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乎人心，应乎潮流
【国学笔记】
我现在所谈的就是“人心”，就是“潮流”。我没有可能对所有的人都调查一番。我所说的“人心”，可能有点局限。但是，一滴水中可以见宇宙，从燕园来推测全国，不见得没有基础。
我们责怪西方不了解东方文化，不了解东方，不了解中国，难道我们自己就了解吗？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人，他就应该坦率地承认，我们中国人也并不全了解中国，并不全了解东方，并不全了解东方文化。实在说，这是一出无声的悲剧。
【品读大师】
1993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晚上，北京大学电教楼报告厅里座无虚席，连入口处和走道上也挤满了人。将近7点时，报告厅里突然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82岁高龄的季羡林先生来了，他应北京大学邀请为燕园的学子们做一次关于国学的讲座。季老看见有不少同学都站在走道边、坐在台阶上，安安静静地听他讲，这位耄耋老人心里感到十分激动，眼泪都在眼睛里打转。本来，季老劝同学们找一个小一点的教室，因为担心来得人少，面子上不好看，可同学们坚持要在能够容纳400人的电教楼报告厅，没想到地方还是太小。季老看见这么多同学冒雨前来，感动地说：“难为大家了，谢谢同学们对国学研究的热情关注。”
事后，季老回忆起那天燕园讲座的情形，内心依然热浪翻滚，他说人世间有果必有因，大家对国学研究的关注必然也有它的原因，如果用一句话来回答就是：顺乎人心，应乎潮流。
《辞源》上说：“国学，一国之固有之学术也。”季老认为这句话虽然简短朴实，但的确说到了点子上。如今国内兴起国学热，但很多人对于国学的概念还很模糊。究竟什么是“国学”，季老认为，简单地说，“国”就是中国，“国学”就是中国的学问，中国的一切传统文化就是国学。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文化，是一笔十分宝贵的财富，它五色杂陈、头绪万千，需要我们认真地分析、细细地品味，找出其中的精华，将它发扬光大，进而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幸福，这正是潮流所在。
过去，有很多人将“国学”与“国故”联系在一起，因为国学表面上看起来是研究过去的文化。对此，季老强调说，国学绝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它既与过去有密切联系，又与现在甚至将来有密切联系”。
这些年，不但国内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国学，就连国外也掀起了学习中国文化的热潮。2004年11月21日，全球第一所“孔子学院”在韩国首尔挂牌。截至2010年底，全球已建立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分布在96个国家和地区。季老还曾听一位国家教委的领导说，他在印度新德里，亲耳听到印度总统在讲话中引用了《管子》一书里关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话，可见中华文化已经深入世界各地人民的心里。我们一方面应该为之而感到骄傲，另一方面应该投入更多的热情和精力来研究我们的传统文化，正如季老所说：“我们中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成分是子孙万代的精神食粮，不弘扬它，我们就对不起祖宗，也对不起后代子孙。”
何谓“大国学”
【国学笔记】
我个人觉得，探讨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只局限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几十年、近百年，也不能局限于我们居住其中的960万平方公里土地。我们必须上下数千年，纵横数万里，目光远大，胸襟开阔，才能更清楚地看到问题的全貌，而不至于陷入井蛙的地步，不能自拔。总之，我们要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扩大我们的视野，才能探骊得珠。
中国是一个有五十六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都参与了中国文化的创造，因此每一个民族的文化都应该得到尊重和研究。过去出版的许多中国通史，实际上都是汉民族的通史，真正的中国通史应该是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国多民族的历史。
【品读大师】
2007年3月的一天，几位好友前往北京301医院看望季老，在谈到当时国内兴起的国学热时，这位年近期颐的老人感到十分欣慰，同时也有一丝担忧。如今大家对国学越来越重视，许多学者都起来呼吁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激起了大众对重学传统文化的热情，然而在这份热情之余，也需要做一些冷静的思考。例如，现在学术界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分歧很大，传统文化究竟包括哪些内容，始终没有一个一致的说法。对此，季老提出了“大国学”的概念，他强调说：“国学应该是‘大国学’的范围，不是狭义的国学。”也就是说，国内各地域文化和五十六个民族的文化，都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
季老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大国学”的含义。比如我们常常讲的“孝悌忠信”和“礼义廉耻”，前者属于鲁文化，着重讲人的内心修养；后者属于齐文化，着重讲外在的法律约束。鲁文化和齐文化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差别呢？因为鲁国农业发达，人民都在本本分分地务农，而齐国商业发达，需要借助法律的力量来约束人的行为。两种文化相互影响、相互补充，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有些人认为只有汉族的文化才能算国学，季老则说：“中国文化，中国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份……这五十六个民族创造的文化都属于国学的范围，而且后来融入中国文化的外来文化，也都属于国学的范围。”比如吐火罗语。季老长期致力于吐火罗语的研究，吐火罗文是在中国新疆发现的，20世纪70年代，新疆吐鲁番地区又发现了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季老对此研究并发表了多篇重要论文，打破了“吐火罗文发现在中国，而研究在国外”的欺人之谈。对于吐火罗文，季老强调，吐火罗文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语言，是别的地方没有的，也应该包括在国学的范围之内。
此外，季老还专门提到了敦煌学。在中国古代的文化交流史上，敦煌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很多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的文化都到过敦煌。敦煌是古代中国吸收外来文化的最后一站，外来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在这里首先产生了碰撞和交流，因此季老提出，敦煌学也应该包括在国学里面。有一些西方学者故意把藏学、满学、蒙学、伊斯兰学等排除在汉学之外，其中的用心可想而知。而季老提出的“大国学”的概念正好将这种谬论打消得一干二净。
季老人生最后的几年一直在病房中度过，但他始终关注着社会上重振国学的热潮。早在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时，季老就提出了“大国学”的初步设想：“国学”应该是长期以来由多民族共同创造的涵盖广博、内容丰富的文化学术，而绝非儒学的代名词。2009年，98岁高龄的季老，为即将出版的《中国通史》题辞：“普及中国史，提倡大国学。”再一次重申“大国学”的概念。在季老一次又一次的强调之下，“大国学”的概念终于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引起了广泛的重视，正如季老所说，目前我们的国学研究还很粗糙，还有很多值得包括进来的东西还没有挖掘出来，还有很多事情需要我们这些后人继续做下去。
历史研究应有的四种态度
【国学笔记】
我们一向讲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现在我们的考古发现越多，就越证明我们的历史长久。随着考古学的不断进步，我估计将来考古发现不但有夏、有禹，一定还会有更古的尧、舜，还要往上发展。总而言之，我的看法是考古发现越多，我们的历史越长。
今天看汉人的解经，难免有离奇荒诞之感。司马迁作《史记》，引了一些《书经》里面的话，都不是原封不动，而是加以“当代化”。以后，到了清代，经过了许多朴学考据大师的诠释，才了解得多了不少。但是，一直到今天，还没有哪个学者敢口出大言，说自己完全了解。《书经》如此，其他诸经以及别的古典文献，莫不皆然。
【品读大师】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认为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然而，多年前发表在《中国史研究动态》上的一篇文章却打破了这个认识。文章里介绍说，《说文》中的六书，甲骨文都已经具备，可以说甲骨文已经是一种很成熟的文字，看来在甲骨文之前就应该有原始文字存在。现在河北、山西、山东等地都发现了史前文字，只可惜材料太少，无法和甲骨文联系起来，但是可以说明，在甲骨文之前文字就已经有了很长的历史。现在需要考古、地理、历史各界联合起来，共同寻找炎黄时代的古文字。
这篇文章一发表，立刻引起了季老的注意。他说，他一直自认为是半个历史研究工作者，可年届耄耋之时却突然豁然开朗，认识了历史研究中的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历史，特别是古代史研究中的很多结论，不管看上去多么确凿可靠，却只能是暂时的假设，与真正的结论相距极远”。季老进一步指出，我们离开古代越远，对古代史的了解就越深刻越细致，也就是说，时代差距与了解程度是成正比的，这一点不难理解，大致有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正如上面那篇甲骨文里所说，随着考古发掘的进步，新材料的发现越来越多，许多过去我们认定的“事实”不断被怀疑、被打破，总是在获得一些新的认识。例如，一开始我们对于新疆地区的古代史了解得很少，后来通过这一地区考古发现的大量文字和非文字的实物，大大加深了我们的认识。再如，如孔壁古文的发现、汲冢周书的发现、敦煌古籍的发现，每一次的发现都让我们增加了对古书的了解，而且这样的发现将来还会越来越多。因此，季老甚至大胆推测，地下埋藏的历史，要比我们已知的还多。
第二个原因，我们研究历史的手段在不断更新、不断进步。例如过去收集资料都是靠学者的记诵之功，难免有遗漏，现在有了电脑的帮助，不论搜集、记录还是检索，都非常快捷方便，不会有任何遗漏。
第三个原因，我们研究历史的指导思想也在变化。比如用历史唯心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所得的结果必然大不相同，近几十年来历史研究取得的成绩与正确的指导思想是分不开的。
因此，季老一再强调，我们根据目前得到的资料做出的结论，都必然只能是暂时的。对此，我们作历史研究，就应该有四种态度：“第一，不能认为任何结论都是真理；第二，必须敞开思想，随时准备推陈出新；第三，必须随时注意新材料的发现，不管它是来自考古发掘，来自新发现的古籍，还是来自某一个地方偶然发现的石碑、墓碑等；第四，必须随时注意报刊杂志上的文章，特别是国外的报刊杂志。”
季老在第四点中提到国外的报刊杂志，除了注重国际学术交流的意义之外，或许还有别的含义。季老曾听说中国考古界存在这样一种情况，中国的考古工作者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发掘了某个地方，作出的发掘报告也有极高的水平，但是却不能把这些结果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来，相反国外的历史学家利用这些素材写出了高水平的历史专着，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惋惜。因此，季老呼吁我们的考古学者和历史学家，要“自己发掘、自己研究、自己利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