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关于宋哲元与二十九军将领率部撤退事，有如下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
第一种是宋“丢卒保车”，张“临危受命”说。此说以时任二十九军独立二十六旅旅长、驻守廊坊的李致远为代表。李在《张自忠谈留平的经过》一文中说：“张师长（对我）说，7月中旬，他接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密电，叫他秘密去北平，商谈华北抗日局势。到平后，他们进行了多次谈话。宋哲元说：‘西北军是冯（玉祥）先生的一生心血建的，留下的这点底子（二十九军），我们得给他保留着。这个事情非你不能做到。冯治安师已被日军打了多日，刘汝明师在察哈尔省也被打了，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率部队从石家庄以南开到南苑作战，赵已阵亡。你的部队由廊坊到塘沽，战线拉得很长。二十九军的队伍，很容易被日军消灭，只有你能和日本人谈，你拖上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们就能把部队收容起来，改变局势。望你忍辱负重，好自为之。’”宋对张又说：“我去保定以南收容队伍，刘汝明师正在南撤，赵登禹师正由南苑回转，部队将全部撤到保定到沧州一线。我走之后，你在北平每天宣布就一个职。”张自忠听罢，不表同意，宋再三说服，最后宋说：“我命令你在北平任这些职务，好把部队保留下来！”两人痛哭。宋又给张写了证明，委任了职务。然后宋说：“我今晚就走，明天你就和日本人接触，你来维持这个局面。我一定向蒋介石说明这些情况。”（《尽忠报国——张自忠将军史料专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出版）
对于李致远这一说法的真实性，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李惠兰提出质疑，认为李文提供的两个时间都不对。一是张自忠于7月中旬奉宋密电抵平，而事实是，自7月11日至19日，宋、张二人都在天津。二是赵登禹阵亡于7月28日，在这之前的任何时候，宋、张都不可能预见到赵会牺牲，而7月28日下午，宋哲元曾召开会议，有五人在场（宋哲元、秦德纯、张维藩、冯治安、张自忠），宋与张没有单独见面之机会，因而不可能说这些话。李致远本人以及与李氏说法、观点相近者，皆有伪造史料、篡改历史之嫌疑，属于歪风邪气，不足凭信。
第二种是张自忠“逼宫”与“篡权”说。此说以李世军、萧振瀛等为主体。据时任二十九军驻南京办事处主任，充当蒋介石、宋哲元之间联络员的李世军在《宋哲元和蒋介石关系的始末》一文中说：“宋哲元（28日）上午甫经发出愿与北平共存亡的通电，而下午四时张自忠突然离开天津跑到北平武衣库宋哲元寓所见宋，宋愕然变色地问：‘你来干什么？’（因宋在最后一次离津时，曾嘱张自忠坐镇天津，非有命令，不得离开，而张自忠竟于宋离开天津的第三天，秘密来平，与汉奸齐燮元、潘毓桂等暗中来往）宋哲元听了张自忠对他说‘有人说委员长（指宋）如果离开北平，日本不会再打’的逼宫表示，宋面色苍白，便一言不发地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本人离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交由张自忠接替’的手条之后，匆匆偕秦德纯等二三幕僚，傍晚乘汽车离开寓所经颐和园、门头沟绕道退往保定。”就这样，“张自忠在汉奸怂恿拨弄下，逼走了宋哲元，当上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委员长”。（引自《七七事变前后》，李惠兰、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与张自忠共事的萧振瀛在抗战期间著文回忆道：宋哲元撤离北平后，“余于泊头镇与宋哲元相晤，二人握手，相对而泣”。宋曰：“如此巨变，非所预料，本正与日方谈判中，潘毓桂、齐协民（南按：燮元？）二贼忽然变脸恫吓，云日寇松井令其等转告，由张自忠代余，可了此局。我斥之。……不料下午三点荩臣（南按：张自忠字）突然来平至余处，威胁要我离开，他有办法。余与绍文（南按：秦德纯字）遂即出走，家人均未得携带一同离平。冯仰之（南按：冯治安）归拢部队南下。”说罢，宋哲元叹曰：“荩臣何至如是。”言下痛楚。秦德纯言同宋语。萧振瀛文中还说：“张自忠离北平至济南。余即乘专车赶往相见，张抱余大哭曰：‘对不起团体，对不起大哥。’余询事之究竟。张曰：‘宋一味图与日本妥协，七七战起，军队已与日血战，宋竟接受日本条件，故急至北平制之。……潘毓桂明告，宋已接受日所有条件，日本认为军队不听从宋命令，故要余代之。余在问清谈判情况后，方赶往北平，代之以控制局势，不意演变如是。’余责之曰：‘此汉奸之计也，宋并未接受，其错在汝。’张痛哭曰：‘此心可对天日。现百口莫辩矣。惟求蒋委员长容余死在战场，有以自白。’余哭曰：‘余当向委员长力陈，同进退，共生死。’二人相抱而哭。”（《华北危局纪实》，萧振瀛遗著，1944年9月18日于重庆西山新村完成，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年出版）
另据时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的张克侠回忆：“二十八日下午二时，宋哲元召开军政首脑会议讨论撤退问题……张自忠在会上向宋表示，和谈不成是由于日本人对宋有意见，并说：‘如果委员长暂时离开北平，大局仍有转圜的希望。’据说宋一听，脸色都变了，立即决定二十九军撤出北平，并马上写条子，委派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北平市市长。把三个职务一起交给了张，当晚即偕同冯治安、秦德纯等带领三十七师撤至保定。”（张克侠《“七七事变”后实况》，转引自《七七事变前后》，李惠兰、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对于以上回忆与论述，史家鲁荣林认为张自忠留守北平，绝不是临危受命，代人受过。张要求宋交权在先，宋被迫写给张手令在后，此点应更具真实性。张自忠以危局胁逼宋哲元并敢于取而代之，根本原因在于张此时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和私心作怪，特别是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能力和作用。平津沦陷后，张曾亲口对友人说：想不到闹了这么一下子，好像被鬼所迷，深感有愧于宋。1940年，当张自忠得知宋哲元死讯时，曾痛哭流涕道：“宋哲元先我而去，是天不许我有赎罪的机会了。”从此，张自忠死心益决，终至壮烈殉国。（参见鲁荣林《关于张自忠的一段公案》，载《七七事变前后——抹去灰尘的记忆》，李惠兰、明道广、潘荣主编，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出版）
宋哲元率部南撤后，张自忠到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就职，未经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擅自将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秦德纯、萧振瀛、戈定远、刘熙哲、门致中、石敬亭等八人开除，同时任命张璧、张允荣、潘毓桂、江朝宗、冷家骥等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以潘毓桂为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潘氏一上台，即发表讲演，“痛责南京中央之非，并招待新闻界，不得有反日言论”。（1937年8月15日，前敌总指挥孙连仲呈何应钦电报）从此，冀察政务委员会沦为汉奸组织，其委员通通变成日本人的鹰犬。同时，张自忠命令二十九军撤离后留在北平的两个独立旅接受改编，听从汉奸指挥操纵（刘汝明之弟刘汝珍等部不听张的命令，突围而出，辗转回归军队在察省一带继续与日军作战）。此为张自忠踏入污泥浊水的第二步。当时的社会舆论皆指责张已沦为汉奸，有报纸以“自以为忠”，实则乃一卖国求荣的汉奸相责，南京军政高层不少大员发出了对其惩办的呼声。清华大学教授吴宓于1937年7月30日日记载：“闻人谈及二十八之战，宋氏事前未多布划，战时，军士忠勇异恒。而张自忠附敌，由南苑攻我军之后，并以阵势军情随时报告敌营，致我军大败。重要将领均殉（见报），兵士死者尤众。今宋已率残军退保定，但二十九军已损过半矣。”（《吴宓日记》，第6册，吴学昭整理、注释，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出版）吴宓记载显然有道听途说的意味，但足见张自忠附逆的传说已遍及各界。
未久，日本人先后在平津扶植、建立了伪地方治安维持会，并直接指派张璧、潘毓桂等汉奸办事，张自忠被日本人一脚踢开。至此，张的幻想变成了一场噩梦，处于责诟满天下的困境之中，而无法洗刷自拔。8月18日，名存实亡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解散。鉴于越来越险恶的环境和各方指责施压，深感大势已去的张自忠于惊恐中化装打扮，秘密由北平只身逃往天津，乘轮船转赴烟台后乘火车抵达济南。蒋介石闻知张的动向，立即指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将张扣押，解送南京接受审查。此时的平津算是彻底沦为敌手。
关于张自忠留平的是非曲直，1938年4月1日和2日，《申报》（香港版）刊发过一篇该报特派员志厚寄自郑州的《张自忠将军访问记》，内有张的自辩。张说：“卢案爆发之初，我们在和平未绝望以前，本不愿演出大流血的惨剧，所以曾竭力进行和平谈判，谁知敌人的侵略是无止境的，我们只有起而应战。一般人大概还不至于健忘吧，七月中旬廊坊的一役，那不是所部卅八师的战绩吗？至于飞机拼命投炸天津市政府一事总可以证明我和敌人的关系了。各方面都因为我暂留北平，发生许多怀疑，殊不知我之留平，还另有苦衷，但所能告于国人的只有三点：一，为北平市百万生命和历代故都的文物免遭涂炭；二，为廿九军全部及各高级将领安全撤至安全地带；三，为我们和平愿望的最后挣扎，所以才忍泪吞骂，接受长官的命令，暂留北平。以后和平绝望，被截在北平城内的各部队都已安全退出，我的使命既告完成，于是即设法脱险而出。”在这篇专访中，张始终未透露他留在北平的“苦衷”是什么，这也为后来的是是非非及人事纠葛埋下了隐患。
平津沦陷后，全国军民与社会舆论皆以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与张自忠为罪魁祸首，其他将领受指责和非议较少。据说，宋哲元一直到死都念念不忘平津失守之责到底该由谁来承担。这个问题不但在当时，即使在以后的若干岁月也一直争论不休，且波及宋、张甚至赵登禹等人的亲属、后代。宋哲元的外甥女李惠兰认为，在“七七”抗战中牺牲的赵登禹的家属，于1952年就得到了新中国民政部门颁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而张自忠的“烈士证书”直到1982年4月16日才颁发，其因就是二十九军健在的将领都说“七七”抗战之初，张自忠有汉奸或附逆行为，民政部门对此颇有顾虑，故迟迟未发。也有研究者对李惠兰之说不以为然，并以佟麟阁的事例加以驳斥。当年与赵登禹一起在南苑牺牲的佟麟阁将军，直到1979年8月才被中共北京市委追认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随后国家民政部为其家属颁发“烈士证书”。不能说佟麟阁的证书比赵登禹晚发了近30年，就说他当年有汉奸和附逆行为，证书颁发的时间不同，当另有原因，李惠兰推断的理由实为荒唐可笑，不足为信云云。
除了宋氏家族后代，赵登禹与原三十八师副师长李文田的后人，也对张自忠后人特别是张廉云，在父辈问题上的宣传与功过是非的评价深感不满并加以指斥。国恨家仇，纠结在一起，虽是70余年过去，仍是扯不断，理还乱，给世人留下了无限的感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