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寒柳堂集》，陈寅恪著，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
[68]《罗雪堂先生致陈寅恪书》，载《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三号，1928年4月。
[69]碑文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46页，陈寅恪著，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出版。关于为王国维立纪念碑情形，有一插曲。据时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就读的研究生戴家祥回忆：王国维跳湖自尽后，1928年初冬研究院同学会更选，最后选出宋玉嘉为会长，吴其昌副之，戴家祥为文书，姚名达任会计，然后决定为王国维立碑纪念。为此，梁启超捐资500元，陈寅恪200元，马衡（南按：字叔平，当时被聘为研究院讲师）100元，新任校长严鹤龄20元（南按：曹云祥已辞职，被师生逐出校园），李济20元，大多数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都捐了款，共得银3000元。碑由陈寅恪撰文，马衡书丹，梁思成设计，于1929年夏竖立于清华园工字厅东南土坡之下，前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背为陈氏撰文。当时“只有赵元任和助教杨某（赵师母的内侄）一文不名（南按：即杨时逢），他们是另有看法的”（戴家祥《致李光谟》，载《李济与清华》，李光谟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赵对王国维有何看法或成见，戴家祥未明言，但从当时的情形看，“老实到像火腿一般”的王国维并未参加清华派系斗争，平时亦不好自命不凡，盛气凌人，究竟何时何地与赵产生过节，或许如吴宓所言之情形？1928年3月23日，吴宓日记载：“戴家祥、姚名达持捐册来，欲强宓捐助研究院学生为王静安先生立纪念碑经费。且谓宓昔为研究院职员，义当捐助云云。宓极不赞成此举，又愤若辈之无礼，但含忍之。晚7-8时访陈寅恪，托其惋告彼等，言宓家庭负担重，又常捐巨款于《学衡》，故不克捐助云云。”（《吴宓日记》，第三册）查吴氏日记，内中有大量施舍金钱于朋友学生的记录，如吴芳吉、王尧城、毛彦文等用他的金钱都是千元以上的大数，而张歆海、张荫麟、胡征、高棣华等学生辈也常向吴借钱并得到资助。但吴宓此时在金钱处置上却显得很不近人情，亦很不明智。尽管戴家祥、姚名达辈不尽懂礼数，言语中引起吴之反感，但此事非彼事，看在王国维临终托孤的分上，亦应略尽绵薄，何况梁启超与陈寅恪所捐都是500元与200元的数目。吴宓书生意气在此，或许赵元任亦类似吧。
[70]《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陈寅恪《寒柳堂集》。梁启超是广东新会人，故陈寅恪在诗中以“新会”代之。
[72]就在梁启超去世40多年后的1971年，清华大学教授梁思成因病入住协和医院，于一个偶然机会，从自己的医生那儿得知父亲早逝的真相。具体情形是：当梁启超入住协和医院后，鉴于其在社会上的显赫名声，协和医院相当慎重，决定由留学美国的中国人、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亲自主刀，美国医生副之，其他人员也是从各方面选拔而出，可谓阵营强大，应该不会有什么闪失。意想不到的是，闪失还是发生了。据当时参加手术的两位实习医生后来私下对同行说：“病人被推进手术室后，值班护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标位置，结果标错了地方。刘博士（南按：刘瑞恒）就动了手术，切除了那健康的肾，而没有仔细核对一下挂在手术台旁边的X光片。这个悲惨的错误在手术之后立刻就发现了，但因关乎协和医院的声誉，被当成‘最高机密’归档。”（《中国建筑之魂》，第56页，[美]费慰梅著，成寒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出版）未久，不少传媒把此事炒得沸沸扬扬，且成为一件秘闻流传于坊间。其实，梁启超出院不久协和医院就已默认了，梁启超也已确切地得知自己的好肾被割掉，但为何割掉仍是雾中看花，不甚明了。梁氏在1926年9月14日给孩子们的信中曾这样写道：“……伍连德（大夫）到津，拿小便给他看，他说‘这病绝对不能不理会’，他入京当向协和及克礼等详细探索实情云云。五日前在京会着他，他已探听明白了。……他已证明手术是协和孟浪错误了，割掉的右肾，他已看过，并没有丝毫病态，他很责备协和粗忽，以人命为儿戏。协和已自承认了。这病根本是内科，不是外科。在手术前，克礼、力舒东、山本乃至协和都从外科方面研究，实是误入歧途。但据连德的诊断，也不是所谓‘无理由出血’，乃是一种轻微肾炎。……他对于手术善后问题，向我下很严重的警告。他说割掉一个肾，情节很是重大，必须俟左肾慢慢生长，长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肾的权能，才算复原。”“当这内部生理大变化时期中，左肾极吃力，极辛苦，极娇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护不可。唯一的戒令，是节劳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从前一半，吃东西要清淡些。……我屡次探协和确实消息，他们为护短起见，总说右肾是有病（部分腐坏），现在连德才证明他们的谎话了。我却真放心了。所以连德忠告我的话，我总努力自己节制自己，一切依他而行。”（《梁启超年谱长编》）
有研究者分析认为，协和误割好肾当然是一劫，也是梁启超致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他若切实按照伍连德提出的要求进行疗养（南按：伍连德为梁启超好友，留英、德等国学医和研究，医学博士。回国后创办多所医院并任院长，1935年，为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候选人提名），还是有可能多活一些岁月的。而不良生活习惯，也是导致梁启超患病和屡医无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上后来夫人李蕙仙病故等刺激，又成为他发病的一个导因。再有就是梁氏的写作欲过于旺盛，夜以继日地写作，不愿过“享清福”的疗养生活，“家人苦谏节劳”而不听，没有认真考虑劳累为病体带来的恶劣后果，是他早逝的第三个重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原因。梁思成在追述父亲得病逝世经过时说：“先君子曾谓‘战士死于沙场，学者死于讲座’，方在清华、燕京讲学。未尝辞劳，乃至病笃仍不忘著述，身验斯言，悲哉！”
2006年8月10日，北京协和医院举办了一次病案展览，一大批珍贵的病案走出历史尘封，其中包括梁启超病例档案。经专家对其观察研究，与梁思成听说的原因基本相同。至此，历经80年的梁启超“错割腰子”一案，总算尘埃落定。
[75]1927年5月5日，梁启超给女儿梁思顺的信。载《梁启超年谱长编初稿》，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76]《梁启超家书》，林洙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出版。南海先生，指康有为，康氏1927年3月31日在青岛病逝。
[77]《梁启超年谱长编》，丁文江、赵丰田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老白鼻，梁启超小儿绰号。坟上，指位于北京西山卧佛寺旁的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墓茔，李夫人于1925年殁，墓茔有梁启超预留穴位，梁殁后与夫人合葬此地。
[79]清华国学研究院从1925年兴办到1929年停办，只存在了四年，共录取学生74人，除2人退学、4人病故外，实际完成学业68人。先后在研究院任教的教职员共17人。办学规定：“学生研究一年完成论文一篇，经导师核可即准毕业，毕业证书由校长及全体导师签名盖章。第二年起准许成绩优良者继续研究一二年，每年毕业一次，照发毕业证书，但不授予学位。”（《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从这个规章制度看，即表现出鲜明的“重学问而轻学位”的态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极为罕见的成功案例。短短四年中，清华研究院人才辈出，硕果累累。毕业的68人，后来大多成为海峡两岸以至海外教授与研究中国学术的栋梁。1995年7月，清华大学特别举办了“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主题有三：一，纪念创办研究院的六位学者——王、梁、陈、赵、李、吴；二，清华人文学术范式的建立及其当代意义；三，国学研究院人才培养与学术研究的成就与经验。（《清华校友通讯》，第3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2009年11月1日，清华大学再次成立国学研究院。据校方称，“希望以此续写其在该领域创造的辉煌历史”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