大军中，阿济格的西路军还在陕西、河南、湖北交界地区钻山沟，一路上还要追缴李自成残部，前进速度比较迟缓；准塔的东路军需要时间集结，能有多少兵力也不好说；唯独多铎的中路军兵力最强，进攻速度最快，对南京的威胁也最大。
多尔衮认为，随着多铎的主力大军一路凯歌高进，江南必然传檄而定。但是，战局瞬息万变，并没有完全按照多尔衮的预想发展。
当然，并不是多铎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顽强抵抗，而是最具杀伤力的中路大军尚未离开河南，南京方面就已经方寸大乱！
多尔衮怎么也想不到，让“南混”变成热锅蚂蚁的，不是中路的多铎大军，而是西路忙着“剿匪”的阿济格。
这就奇怪了，阿济格从西安出发，要经过河南西南部的伏牛山区，跟李自成残部捉好一阵子的迷藏。即便从山沟里钻出来，离江南也还有几千里路，阿济格又不会隔山打牛，南京着哪门子的急？
南京本来是不着急的，但阿济格将李自成一路撵到襄阳，这下麻烦可就大了！
襄阳，古往今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地理位置极其关键。襄阳的北面是伏牛山区，西面是武当山区，东面、南面是广袤的江汉平原，与武昌直线距离也就五百里，骑兵不到五天就能到达。
更悲剧的是，抵达襄阳的这帮人，前面是李自成，后面是阿济格，哪一个都不是吃素的货。李自成拼命跑，阿济格拼命追，镇守武昌的宁南侯左良玉就坐不住了！
惹不起，总还躲得起。估摸着自己会吃亏，左良玉决定弃守武昌，顺江东下，向南京“靠拢”。
“老革命”左良玉一动，南京就炸开了锅！
钳制南京上游的武昌不战而弃倒是小事，毕竟李自成和阿济格都没有水师，而且江西总督袁继咸还守着九江。真正的大麻烦，是左良玉这个老混蛋：他带着几万人顺江东下，并不是想“拱卫京师”，而是奔着马士英来的——左良玉声称“奉太子密谕”，倾巢出动“清君侧”，兴兵讨伐马士英！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阿济格追击李自成，李自成威胁左良玉，左良玉收拾马士英，一环扣一环，于是南京急眼了。
多尔衮看得云里雾里，南京的弘光朝廷比多尔衮还要一头雾水：老左搞什么鬼，这不是添乱吗？！
清君侧
“老革命”左良玉是想添点乱，因为他已经忍耐了很久，再不出手恐怕就没机会了！
马士英、高杰等人凭借所谓的“定策之功”一夜暴富，作为“老革命”的左良玉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一直以来，左良玉对马士英这些“跳梁小丑”，甚至对弘光皇帝朱由崧本人，都是牢骚满腹，不屑一顾的。
前面提到过，左良玉的心中相当窝火，还将弘光皇帝的诏书扔在一边，一点儿也不给新领导面子。湖广巡抚何腾蛟、巡按黄澍好说歹说，左良玉才装模作样地“效忠新领导”、“服从组织安排”。
老左貌似服了软，但别盲目乐观，斗争才刚刚开始！
从朱由崧登基以来，左良玉表面上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实际上一直躲在幕后使坏。被左良玉安排到最前线的，是劝慰老大给新领导一点儿面子的湖广巡按黄澍。
黄澍，字仲霖，徽州人，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历任开封府推官、御史等职。
这个人在历史上并不出名，但在弘光时期的南京城，说他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一点儿也不夸张，因为他不仅相当“愤青”，而且“上镜率”极高，三天两头就要愤一愤。
当时，弘光皇帝刚刚登基，马士英绕开“廷推”程序，强行起用与“阉党”逆案有瓜葛的阮大铖。东林党大肆反扑，其实就是找个借口攻击马士英，报“立嗣”落败的一箭之仇。
在这场喧嚣一时的“骂战”中，最卖力的偏偏不是东林党，而是远在武昌、八竿子也打不着的御史、监军兼湖广巡按黄澍。翻开《明季南略》，找到这一时期跟黄澍有关的内容，光看标题就能吓人一跳：“黄澍以笏击马士英背”、“黄澍论马士英十大罪”、“黄澍再抗疏”、“黄澍三抗疏”、“黄澍辩疏”，等等。
马士英确实是倒霉催的，一群东林党人唧唧喳喳也就算了，偏偏冒出一个二愣子，有事儿要骂，没事儿也要骂，一边骂还一边打！还讲不讲职业素养？尊老爱幼懂不懂？
黄澍管不了这么多，他给马士英定了“十宗罪”：
（1）“不忠”（不好好在凤阳守墓，跑南京瞎混），一可斩！
（2）“骄蹇”（作为凤阳总督，“居肥拥厚”，无所作为），二可斩！
（3）“误封疆”（剿匪不力，江山日失），三可斩！
（4）“通贼”（接受张献忠部将周文江的贿赂），四可斩！
（5）“欺君”（帮亲信冒功领赏），五可斩！
（6）“失众亡等”（无功自傲，目中无人，不得民心），六可斩！
（7）“造叛”（举荐阮大铖，妄图翻“阉党”逆案），七可斩！
（8）“招摇骗诈”（克扣军饷，中饱私囊），八可斩！
（9）“不道”（长江防守薄弱），九可斩！
（10）上得罪祖宗，下得罪百姓，“举国欲杀，犬彘弃余”，十可斩！
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不杀马士英，不足以平民愤，应该拉出去斩首十分钟！
别看黄澍说得义正辞严，唾沫星子乱飞，其实他就是左良玉扔给南京的一根“搅屎棍”。马士英是个浑蛋，黄澍也不是什么好鸟。黄澍的后台老板左良玉，更是坏得流脓。
虽然躲在幕后，但左良玉并不打算就这样一直“文斗”下去。马士英坐在首辅的位置上，一面独断专权，一面贪赃枉法，忙得不亦乐乎。仅凭黄澍的一张臭嘴痛骂，什么时候是个头？
李自成被阿济格撵到襄阳，左良玉终于被逼出“斗志”来了，准备武力“清君侧”，剁掉马士英，给朱由崧先搞出一个既成事实再说。但是，擅自带兵进京，总得找一个借口吧？
对于这个问题，左良玉一点儿也不感到为难，因为东林党那里有现成的口实——被收监的“假太子”。朝廷说他是假的，左良玉偏说是真的，而且还故弄玄虚地说自己手握“太子”的“密谕”。
为了混淆视听，左良玉需要把“假太子案”重新编排一下。事实证明，兼职做“古装编剧”的左良玉确实有胡编乱造的天赋。
根据左编剧的“爆料”，太子的来历应该是这样的：深明大义的吴三桂暗中将崇祯太子交付史可法，史可法又秘密安置于兴善寺。弘光皇帝派韩赞周、卢九德前去辨认，两个太监一见此人，立即叩头跪拜。但是，马士英偏偏“指鹿为马”，一口咬定太子是假的，造成一桩冤案。
弘光元年（1645年）三月二十五日，为了“匡扶正义”、剪除权奸，“以安定天下为己任”的左良玉一把火烧了武昌城，挥师顺江东下，直逼南京！
“老革命”终于发飙了！
左良玉没能走出多远，就必须着手解决一个大麻烦——驻守九江的江西总督袁继咸。
九江离武昌不算远，左良玉在四月初一就到了，而袁继咸跟左良玉并非一路货色。左良玉想拉袁继咸入伙，即使不想入伙，把路让开也行，但袁继咸不干！
不跟着左良玉叛乱是正气，阻止左良玉前进则需要资本。袁继咸有正气，但没有资本。左良玉倾巢出动，带着好几万人，袁继咸虽然官至总督，但手上只有一万出头，连左军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这仗没法打！
打不过，那就只有谈。
跟袁继咸谈判时，左良玉声泪俱下，就跟被羁押的“太子”是他亲爹一样。左良玉演这么一出，又拿着“太子密谕”招摇撞骗，当然瞒不过早就对他有所戒备的袁继咸。袁总督当面痛斥左良玉：“密谕从何来？先帝旧德不可忘，今上新恩亦不可负！”
左良玉无言以对，袁继咸也绝不让步，但袁总督手下的部将急眼了。
他们不关心“太子密谕”的真假，这实在跟他们没有太大的关系。如今天下慌乱，跟谁打工都一样，人多势众才是王道。自忖寡不敌众的部将们最关心的，是袁总督什么时候把左良玉这个“瘟神”送走，然后大家各回各家，各找各妈，该干吗干吗。
众将认为：人家老左也就是路过，咱们站在路边上举个牌子，热烈欢迎再热烈欢送就是了，何必招惹这个人高马大的神经病？
家贼内鬼最难防，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眼看着“众叛亲离”，袁继咸只能退而求其次，在“约不破城”后，同意左良玉率部进入九江。
事实证明，袁继咸要么天真，要么真的是无奈。他哪里知道，左良玉带的兵，一半是土匪，一半是流氓。李清在《三垣笔记》里是这样描写“左家军”暴行的：
“左良玉兵半群盗，甚淫毒，每入民家索贿，用板夹爇之，肥者或脂流于地。又所掠妇女，公淫于市，若入舟后，或注目岸上，望父若夫泣，则身首立分。”
有这么一群人，左良玉想管恐怕也管不了，九江城的百姓就遭大难了。四月初四，“左家军”进入九江，到处烧杀抢掠，“妇女财物俱席卷去”。一夜之间，九江已是火光冲天，哀号遍地。
看到这副景象，袁继咸后悔得直拿脑袋往墙上撞，扯下腰带就要上吊。此时，“搅屎棍”黄澍赶紧跑来阻拦，向袁继咸哭诉：老左没想谋反，您老人家这一挂，老左跳进长江也脱不了干系，不反也得反了。（宁南无异图，公以死激成之，大事去矣。）袁的副将李士春也跟着劝解，让袁总督“隐忍之”，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经过一番忽悠，袁继咸不死了，出城就找左良玉算账。出乎袁继咸的意料，已经重病缠身的左良玉在这天夜里不治身亡。
这一夜，病重中的左良玉看到了不远处九江城里的火光。身边的部下报告说，这是袁继咸狗急跳墙，“自破其城”。左良玉可不是这么好忽悠的，他身体有病但心如明镜，知道只有“左家军”才能干出这种缺德事。左良玉大呼一声“予负袁公”，吐了一地的血，不久便找阎王爷报到去了。
得知左良玉的死讯，袁继咸在心里咯噔了一下，从嘴里蹦出两个字“活该”。
左良玉一死，问题就出来了：南京到底还去不去？
虽说“左家军”都是一群痞子，但并不是一个烂摊子，至少凝聚力绝对没得说，越是关键时刻，越是众志成城！
看看高杰死后便成一盘散沙的“高家军”，便知道团队的凝聚力建设是多么的重要！
左良玉一死，后营总兵惠登相便高举旗帜，组织众将歃血为盟，拥戴左良玉之子左梦庚为统帅，并宣誓效忠！
左梦庚当场向众将士表态：继承遗志，杀向南京！——操蛋的爹死了没关系，儿子继续操蛋！
宁死敌，无死逆
就在左良玉死后第二天，多铎率领的中路大军开始从归德府南下。四月初七，左梦庚率军攻占东流，再顺江八十里，便是长江防线上的重镇安庆。
北面是清军，西面是叛军，压力山大的弘光朝廷正式宣布南京戒严。戒严归戒严，但接下来该怎么办？
四月初八，弘光皇帝朱由崧就当前的紧急形势作出重要指示：“上游急则赴上游，北兵急则赴北兵，自是长策”。
废话！等于没说！
现在是上游的叛军急，北面的清军也急，防守兵力就这么多，到底先顾哪一头，朝廷得发个话。
在这个问题上，首辅马士英、督师史可法发生了严重分歧。
史可法认为，左军既然打着“清君侧”的旗号，自然不敢拿皇上怎么样，到时候有办法对付他，暂时不足为虑。（潜台词是：实在不行就把马士英、阮大铖扔出去，让左梦庚带着这俩浑蛋，哪里来的滚回哪里去。）南京真正的敌人，是一心要将弘光政权置于死地的清军，所以应该加强北面的防守力量。
史可法的建议得到多数大臣的支持，就是弘光皇帝朱由崧本人也深表赞同，唯独两个人不同意：一个是首辅马士英，一个是已升任兵部尚书的阮大铖。
在马、阮看来，朱由崧、史可法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合着左梦庚没冲你们来。想在关键时刻把我们扔出去解围？明确告诉你们：没门儿！
马士英“力排众议”，私自调黄得功、刘良佐到南京西面防御，会同池口总兵方国安围剿左梦庚叛军。事已至此，史可法只得登上燕子矶，“南面八拜，恸哭而返”，回扬州熬得一天算一天。
马士英调兵遣将，还真是帮了清军的大忙。按照原定的作战路线，多铎率领的中路大军，需要突破“高家军”、刘良佐、黄得功三镇总兵的防区，最后到扬州收拾史可法。马士英这一调，多铎面对的强敌一下子就少了最关键的两个。
失去高杰的“高家军”已是一盘散沙，还没怎么交火便四处溃散。多铎大军一路欢歌笑语，四月十三日夺取泗州，当日夜间渡过淮河，先头部队在十七日距扬州城二十里扎营，十八日兵临扬州城下。
泗州距离扬州大约有三百里，多铎大军只用四天就跑完全程。这哪里是打仗，简直就是骑兵带着步兵自驾游！
此前，“左家军”于十三日夺取安庆，十七日抵达池州，距离南京越来越近，马士英其实比朱由崧还要心慌意乱。
四月十九日，朱由崧召集廷会，马士英死性不改，一再强调必须加强南京西面的防御力量，阻止左梦庚的叛军向南京进逼。
马士英的倒行逆施，遭到群臣的一致反对。大理寺卿姚思孝、尚宝司卿李之椿、工科给事中吴希哲、御史乔可聘等纷纷上奏，坦言淮、扬的形势已十分危急，京师安全无从保证。
弘光皇帝朱由崧也是真急眼了，当场下令“刘良佐兵还留江北固守”。
朱由崧难得下一次比较正确的诏令，但说了也不算数，因为马士英早就“先斩不奏”了。
马士英更急眼，多年来积蓄的窝囊气终于在这一瞬间喷涌而出。面红耳赤的马士英甩开衣袖、痛斥群臣：
“尔辈东林犹借口防江，欲纵左贼入犯耶？若敌至犹可议款，若左逆至则若辈高官，我君臣独死耳。臣已调良佐兵过江南矣，宁死敌，无死逆。”
也就是说，要死一起死，别指望拿我和皇上当炮灰（其实左梦庚是冲着他和阮大铖来的，跟朱由崧无关）。
什么叫恬不知耻？这就是！
别看马士英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其实他比谁都狡猾，早就做好了逃跑的准备，并任命儿子马鸾为京营总兵，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事态。兵部尚书阮大铖也不含糊，先调一队兵马给自己看家护院，然后在书房中藏好盔甲，随时准备跑路。
扬州保卫战
驻守扬州的史可法虽然跟马士英一样没什么远见和谋略，但并没有马士英这么无耻。史可法屡次向各地发出求救信号，却没有任何回应（檄各镇赴援，无一至者），他不得不承认，“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即便如此，身为督师的史可法还是决心与扬州城共存亡！
骨气、正气，跟个人的能力无关！
多铎率大军兵临扬州城下后，并没有急着进攻。原因很简单，骑兵、步兵这一路跑得太快，把炮兵远远甩到了后面。红衣大炮不到，扬州的城墙又高又厚，莫非让士兵用嘴啃？
双方一开始就这么耗着，跟着史可法驻守扬州的甘肃团练总兵刘肇基建议，趁着清军尚未完全集结，索性派兵出城兜一圈，既摸清敌情，又搅乱敌方的部署。但是，史可法认为“锐气不可轻试，宜养全锋，以待其毙”，坚决不同意出兵迎敌。
史可法这个人，在历史上的地位很高，其为人一身正气、两袖清风，着实令人敬佩，但就是能力水平太欠缺，干啥啥不行。“督师”史可法身为江淮防线的最高军事主官，不仅缺乏深谋远略（否则也不会在“选嗣”中让马士英、高杰等人钻空子得逞），也缺乏足够的胆识与手腕（姑息迁就四镇总兵就是证明），甚至在基本的战术指挥上都成问题。
几万清军大举南下，等大炮一来就攻城，凭这几千号人就想守住扬州，你以为你是“雪豹突击队”？刘肇基的建议虽然算不上什么起死回生的妙计，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趁清军不备，出去袭扰一番，一来摸清对方的部署，二来鼓舞己方的士气，关键是能把水搅浑。水一浑，鱼就比较容易躲，死马当做活马医，总比龟缩在城里等着挨揍强。
偏偏史可法是个死脑筋，就这么点人还想“养精蓄锐”，“坐以待毙”还差不多！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他想“以待其毙”，你以为清军跟弘光朝廷一样，还没等别人动手，自己就先折腾起来，让扬州守军手舞足蹈地站在城墙上看真人版乌龙PK秀？
相当天真！
史可法抱定必死的决心，但手下不乏贪生怕死之徒。一起驻守扬州的甘肃总兵李棲凤、监军高歧凤合谋，准备胁持史可法投降清军。史可法“正色拒之”，两人也不敢贸然犯了众怒，只带着四川籍将领胡尚友、韩尚良出城投降。
部下在危急关头叛变投敌，史可法并未加以阻止和严惩，以儆效尤，而是以“防止生乱”为由，大度地放他们出城。这样一来，扬州的防守兵力更加薄弱，士气也更加低落。
四月二十四日，清军的炮兵到位，开始攻城。势单力薄的弘光守军并没有能够坚持多久，扬州在次日被清军攻陷，史可法、刘肇基等壮烈殉国。
关于史可法的死，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是城破后自刎而死，一种说法是战死，还有一种说法是被俘后不屈而死。
无论哪一种说法是真实的，史可法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激战之后，部将史德威四处寻找史可法的尸骸，但面对堆积如山的尸体，无异于大海捞针。万不得已，史德威只得按照史可法的遗愿，葬其衣冠于梅花岭。
后来，进入南京的多铎颁布了几道命令，其中一条就是建史可法祠，优恤其家。
有骨气、有正气的人，即便是穷凶极恶的敌人也由衷敬佩！
再后来，洪承畴被任命为招抚江南大学士，有人为此写了一副对联：
史册流芳，虽未灭奴犹可法。
洪恩浩荡，未能报国反成仇。
我只能说，公道自在人心，历史终究有自己的评判！
在清军的猛烈炮火攻击下，扬州城只坚守了一天，但这也是多铎大军南下征程中，遭遇到的最顽强的抵抗，因为此前都是“如入无人之境”。
多铎不禁感到有些庆幸：好在弘光政权只有一个史可法，否则麻烦可能就大了！
屠城十日
为了震慑江南的抵抗力量，彻底瓦解弘光政权的斗志，多铎下令对扬州进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从四月二十五日至五月初五日，多灾多难的扬州城迎来了最黑暗的十天。时人王秀楚以自己的亲历见闻，写成《扬州十日记》，对这次极其惨痛的灾难作了全景式的记录，我们看看其中的几段：
“诸妇女长索系颈，累累如贯珠，一步一蹶，遍身泥土；满地皆婴儿，或衬马蹄，或藉人足，肝脑涂地，泣声盈野。行过一沟一池，堆尸贮积，手足相枕，血入水碧赭，化为五色，塘为之平。”
“遥见何家坟中，树木阴森，哭音成籁，或父呼子，或夫觅妻，呱呱之声，草畔溪间，比比皆是，惨不忍闻。”
“所掳一少妇一幼女一小儿，小儿呼母索食，卒怒一击，脑裂而死，复挟妇与女去。”
“道路积尸既经积雨暴涨，而青皮如蒙鼓，血肉内溃。秽臭逼人，复经日炙，其气愈甚。前后左右，处处焚灼，室中氤氲，结成如雾，腥闻百里。”
据《扬州十日记》的记载，扬州大屠杀的遇难人数达到空前的八十万！（查焚尸薄载其数，前后约计八十余万，其落井投河，闭户自焚，及深入自缢者不与焉。）清人编著的史料也承认：“及豫王至，复尽屠之”，“凡杀数十万人，所掠妇女称是，无一人得存者，扬城遂空”，“诚生民一大劫也”！
当我们热衷于清宫戏，对所谓的“康乾盛世”津津乐道的时候，不应该忘记这些血淋淋的历史！
其实，我想说的还不只这些，再看《扬州十日记》里的这一段：
“遇一卒至，南人不论多寡，皆垂首匐伏，引颈受刃，无一敢逃者。”
此时此刻，我想起了一个叫大泽一男的侵华日军回忆南京大屠杀时的场景：“败兵被集中起来，用铁丝网围在城墙一角。城内的防空壕也挤满了人。我们拿来汽油，从城墙上向败兵的头上浇去。中国人似乎都死心了，一动不动。”
强敌之下，难免有人丧失勇气、放弃抗争，甘作刀下之鬼。更有甚者，还有很多扬州女子“浓抹丽妆，鲜衣华饰，指挥言笑”，对敌人“曲尽媚态，不以为耻”。搞得清军士兵不由得感叹：“我辈征高丽，掳妇女数万人，无一失节者，何堂堂中国，无耻至此？”
此情此景，比起遇难的八十万百姓，还要让人感到痛心疾首！堂堂中华，就是在这种骨气与奴性、刚烈与无耻的杂糅中，艰难前行！
南京失陷
得知多铎大军进抵扬州，即将失去屏障的南京陷入一片恐慌之中。
四月二十六日，弘光皇帝朱由崧提出了“迁都”的动议，但遭到时任礼部尚书钱谦益的强烈反对，只得作罢。
莫非钱谦益不怕死？
非也！
朱由崧的遭遇，其实朱由检早就经历过了。在这些大臣看来，清军真的打到南京，大不了就是举手投降，换身制服继续做官。除了老板不同，一切照旧。
总之，还是那句老话：能不冒险就不要冒险，混得一天算一天。
马士英倒是对“迁都”很积极，因为弘光皇帝一垮台，他这个大权独揽的首辅身价立马暴跌。马士英建议，由贵州士兵参与京城警卫，准备迁都贵阳。
马士英的提议遭到工科给事中吴希哲的激烈反对：你吓破胆了，一竿子捅这么远？
由于各怀鬼胎的群臣各执一词，“迁都”之事只能不了了之。
四月二十八日，朱由崧再次主持廷会。“南混”这一年算是白活了，“觉悟”一点儿也没有提高，跟去年得知北京失陷后的场面区别不大，“上下寂无一言”。登基不足一年就混到这个地步，除了埋怨马士英当初将自己“赶鸭子上架”以外，朱由崧也无话可说。
次日，兵部正式接到扬州失陷的战报。北面的坏消息传来后没几天，南京的西面却传来好消息：黄得功部在五月初二击溃叛军左梦庚。这个消息只合马士英、阮大铖的胃口，朱由崧心里相当清楚，弘光政权已经是山穷水尽，到该结束的时候了！
五月初，继续南下的多铎大军进抵瓜州，与南明军总兵郑鸿逵率领的水师隔江对峙三日后，于五月初九从七里港顺利渡过长江，向南京进逼。
“迁都”不靠谱，但绝不能坐以待毙，朱由崧决定跑路。身为弘光皇帝，这绝对是一门技术活，朱由崧需要做一些遮人耳目的包装。
此前，朱由崧曾向保国公朱国弼表示，自己将死守南京，哪里也不去。（太祖陵寝在此，走安往，惟死守耳。）五月初十，弘光政权再次发布“戒严令”，关闭所有城门，命令“缙绅家眷不许出城”。
舆论方面准备完毕，偏偏有人当了真。
司礼监秉笔太监韩赞周希望朱由崧御驾亲征，好歹表示一点态度，遭到朱由崧严辞拒绝。
接着，朱由崧又在内宫安排“音乐会”，邀请内臣韩赞周、屈尚忠、田成等人饮酒赏戏。
此情此景，与会者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南唐后主李煜的一首破阵子：“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不同的是，李煜尚能感慨一下“四十年来家国”，而朱由崧把单位换成“月”都比不过人家。
还有一个不同，李煜是真心别离，而朱由崧不过是借此稳住内臣，方便自己开溜。
精心布置了这套障眼法之后，趁着月黑风高，朱由崧带着少数随从，从通济门出城，仓皇出逃。
第二天一早，被蒙在鼓里的群臣还跟平时一样去上朝，听听圣上对当前的危局有什么新的指示。大家进了皇宫，发现内官纷纷抱头鼠窜，这才恍然大悟：听个屁的指示，咱们的圣上早开溜了！
让群臣更诧异的是，马士英发现朱由崧不打招呼就先走一步，紧跟着也仓皇出城，逃往杭州。（另一种说法是朱由崧、马士英一起逃跑，在溧水遭遇土贼后失散。）
皇上跑了，首辅也跑了，群“虫”无首的南京顿时乱作一团，有准备出城开溜的（文武逃遁隐窜，各不相顾），有趁乱大肆劫掠的（遂乱拥入内宫抢掠，御用物件遗落满街），甚至还有把监狱里的“太子”王之明拉出来，像模像样地“登基”的。
“江山满目兴亡”，南京城已经成了一锅粥。
混乱没有持续太久，主持大局的人终于冒出来了，他就是南京守备勋臣、忻城伯赵之龙。论资历，也只有他能主持大局了。
赵之龙不负众望，毅然受命于危难之间，当即力挽狂澜，向全城宣布“此土已致大清国大帅”。
绝倒！
五月十四日，清军抵达南京，赵之龙率钱谦益、张孙振等大臣出城迎降，弘光政权的京师不攻自破。
京师失陷，并不代表弘光政权的覆灭，因为朱由崧依然在逃。班师凯旋为时尚早，多铎还需要“宜将剩勇追穷寇”。
逃跑是门技术活
我一直觉得，逃跑是门相当有技术含量的活儿。能逃跑是本事，能顺利逃跑则需要运气。
在南明时代，“逃跑帝”惊现江湖之前，所有想跑和正在跑的人都是浮云。
朱由检没有逃跑的本事，结果找了一棵树自己挂上去了，据说还是歪脖树。朱由崧有本事逃跑，但运气实在太差。
逃离南京城后，朱由崧一口气跑到一百里开外的太平府（今安徽当涂），投奔驻扎在此的诚意伯刘孔昭。老刘此时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朱由崧是块“烫手山芋”，前脚放他进城，清军后脚就能打过来，因此拒绝打开城门。
喊不开门，朱由崧只有再跑几十里路，赶到芜湖投奔黄得功。
黄得功本来驻守在扬州附近，后被马士英调过来阻击左梦庚的叛军，刚打了一次大胜仗。左梦庚落败撤退，不久后胁持袁继咸向清军投降。跟着左梦庚投降的还有一员猛将，名叫金声桓。此人投降后任江西总兵，用了不到五个月的时间便率军闯遍江西。除了最南部的赣州、南安两府以外，江西十一府全部沦陷，具体的情况以后再说。
此时，黄得功还不知道南京到底怎么回事。见到灰头土脸的朱由崧，黄得功既惊诧又茫然，劈头盖脸就先把朱由崧训了一通：“陛下死守京城，臣等犹可借势作事，奈何听奸人之言轻出，进退将何所据！此陛下自误，非臣等负陛下也。”
黄得功气得要吐血，朱由崧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反正逃也逃了，想回也回不去了，你看着办吧！
还能怎么办？继续跑啊！
黄得功想带着朱由崧逃往杭州，但还没来得及成行，清军便在两天之后追到了芜湖。
清军本来不会这么快，虽然已经得知朱由崧逃往芜湖方向，但问题出来了：路怎么走？要知道，清军大老远从北方赶来，对江南人生地不熟，光按着地图追，就算不迷路，也得走上好几天。等你大军开到，朱由崧早跑没影了。
就在多铎一筹莫展的时候，已经投降清军的刘良佐自告奋勇做向导，带着清军一路杀到芜湖，朱由崧实在没有逃跑的运气。
事实证明，敌人往往并不可怕，最可怕也最可恨的是内奸！五月十六日，刘良佐率兵攻打芜湖，兵力处于劣势的黄得功受重伤后自刎，黄得功手下的田雄、马得功胁持朱由崧向清军投降。
五月二十五日，弘光皇帝朱由崧乘坐“无幔小轿”，“首蒙包，身衣蓝布衣，以油扇掩面”，在刘良佐的“护送”下回到南京城，向多铎乞降。
几天后，准塔率领的东路军占领淮安。通过不断向朝廷要钱，兵力已扩充至二十三万之众的刘泽清部四处流窜，两个月后向清军投降，长江以北传檄而定。
杭州失陷
相对于朱由崧而言，马士英的运气明显要好很多。
得知朱由崧率先逃跑后，马士英也带着邹太后向杭州方向逃窜。（东林党为了攻讦马士英，一口咬定太后是马士英母亲假扮的。）一路跑到广德，马士英也遭遇了朱由崧投奔太平府时的状况——广德知州赵景和“闭城不纳”。朱由崧进不了太平府，只有继续跑路，马士英可没有这么好的脾气，带着军队就攻城，把赵景和一刀给剁了，在广德城大掠一番之后，再继续跑路。
有了在广德大施淫威的经历，马士英再没有遇到什么麻烦，经安吉一路狂奔，于五月二十二日抵达杭州，得到驻守在杭州的潞王朱常淓、浙江巡抚张秉贞等人的“热烈欢迎”。
几天后，阮大铖、朱大典、方国安等人从芜湖逃到杭州，向马士英报告了弘光皇帝被俘、黄得功战死的消息。
马士英凌乱了，原本还指望朱由崧凭借黄得功“东山再起”，再不济也该逃往杭州才是，没想到一个被俘、一个战死，真有你们的！
事情到了这一步，再咒骂朱由崧是白痴、黄得功是饭桶也无济于事，马士英必须考虑，接下来该怎么办。
怎么办？照过去方针办！——北京丢了南京顶，南京丢了杭州顶，皇上没了，咱们再选一个就是！
相比于去年把南京搞得乌烟瘴气的“选嗣总决赛”，这一次“换届”显然要顺利得多。首先，无论地理位置还是皇室血统，最靠谱的人选只有潞王朱常淓。其次，马士英已经大权在握，没有政治对手能够与之相抗衡。最后，潞王正是东林党当年中意的对象，能堵住这些“鸟人”的嘴。
总之，潞王朱常淓是“众望所归”，连走“等额选举”的过场都不需要。由于弘光皇帝还活着，按以往惯例，先就“监国”位，等接到朱由崧的死讯再“转正”。别着急，反正也是迟早的事。
看似毫无悬念的事情，却在最关键的一环掉了链子——朱常淓本人不干！
朱常淓的态度很坚决：当初在南京把我刷下来，现在怎么想到我了？好日子都让朱由崧过完了，末了末了把我架火上烤，没门！
任凭别人好说歹说，朱常淓说不干就不干，没得商量！
马士英凌乱了，整个杭州城都凌乱了——什么世道，找人做皇帝都这么难！
最后，马士英忽悠邹太后下达懿旨，好言劝慰，朱常淓这才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初八，潞王朱常淓哭丧着脸，在杭州就监国位。浙江巡抚张秉贞升任兵部尚书，计划在千秋岭、独松关、四安、平望等处组织防御。
朱常淓一上台，东林党就来劲了。次日，黄道周上疏，认为江南“地盘尚广、义兵可用”，建议朱常淓一步到位做皇帝，高举抗清旗帜，“使群臣百官有所瞻依”。
黄道周的动议让朱常淓哭笑不得：做个监国已经很给你们面子了，怎么还得寸进尺、不依不饶呢？
尽管装模作样地组织兵力防守，朱常淓、马士英的骨子里还是想议和，熬得一天是一天。既然如此，当前的第一要务就不是搞防守，而是找到跟清军议和的合适人选。当时，曾经北上议和的内奸陈洪范也逃到了杭州，到处招摇撞骗，大肆吹嘘自己北上的“光辉历史”。
得！就是你了！
陈洪范是什么货色，马士英当然心知肚明。但是，在己方已被逼入绝境的情况下跟清军议和，像左懋第那样威武不屈肯定是不行的。要想谈判成功，只能让没脸没皮的陈洪范出马！
清军的“卧底”陈洪范再一次跟清军谈判，马士英拿出了具体的方针：割让江南四郡（指长沙、武陵、零陵、桂阳，基本上相当于今湖南省全境），大家相安无事。
陈洪范那边还没传回消息，贝勒博洛（努尔哈赤之孙）率领一部清军已经开始向杭州进逼。六月十一日，博洛抵达距杭州仅五十里的塘栖镇。马士英充分汲取了南京的教训，没跟朱常淓打招呼，自己先行“撤离”。阮大铖、朱大典等人也不含糊，紧跟着仓皇逃往婺州（今浙江金华）。
马、阮跑了，陈洪范终于“姗姗来迟”。不难推断，他不会带回什么谈判结果，反而是带着一项使命：策反张秉贞，胁持朱常淓投降！
面对陈洪范转达的筹码，张秉贞欣然应允。令陈洪范、张秉贞都没有料到的是，朱常淓根本不用他们胁持。要不是马士英非逼着他做什么鸟监国，朱常淓老早就出城找清军“投诚”了！
当时，池口总兵方国安带了一万兵马，跟阮大铖一起从芜湖逃到杭州。方国安原本还想死守杭州，但当他率军在涌金门跟清军激战时，朱常淓竟然“以酒食从城上饷满兵”。方国安气得吐血，带着兵马渡过钱塘江而逃。
这一次“照过去方针办”，显然已经砸了锅。准备“接替”南京的杭州已是一地凌乱！
六月十四日，清军占领杭州，并派人招降浙江下属各府，以及寓居浙江境内的藩王。不久后，居萧山的周王、居会稽（今浙江绍兴）的惠王、居钱塘的崇王纷纷到杭州“投诚”，湖州、嘉兴、会稽、宁波、严州（今浙江建德）等地也不战而降。
一个多月后，弘光帝、邹太后、潞王、周王、惠王、崇王从南京启程，被清军押往北京。除邹太后在途中跳淮河自尽外，其他人于次年五月被清廷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