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相视而笑，好像刚刚经过一个秘密的宗教仪式，然后开始想念那缺席的一个人。
是一个阳光温煦、微风徐徐的下午。我看见他们两鬓多了白发，因此他们想必也将我的日渐憔悴看在眼里。我在心疼他们眼神里不经意流露的风霜，那么——他们想必也对我的流离觉得不舍？
只是，我们很少说。
多么奇特的关系啊。如果我们是好友，我们会彼此探问，打电话、发简讯、写电邮、相约见面，表达关怀。如果我们是情人，我们会朝思暮想，会嘘寒问暖，会百般牵挂，因为，情人之间是一种如胶似漆的黏合。如果我们是夫妻，只要不是怨偶，我们会朝夕相处，会耳提面命，会如影随形，会争吵，会和好，会把彼此的命运紧紧缠绕。
但我们不是。我们不会跟好友一样殷勤探问，不会跟情人一样常相厮磨，不会跟夫妇一样同船共渡。所谓兄弟，就是家常日子平淡过，各自有各自的工作和生活，各自做各自的抉择和承受。我们聚首，通常不是为了彼此，而是为了父亲或母亲。聚首时即使促膝而坐，也不必然会谈心。即使谈心，也不必然有所企求——自己的抉择，只有自己能承受，在我们这个年龄，已经了然在心。有时候，我们问：母亲也走了以后，你我还会这样相聚吗？我们会不会，像风中转蓬一样，各自滚向渺茫，相忘于人生的荒漠？
然而，又不那么简单，因为，和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都不一样，我们从彼此的容颜里看得见当初。我们清楚地记得彼此的儿时——老榕树上的刻字、日本房子的纸窗、雨打在铁皮上咚咚的声音、夏夜里的萤火虫、父亲念古书的声音、母亲快乐的笑、成长过程里一点一滴的羞辱、挫折、荣耀和幸福。有一段初始的生命，全世界只有这几个人知道，譬如你的小名，或者，你在哪棵树上折断了手。
南美洲有一种树，雨树，树冠巨大圆满如罩钟，从树冠一端到另一端可以有三十米之遥。阴天或夜间，细叶合拢，雨，直直自叶隙落下，所以叶冠虽巨大且密，树底的小草，却茵茵然葱绿。兄弟，不是永不交叉的铁轨，倒像同一株雨树上的枝叶，虽然隔开三十米，但是同树同根，日开夜合，看同一场雨直直落地，与树雨共老，挺好的。
如果
他一上来我就注意到了。老伯伯，留着平头，发色灰白，神色茫然，有点像个走失的孩子。裹着一件浅褐色的夹克，一个皮包挂在颈间，手里拄着拐杖，步履艰难地走进机舱。其他的乘客拖着轮转行李箱，昂首疾步往前，他显得有点慌张，低头看自己的登机证，抬头找座位号码。不耐烦的人从他身边用力挤过去，把他压得身体往前倾。他终于在我左前方坐下来，怀里紧抱着皮包，里头可能是他所有的身份证明。拐杖有点太长，他弯腰想把它塞进前方座椅下面，一阵忙乱，服务员来了，把它抽出来，拿到前面去搁置。老伯伯伸出手臂，用很浓的甘陕乡音向着小姐的背影说：“要记得还给我啊。”
我低头读报。
台北往香港的飞机，一般都是满的，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是去香港的。他们的手，紧紧握着台胞证，在香港机场下机、上机，下楼、上楼，再飞。到了彼岸，就消失在大江南北的版图上，像一小滴水无声无息落进茫茫大漠里。老伯伯孤单一人，步履蹒跚行走千里，在门与门之间颠簸，在关与关之间折腾，不必问他为了什么；我太知道他的身世。
他曾经是个眼睛如小鹿、被母亲疼爱的少年，心里怀着莺飞草长的轻快欢欣，期盼自己长大，幻想人生大开大合的种种方式。唯一他没想到的方式，却来临了，战争像突来的飓风把他连根拔起，然后恶意弃置于陌生的荒地。在那里，他成为时代的孤儿，堕入社会底层，从此一生流离，半生坎坷。当他垂垂老时，他可以回乡了，山河仍在，春天依旧，只是父母的坟，在太深的草里，老年僵硬的膝盖，无法跪拜。乡里，已无故人。
我不敢看他，因为即使是眼角余光瞥见他颓然的背影，我都无法遏止地想起自己的父亲。父亲离开三年了，我在想，如果，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仅仅是一次机会，让我再度陪他返乡——我会做什么？
我会陪着他坐飞机，一路牵着他瘦弱的手。
我会一路听他说话，不厌烦。我会固执地请他把他当年做宪兵队长的英勇事迹完整地讲完，会敲问每一个细节——哪年？驻扎在镇江还是无锡还是杭州？对岸共产党劝你“起义”的信是怎么写的？为什么你没接受？……我会问清每一个环节，我会拿出我的笔记本，用一种认真到不能再认真的态度，仿佛我在采访一个超强大国的国家元首，聚精会神地听他每一句话。对每一个听不懂的地名、弄不清的时间，坚持请他——“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三点水的淞？江水的江？羊坝头怎么写？宪兵队在广州驻扎多久？怎么到海南岛的？怎么来台湾的？坐什么船？船叫什么名字？几吨的船？炮有打中船吗？有起火吗？有没有人掉进海里？多少人？有小孩吗？你看见了吗？吃什么？馒头吗？一人分几个？”
我会陪他吃难吃的机舱饭。我会把面包撕成一条一条，跟空中小姐要一杯热牛奶，然后把一条一条面包浸泡牛奶，让他慢慢咀嚼。他颤抖的手打翻了牛奶，我会再叫一杯，但是他的衣服不会太湿，因为我会在之前就把雪白的餐巾打开铺在他胸口。
下机转机的时候，我会牵着他的手，慢慢地走。任何人从我们身边挤过而且露出不耐烦的神色故意给我们看，我会很大声地对他说：“你有教养没有！”
长长的队伍排起来，等着过关，上楼，重新搭机。我会牵着他的手，走到队伍最前端，我会跟不管那是什么人，说：“对不起，老人家不能站太久，您可以让我们先进去吗？”我会把他的包放在行李检查转轮上，扶着他穿过电检拱门。如果检查人员说：“请你退回去，他必须一个人穿过。”我会坚持说：“不行，他跌倒怎么办？那你过来扶着他！”如果不知为什么，那门“哔”一声响起，他又得退回，然后重来一次，我会不管三七二十一，牵着他的手，穿过。
当飞机“砰”一声触到了长沙的土地，当飞机还在滑行，我会转过身来，亲吻他的额头——连他的额头都布满了老人黑斑，我会亲吻他的额头，用我此生最温柔的声音，附在他耳边跟他说：“爸爸，你到家了。”
“砰”的一声，飞机真的着陆了，这是香港赤鱲角机场。我的报纸，在降落的倾斜中散落一地。机舱仍在滑行，左前方那位老伯伯突然颤巍巍站了起来，我听见空服员恼怒而凌厉的声音：“坐下，坐下，你坐下！还没到你急什么！”
跌倒——寄K
不久前，震动了整个香港的一则新闻是，一个不堪坎坷的母亲，把十岁多一点的两个孩子手脚捆绑，从高楼抛落，然后自己跳下。
今天台湾的新闻，一个“国三”的学生在学校的厕所里，用一个塑胶袋套在自己头上，自杀了。
读到这样的新闻，我总不忍去读细节。掩上报纸，走出门，灰蒙蒙的天，下着细雨。已经连下了三天雨，早上醒来时，望向窗外，浓浓的雾紧紧锁住了整个城市。这个十五岁的孩子，人生最后的三天，所看见的是一个灰蒙蒙、湿淋淋、寒气沁人的世界。这黯淡的三天之中，有没有人拥抱过他？有没有人抚摸过他的头发，对他说：“孩子，你真可爱”？有没有人跟他同走一段回家的路？有没有人发简讯给他，约他周末去踢球？有没有人对他微笑过，重重地拍他肩膀说：“没关系啊，这算什么？”有没有人在MSN上跟他聊过天、开过玩笑？有没有人给他发过一则电邮，说：“嘿，你今天怎么了？”
在那三天中，有没有哪个人的名字被他写在笔记本里，他曾经一度动念想去和对方痛哭一场？有没有某一个电话号码被他输入手机，他曾经一度犹疑要不要拨那个电话去说一说自己的害怕？
那天早上十五岁的他决绝地出门之前，桌上有没有早点？厨房里有没有声音？从家门到校门的一路上，有没有一句轻柔的话、一个温暖的眼神，使他留恋，使他动摇？
我想说的是，K，在我们整个成长的过程里，谁，教过我们怎么去面对痛苦、挫折、失败？它不在我们的家庭教育里，它不在小学、中学、大学的教科书或课程里，它更不在我们的大众传播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只教我们如何去追求卓越，从砍樱桃的华盛顿、悬梁刺股的孙敬、苏秦到平地起楼的比尔·盖茨，都是成功的典范。即使是谈到失败，目的只是要你绝地反攻，再度追求出人头地，譬如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洗雪耻辱，譬如哪个战败的国王看见蜘蛛如何结网，不屈不挠。
我们拼命地学习如何成功冲刺一百米，但是没有人教过我们：你跌倒时，怎么跌得有尊严；你的膝盖破得血肉模糊时，怎么清洗伤口、怎么包扎；你痛得无法忍受时，用什么样的表情去面对别人；你一头栽下时，怎么治疗内心淌血的创伤，怎么获得心灵深层的平静；心像玻璃一样碎了一地时，怎么收拾？
谁教过我们，在跌倒时，怎样的勇敢才真正有用？怎样的智慧才能度过？跌倒，怎样可以变成行远的力量？失败，为什么往往是人生的修行？何以跌倒过的人，更深刻、更真诚？
我们没有学过。
如果这个社会曾经给那十五岁的孩子上过这样的课程，他留恋我们——以及我们头上的蓝天——的机会是不是多一点？
现在K 也绊倒了。你的修行开始。在你与世隔绝的修行室外，有很多人希望捎给你一句轻柔的话、一个温暖的眼神、一个结实的拥抱。我们都在这里，等着你。可是修行的路总是孤独的，因为智慧必然来自孤独。
牵挂
要赶去机场，时间很紧，路上不知塞不塞车，但我还是给丽莎打了个电话：“十分钟后到你家。然后直奔机场，准备点吃的给我。”
十分钟后，丽莎趿着拖鞋，穿着运动裤，素颜直发下楼来，我们坐在她阳光满满的客厅里。她开始谈正在读的菲力普·罗斯的小说，我猛喝一杯五百毫升的优酪乳加水果，囫囵吞一个刚做好的新鲜三明治。吃完喝完，还带一杯滚烫的咖啡，有盖，有吸管，匆匆上车。上车时，丽莎塞给我一本书，《二〇〇七美国最佳散文选》，让我带上飞机看。
车子启动，将车窗按下，看着门里目送我离去的丽莎，我用手心触唇，给她一个象征的亲吻和拥抱。
一路飞奔到机场。临上机，再给她打个电话：“你让马莉去帮我打扫时，拜托，洗衣机里有洗过的衣服忘了拿出来晾，请她处理，还有，冰箱里过期的东西全部丢掉。都发霉了。”丽莎说：“没问题。你要保重。”我也说：“你保重。”
然后我关了手机。提起行李。
这么常地来来去去，这么常地说“你保重”，然而每一次说“保重”，我们都说得那么郑重，那么认真，那么在意，我想是因为，我们实在太认识人生的无常了，我们把每一次都当作可能是最后一次。
到了香港，一踏出机舱就打开手机，手机里一定有一则短讯：“在A 出口等候。”大厅里，不管人群多么拥挤，C 一定有办法马上让你看见她，她总是带着盈盈笑意迎面走来。她的一只手里有一杯新鲜的果汁，递给你，另一只手伸过来帮你拖行李。“要不要买牛奶回家？要不要先去市场买菜？”她问。
她开车，一路上，絮絮述说，孩子、工作、香港政治、大陆新闻，好笑的人、愤怒的事、想不开的心情。我们平常没时间见面，不知怎么接机或送机就变成一个流动中的咖啡馆，滑行中的聊天室。车子在公路上滑行，我总是边听边看车窗外的风景，两边空濛，尽是大山大海大片的天空。如果是黄昏，霞彩把每一座香港的山都罩上一层淡粉的薄纱，温柔美丽令人瞠目。
偶尔，车子也是流动的写作室。有一天，要从新竹开车南下三百公里去探视母亲——夜里突来电话，得知母亲生病，但是要出发时，手边一篇批判“总统”先生的大块文章虽然彻夜写作，却尚未完稿，怎么办呢？荣光看看我一夜不眠、气色灰败的脸孔，豪气地一挥手，决定做我的专用司机。他前座开车，让我蜷曲在后座继续在电脑上写作文。四小时车程，到达屏东，母亲的家到了，文章刚好完成。荣光下了车，拍拍身上灰尘，一身潇洒，转身搭巴士回新竹，又是四小时车程，独自的行旅。
这些是牵挂你的人慷慨赠予你的时光和情感；有时候，是你牵挂别人。一个才气纵横的人中风昏迷，经月不醒。你梦见他，梦见他突然醒来，就在那病房床榻上，披衣坐起，侃侃而谈，字字机锋。他用中文谈两岸的未来，用英语聊莎士比亚的诗。醒来，方知是梦，天色幽幽，怅然不已。
或者是一个十年不逢的老友。久不通讯，但是你记得她在小院里种的花香，记得她念诗时哽咽的声音，记得她在深夜的越洋电话里谈美、谈文章、谈人生的种种温情。你常常想到她，虽然连电话号码都记不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