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的地面上，有一条很长很长的白线，细看之下，发现是鸟屎。一抬头，看见电线上黑溜溜的一长条，全停满了燕子，成千上万只，悄悄地，凝结在茫茫的夜空里。
为谁
我不懂得做菜，而且我把我之不懂得做菜归罪于我的出身——我是一个外省女孩；在台湾，“外省”其实就是“难民”的意思。外省难民家庭，在流离中失去了一切附着于土地的东西，包括农地、房舍、宗祠、庙宇，还有附着于土地的乡亲和对于生存其实很重要的社会网络。
因为失去了这一切，所以难民家庭那做父母的，就把所有的希望，孤注一掷地投在下一代的教育上头。他们仿佛发现了，只有教育，是一条垂到井底的绳，下面的人可以攀着绳子爬出井来。
所以我这个难民的女儿，从小就不被要求做家事。吃完晚饭，筷子一丢，只要赶快潜回书桌，正襟危坐，摆出读书的姿态，妈妈就去洗碗了，爸爸就把留声机转小声了。背《古文观止》很重要，油米柴盐的事，母亲一肩挑。
自己做了母亲，我却马上变成一个很能干的人。厨房特别大，所以是个多功能厅。孩子五颜六色的画，贴满整面墙，因此厨房也是画廊。餐桌可以围坐八个人，是每天晚上的沙龙。另外的空间里，我放上一张红色的小矮桌，配四只红色的矮椅子，任谁踏进来都会觉得，咦，这不是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的客厅吗？
当我打鸡蛋、拌面粉奶油加砂糖发粉做蛋糕时，安德烈和菲力普就坐在那矮椅子上，围着矮桌上一团新鲜可爱的湿面团，他们要把面团捏成猪牛羊马各种动物。蛋糕糊倒进模型，模型进入烤箱，拌面盆里留着一圈甜软黏腻的面糊，孩子们就抢着用小小的手指去挖，把巧克力糊绕满了手指，放进嘴里津津地吸，脸上也一片花糊。
我变得很会“有效率”做菜。食谱的书，放在爬着常青藤的窗台上，长长一排。胡萝卜蛋糕的那一页，都快磨破了；乳酪通心粉、意大利千层面那几页，用得掉了下来。我可以在十分钟内，给四个孩子——那是两个儿子加上他们不可分离的死党——端上颜色漂亮而且维他命ABCDE 加淀粉质全部到位的食物。然后把孩子塞进车里，一个送去踢足球，一个带去上游泳课。中间折到图书馆借一袋儿童绘本，冲到药房买一只幼儿温度计，到水果店买三大箱果汁，到邮局去取孩子的生日礼物包裹同时寄出邀请卡……然后匆匆赶回足球场接老大，回游泳池接老二，回家，再做晚餐。
母亲，原来是个最高档的全职、全方位CEO，只是没人给薪水而已。然后突然想到，啊，油米柴盐一肩挑的母亲，在她成为母亲之前，也是个躲在书房里的小姐吧。
孩子大了，我发现独自生活的自己又回头变成一个不会烧饭做菜的人，而长大了的孩子们却成了美食家。菲力普十六岁就自己报名去上烹饪课，跟着大肚子、戴着白色高筒帽的师傅学做意大利菜。十七岁，就到三星米其林法国餐厅的厨房里去打工实习，从削马铃薯皮开始，跟着马赛来的大厨学做每一种蘸酱。安德烈买各国食谱的书，土耳其菜、非洲菜、中国菜，都是实验项目。做菜时，用一只马表计分。什么菜配什么酒，什么酒吃什么肉，什么肉配什么香料，对两兄弟而言，是正正经经的天下一等大事。
我呢，有什么就吃什么。不吃也可以。一个鸡蛋多少钱，我说不上来，冰箱，多半是空的。有一次，为安德烈下面——是泡面，加上一点青菜叶子。
汤面端上桌时，安德烈，吃了两口，突然说：“青菜哪里来的呀？”
我没说话，他直追，“是上星期你买的沙拉对不对？”
我点点头。是的。
他放下筷子，一副哭笑不得的神情，说：“那已经不新鲜了呀，妈妈你为什么还用呢？又是你们这一代人的——习惯，对吧？”
他不吃了。
过了几天，安德烈突然说：“我们一起去买菜好吗？”
母子二人到城里头国际食品最多的超市去买菜。安德烈很仔细地来来回回挑选东西，整整三个小时。回到家中，天都黑了。他要我这做妈的站在旁边看着，“不准走开喔。”
他把顶级的澳洲牛排肉展开，放在一旁。然后把各种香料罐，一样一样从架上拿下来，一字排开。转了按钮，烤箱下层开始热，把盘子放进去，保持温度。他把马铃薯洗干净，开始煮水，准备做新鲜的马铃薯泥。看得出，他心中有大布局，以一定的时间顺序在走好几个平行的程序，像一个乐团指挥，眼观八方，一环紧扣一环。
电话铃响。我正要离开厨房去接，他伸手把我挡下来，说：“不要接不要接。留在厨房里看我做菜。”
红酒杯，矿泉水杯，并肩而立。南瓜汤先上，然后是沙拉，里头加了松子。主食是牛排，用锡纸包着，我要的四分熟。最后是甜点，法国的soufflé。
是秋天，海风徐徐地吹，一枚浓稠蛋黄似的月亮在海面上升起。
我说：“好，我学会了，以后可以做给你吃了。”
儿子睁大了眼睛看着我，认认真真地说：“我不是要你做给我吃。你还不明白吗？我是要你学会以后做给你自己吃。”
俱乐部
先是，你发现，被介绍时你等着那愣愣的小毛头称呼你“姊姊”，却发现他开口叫的是“阿姨”。你吓一跳——我什么时候变成阿姨了。
然后，有一天开车时被警察拦下来作酒测。他挥手让你走时，你注意到，怎么一向形象高大的“人民保姆”、“警察叔叔”，竟有一张娃娃似的脸，简直就是个孩子警察。以后你就不经意地对那帽子下的脸孔都多看一眼，发现，每一个警察看起来都像孩子。
你逐渐有了心理准备。去医院看病时，那穿着白袍语带权威的医生，看起来竟也是个“孩子”，只有二十九岁。某某大学的系主任递上名片，告诉你他曾上过你的课，然后恭恭敬敬地称你“老师”。
不是人们变小了，是你，变老了。
看你稿件的编辑，有一天，突然告诉你他退休了。你怔怔然若有所失，因为你知道，喔，那么以后跟你谈文章的人，不再是你的“老友”，而是一个可能称你“女士”、“先生”或者“老师”的陌生孩子了。
你的自觉慢慢被培养起来。走在人潮汹涌的台北东区或香港旺角，你停下脚步一抬头，就看见，那人潮里一张一张面孔都是青年人。街上一家一家服饰店的橱窗里，站着坐着摆出姿态的模特儿身上，穿的全是里层比外层突出、内衣比外衣暴露的少女装。不知怎么，你被夹在一群叽叽喳喳在衣服堆里翻来翻去的少女中间，她们不时爆发出无厘头且歇斯底里的笑声，你好像走错了门。转身要开出一条路时，后面店员大声唤你：“太太，要不要看这个——”你以为她会叫出“欧巴桑”来。你准备好了。
你和朋友在饭店的酒吧台上小坐。靠着落地长窗，钢琴的声音咚咚响着，长发的女郎用假装苍凉的声音低低唱着。窗外的地面有点湿，台北冬天的晚上，总是湿的。一个中年的女人，撑着一把花伞，走过窗前。她的脸上有种凄惶的神情。也许拒绝和她说话的儿子令她烦忧？也许家里有一个正在接受化疗的丈夫？也许，她心中压了一辈子的灵魂的不安突然都在蠢动？
朋友用她纤细的手指夹着红酒杯，盈盈地笑着。五十岁的她，仍旧有一种烟视媚行的美，丰润饱满的唇，涂了口红，在杯口留下一点胭脂。她正在问你，要不要加入她的“俱乐部”。
那是“树海葬俱乐部”。会员自己选择将来要树葬还是海葬，要不要告别式，要什么样的告别式，死后，由其他会员忠实执行。你说：“我怕海，太大、太深不可测，还是树葬吧。”她笑说：“海葬最省事。”
你又认真想想，说：“可是树葬也不代表可以随便到山上找棵树对不对？你还是得在公家规定的某一个墓园里的某一株树下面，对不对？你还是得和很多人挤在一起，甚至于和一个讨厌的人作隔壁那棵树，对不对？”
这种内容的酒吧夜话，渐渐成常态。虽然不都是关于身后的讨论，却总和生命的进程有关。这个人得了忧郁症，于是你们七嘴八舌从忧郁症的失眠、失忆谈起，谈到情绪的崩溃和跳楼自杀。那个人中风了，于是你们从医院的门诊、复健，聊到昏迷不醒时谁来执行遗嘱。悲凉欷歔一番，又自我嘲笑一番。突然静下来，你们就啜一口酒，把那静寂打发掉。
回到家，打开电邮，看见一封远方的来信：
十年前，我看见我父亲的慢性死亡。他是在半身不遂了八年之后，吸进一口气就吐不出来，呛死的。八年之中，我是那个为他擦身翻身的人，我是那个看着他虽然腐烂却又无法脱离的人。
所以我就想到一个办法：我组织了一个“爱生”俱乐部。大家非常详细地把所有他绝对不愿意再活下去的状况一一列出，然后会员们互相执行。失去一个成员之后，再招募一个新的成员——是的，像秘密会社。但是我们的俱乐部包括医生、律师等等，以免大家被以谋杀罪名起诉。而且，不可以让家属知道，否则就坏了大事。
你开始写回信：
请传来申请表格。
回家
三个兄弟，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这回摆下了所有手边的事情，在清明节带妈妈回乡。红磡火车站大厅里，人潮涌动，大多是背着背包、拎着皮包、推着带滚轮的庞大行李箱、扶老携幼的，准备搭九广铁路北上。就在这川流不息的滚滚红尘里，妈妈突然停住了脚。
她皱着眉头说：“这，是什么地方？”
哥哥原来就一路牵着她的手，这时不得不停下来，说：“这是香港。我们要去搭火车。”
妈妈露出惶惑的神情，“我不认得这里，”她说，“我要回家。”
我在一旁小声提醒哥哥，“快走，火车要开了，而且还要过海关。”
身为医生的弟弟本来像个主治医师一样背着两只手走在后面，就差身上没穿白袍，这时一大步跨前，对妈妈说：“这就是带你回家的路，没有错。快走吧，不然你回不了家了。”说话时，脸上不带表情，看不出任何一点情绪或情感，口气却习惯性地带着权威。三十年的职业训练使他在父亲临终的病床前都深藏不露。
妈妈也不看他，眼睛盯着磨石地面，半妥协、半威胁地回答：“好，那就马上带我回家。”她开步走了。从后面看她，身躯那样瘦弱，背有点儿驼，手被两个儿子两边牵着，她的步履细碎，一小步接着一小步往前走。陪她在乡下散步的时候，看见她踩着碎步窸窸窣窣低头走路，我说：“妈，不要像老鼠一样走路，来，马路很平，我牵你手，不会跌倒的。试试看把脚步打开，你看——”我把脚伸前，做出笨士兵踢正步的架势，“你看，脚大大地跨出去，路是平的，不要怕。”她真的把脚跨大出去，但是没走几步，又窸窸窣窣低头走起碎步来。
从她的眼睛看出去，地是凹凸不平的吗？从她的眼睛看出去，每一步都可能踏空吗？弟弟在电话里解释：“脑的萎缩，或者用药，都会造成对空间的不确定感。”
散步散到太阳落到了大武山后头，粉红色的云霞乍时喷涌上天，在油画似的黄昏光彩里我们回到她的卧房。她在卧房里四处张望，仓皇地说：“这，是什么地方？”我指着墙上一整排学士照、博士照，说：“都是你儿女的照片，那当然是你家喽。”
她走近墙边，抬头看照片，从左到右一张一张看过去。半晌，回过头来看着我，眼里说不出是悲伤还是空洞——我仿佛听见窗外有一只细小的蟋蟀低低在叫，下沉的夕阳碰到大武山的棱线，喷出满天红霞的那一刻，森林里的小动物是否也有声音发出？
还没开灯，她就立在那白墙边，像一个黑色的影子，幽幽地说：“……不认得了。”大武山上最后一道微光，越过渺茫从窗帘的缝里射进来，刚好映出了她灰白的头发。
火车滑开了，窗外的世界迅急往后退，仿佛有人没打招呼就按下了电影胶卷“快速倒带”，不知是快速倒往过去还是快速转向未来，只见它一幕一幕从眼前飞快逝去。
因为是晚班车，大半旅者一坐下就仰头假寐，陷入沉静，让火车往前行驶的轰隆巨响决定了一切。妈妈手抓着前座的椅背，颤巍巍站了起来。她看看前方，一纵列座位伸向模糊的远处；她转过身来看往后方，列车的门紧紧关着，看不见门后头的深浅。她看向车厢两侧窗外，布帘都已拉上，只有动荡不安的光，忽明忽灭、时强时弱，随着火车奔驰的速度像闪电一样打击进来。她紧紧抓着椅背，维持身体的平衡，然后，她开始往前走。我紧跟着亦步亦趋，一只手搭着她的肩膀，防她跌倒，却见她用力地拔开我的手，转身说：“你放我走，我要回家。天黑了我要回家！”她的眼睛蓄满了泪光，声音凄恻。
我把她抱进怀里，把她的头按在我胸口，紧紧地拥抱她，也许我身体的暖度可以让她稍稍安心。我在她耳边说：“这班火车就是要带你回家的，只是还没到，马上就要到家了，真的。”
弟弟踱了过来，我们默默对望；是的，我们都知道了：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递区号、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个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挂号拿印章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