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孩子的世界单纯而美好。学校外面有野溪，被浓密的热带植物沿岸覆盖，莓果的香甜气息混在空气里，令人充满莫名的幸福感。溪水清澈如许，赤足其中，低头便可见透明的细虾和黑油油的蝌蚪在石头间游走。羽毛艳丽的大鸟在蓊郁的树丛里忽隐忽现，发出古老而神秘的叫声。头发里粘着野草，带着一身泥土气，提着鞋，裤脚半卷，走进学校，远远就看见教室外一排凤凰木，在七月的暑气里，满树红花，一片斑斓。蝉，开始鸣起。
进入教室坐下，国语老师慢悠悠地教诗。念诗时，他晃着脑袋，就像古时候的书院山长。他谈做人的道理，因为，那是个有“座右铭”的时代：我们的书桌都有一张透明的玻璃，玻璃下面压着对自己的提醒、勉励、期许。我们的日记本里，每隔几页就有一张人生格言语录。作文课，常常会碰到的题目是，《我的座右铭》：助人为快乐之本。要怎么收获，便怎么耕耘。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我知故我在。人生有如钓鱼，一竿在手，希望无穷。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今日事，今日毕。
讲台上的老师，用谆谆善诱的口吻说：“你们的前途是光明的，只要努力……”
五十六岁的我们，围着餐桌而坐，一一站起来自我介绍，因为不介绍，就认不出谁是谁。我们的眼睛暗了，头发白了，密密的皱纹自额头拉到嘴角；从十二岁到五十六岁，中间发生了什么？
如果，在我们十二岁那一年，窗外同样有火红烧天的凤凰花，溪里照样是鱼虾戏水于潺潺之间，野蛇沿着热带常青藤缓慢爬行，然后趴到石块上晒太阳，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个灵魂很老的人，坐在讲台上，用和煦平静的声音跟我们这么说：
“孩子们，今天十二岁的你们，在四十年之后，如果再度相聚，你们会发现，在你们五十个人之中，会有两个人患重度忧郁症，两个人因病或意外死亡，五个人还在为每天的温饱困难挣扎，三分之一的人觉得自己婚姻不很美满，一个人会因而自杀，两个人患了癌症。
“你们之中，今天最聪明、最优秀的四个孩子，两个人会成为医生或工程师或商人，另外两个人会终其一生落魄而艰辛。所有其他的人，会经历结婚、生育、工作、退休，人生由淡淡的悲伤和淡淡的幸福组成，在小小的期待、偶尔的兴奋和沉默的失望中度过每一天，然后带着一种想说却又说不来的‘懂’，做最后的转身离开。”
如果在我们十二岁那年，有人跟我们这样上课，会怎么样？当然，没有一个老师，会对十二岁的孩子们这样说话。因为，这，哪能做人生的“座右铭”呢？
明白
二十岁的时候，我们的妈妈们五十岁。我们是怎么谈她们的？
我和家萱在一个浴足馆按摩，并排懒坐，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一面落地大窗，外面看不进来，我们却可以把过路的人看个清楚。
这是上海，这是衡山路。每一个亚洲城市都曾经有过这么一条路——餐厅特别时髦，酒吧特别昂贵，时装店冷气极强、灯光特别亮，墙上的海报一定有英文或法文写的“米兰”或“巴黎”。最突出的是走在街上的女郎，不管是露着白皙的腿还是纤细的腰，不管是小男生样的短发配牛仔裤还是随风飘起的长发配透明的丝巾，一颦一笑之间都辐射着美的自觉。每一个经过这面大窗的女郎，即使是独自一人，都带着一种演出的神情和姿态，美美地走过。她们在爱恋自己的青春。
家萱说，我记得啊，我妈管我管得烦死了，从我上小学开始，她就怕我出门被强奸，到了二十几岁还不准我超过十二点回家，每次晚回来她都一定要等门，然后也不开口说话，就是要让你“良心发现，自觉惭愧”。我妈简直就是个道德警察。
我说，我也记得啊，我妈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她的“放肆”。那时在美国电影上看见演“母亲”的讲话轻声细气的，浑身是优雅“教养”。我想，我妈也是杭州的绸缎庄大小姐，怎么这么“豪气”啊？当然，逃难，还生四个小孩，管小孩吃喝拉撒睡的日子，人怎么细得起来？她讲话声音大，和邻居们讲到高兴时，会笑得惊天动地。她不怒则已，一怒而开骂时，正气凛然，轰轰烈烈，被骂的人只能抱头逃窜。
现在，我们自己五十多岁了，妈妈们成了八十多岁的“老媪”。
“你妈时光会错乱吗？”她问。
会啊，我说，譬如有一次带她到乡下看风景，她很兴奋，一路上说个不停：“这条路走下去转个弯就是我家的地。”或者说：“你看你看，那个山头我常去收租，就是那里。”我就对她说：“妈，这里你没来过啦。”她就开骂了：“乱讲，我就住在这里，我家就在那山谷里，那里还有条河，叫新安江。”
我才明白，这一片台湾的美丽山林，仿佛浙江，使她忽然时光转换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她的眼睛发光，孩子似的指着车窗外：“佃农在我家地上种了很多杨梅、桃子，我爸爸让我去收租，佃农都对我很好，给我一大堆果子带走，我还爬很高的树呢。”
“你今年几岁，妈？”我轻声问她。
她眼神茫然，想了好一会儿，然后很小声地说：“我……我妈呢？我要找我妈。”
家萱的母亲住在北京一家安养院里。“开始的时候，她老说有人打她，剃她头发，听得我糊涂——这个安养院很有品质，怎么会有人打她？”家萱的表情有点忧郁，“后来我才弄明白，原来她回到了‘文革’时期。年轻的时候，她是工厂里的出纳，被拖出去打，让她洗厕所，把她剃成阴阳头——总之，就是对人极尽的侮辱。”
在你最衰弱的时候，却回到了最暴力、最恐怖的世界——我看着沉默的家萱，“那……你怎么办？”
她说：“想了好久，后来想出一个办法。我自己写了个证明书，就写‘某某人工作努力，态度良好，爱国爱党，是本厂优良职工，已经被平反，恢复一切待遇。’然后还刻了一个好大的章，叫什么什么委员会，盖在证明书上。告诉看护说，妈妈一说有人打她，就把这证书拿出来给她看。”
我不禁失笑，怎么我们这些五十岁的女人都在做一样的事啊。我妈每天都在数她钱包里的钞票，每天都边数边说：“我没钱，哪里去了？”我们跟她解释说她的钱在银行里，她就用那种怀疑的眼光盯着你看，然后还是时时刻刻紧抓着钱包，焦虑万分。怎么办？我于是打了一个“银行证明”：“兹证明某某女士在本行存有五百万元整”，然后下面盖个方方正正的章，红色的，正的反的连盖好几个，看起来很衙门，很威风。我交代印佣：“她一提到钱，你就把这证明拿出来让她看。”我把好几副老花眼镜也备妥，跟“银行证明”一起放在她床头抽屉。钱包，塞在她枕头下。
按摩完了，家萱和我的“妈妈手记”技术交换也差不多了。落地窗前突然又出现一个年轻的女郎，宽阔飘逸的丝绸裤裙，小背心露背露肩又露腰，一副水灵灵的妖娇模样；她的手指一直绕着自己的发丝，带着给别人看的浅浅的笑，款款行走。
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心中渐渐有一分明白，如月光泻地。
什么
我有一种乡下人特有的愚钝。成长在乡村海畔，不曾识都会繁华，十八岁才第一次看见同龄的女生用瓶瓶罐罐的化妆品，才发现并非所有的女生都和我一样，早上起来只知清水洗素颜。在台南的凤凰树下闲散读书，亦不知何谓竞争和进取；毕业后到了台北，大吃一惊，原来台北人人都在考托福，申请留学。
这种愚钝，会跟着你一生一世。在人生的某些方面，你永远是那最后“知道”的人。譬如，年过五十，苍茫独行间，忽然惊觉，咦，怎么这么多的朋友在读佛经？他们在找什么我不知道的东西？
表面上毫无迹象。像三十岁时一样意兴风发，我们议论文坛的蜚短流长，我们忧虑政事的空耗和价值的错乱，我们商量什么事情值得行动、什么理想不值得期待，我们臧否人物、解析现象、辩论立场，我们也饮酒、品茶、看画、吃饭，我们时而微言大义，时而聒噪无聊，也常常言不及义。
可是，没有人会说：“我正在读《金刚经》。”
会发现他们的秘密，是因为我自己开始求索生死大问，而愚钝如我会开始求索生死大问是因为父亲的死亡，像海上突来闪电把夜空劈成两半，天空为之一破，让你看见了这一生从未见过的最深邃的裂缝、最神秘的破碎、最难解的灭绝。
于是可能在某个微雨的夜晚，一盏寒灯，二三饮者，在觥筹交错之后突然安静下来，嗒然若失，只听窗外风穿野林肃肃，山川一时寂寥。
“你们看见了我看见的吗？”我悄声问。
这时，他们不动声色，手里的高脚酒杯开始轻轻摇晃，绛红色的酒微微荡漾但绝不溅溢。一个点头说：“早看见了。”另一个摇头说：“汝之开悟，何其迟也。”然后前者说：“你就从《楞严经》开始读吧。”后者说：“春分将至，或可赴恒河一游。”
我惊愕不已：嗄，你们都考过了“托福”啊？
我想到那能诗能画能乐又曾经充满家国忧思的李叔同，三十八岁就决定放下，毅然出家——他究竟看见了什么？夏丏尊在父丧后，曾经特别到杭州定慧寺去探望李叔同，李叔同所赠字，就是《楞严经》的经文：
善哉阿难！汝等当知，一切众生，从无始来，生死相续，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净明体，用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轮转……
弘一法师在自己母亲的忌日，总是点亮油灯，磨好浓墨，素心书写《无常经》：
有三种法，于诸世间，是“不可爱”，是“不光泽”，是“不可念”，是“不称意”。何者为三，谓“老、病、死”。
他是否很早就看见了我很晚才看见的？
我们的同代人，大隐者周梦蝶，六七岁时被大人问到远大志愿时，说的是：“我只要这样小小一小块地（举手在空中画了个小圆圈）；里头栽七棵蒜苗，就这样过一辈子。”梦蝶今年八十六岁了，过的确实就是“一小块地七棵蒜苗”的一辈子。是不是他早慧异于寻常，六七岁时就已知道“不可爱”、“不光泽”、“不可念”、“不称意”在生命本质上的意义，否则，他怎么会在城市陋巷的幽晦骑楼里，在那极其苍白又迷惘荒凉的五十年代时光里，写下这样的诗句：
所有美好的都已美好过了
甚至夜夜来吊唁的蝶梦也冷了
是的，至少你还有虚无留存
你说。至少你已懂得什么是什么了
是的，没有一种笑是铁打的
甚至眼泪也不是……
也是五十年代，彼得·席格把《圣经·传道书》里的诗谱成了曲，旋律甜美轻快，使人想跳舞，可是那词，倾听之下总使我眼睛潮湿，喉头酸楚：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务都有定时
生有时、死有时
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
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哭有时、笑有时，哀恸有时、跳舞有时
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
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
寻找有时、放手有时，保持有时、舍弃有时
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
喜爱有时、恨恶有时，争战有时、和好有时
难的是，你如何辨识寻找和放手的时刻，你如何懂得，什么是什么呢？
共老
我们走进中环一个公园。很小一块绿地，被四边的摩天大楼紧紧裹着，大楼的顶端插入云层，底部小公园像大楼与大楼之间一张小小吊床，盛着一捧青翠。
淙淙流水旁看见一块凹凸有致的岩石，三个人各选一个角，坐了下来。一个人仰望天，一个人俯瞰地，我看一株树，矮墩墩的，树叶油亮茂盛，挤成一团浓郁的深绿。
这三个人，平常各自忙碌。一个，经常一面开车一面上班，电话一个接一个，总是在一个红绿灯与下一个红绿灯之间做了无数个业务的交代。睡觉时，手机开着，放在枕边。另一个，天还没亮就披上白袍开始巡房，吃饭时腰间机器一响就接，放下筷子就往外疾走。和朋友痛快饮酒时，一个人站到角落里捂着嘴小声说话，仔细听，他说的多半是：“尸体呢？”“家属到了没？”“从几楼跳的？几点钟？”然后不动声色地回到热闹的餐桌。人们问：“怎么了？”他说：“没什么。”大伙散时，他就一个人匆匆上路，多半在夜色迷茫的时候。
还有我自己，总是有读不完的书，写不完的字，走不完的路，看不完的风景，想不完的事情，问不完的问题，爱不完的虫鱼鸟兽花草树木。忙，忙死了。
可是我们决定一起出来走走。三个人，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行走，身上没有一个包袱，手里没有一张地图。
然后，我就看见它了。
在那一团浓郁的深绿里，藏着一只浓郁深绿的野鹦鹉，正在啄吃一粒绿得发亮的杨桃。我靠近树，仰头仔细看它。野鹦鹉眼睛圆滚滚的，也看着我。我们就在那杨桃树下对看。
另外两个人，也悄悄走了过来。三个人，就那样立在树下，仰着头，屏息，安静，凝视许久，一直到野鹦鹉将杨桃吃完，吐了核，拍拍翅膀，“哗”一下飞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