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字到文章
【国学笔记】
辞笔或诗笔对举，唐世犹然，逮及宋元，此义遂晦，于是散体之笔，并称曰文，且谓其用，所以载道，提挈经训，诛锄美辞，讲章告示，高张文苑矣。
有史以前的人们，虽然劳动也唱歌，求爱也唱歌，他却并不起草，或者留稿子，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卖诗稿，编全集，而且那时的社会里，也没有报馆和书铺子，文字毫无用处。据有些学者告诉我们的话来看，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想来该是史官了。
【品读大师】
讨论汉文学的发展，就不能不讨论文字的起源。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开篇的《自文字至文章》中，分析了从文字至文章的演变过程。他首先对中国自古就有的几种起源说逐一进行了分析：“……倘将记言行，存事功，则专凭言语，大惧遗忘，故古者尝结绳而治，而后之圣人易之以书契。结绳之法，今不能知……相传‘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易·下系辞》）‘神农氏复重之为六十四爻。’（司马贞《补史记》）颇似为文字所由始。其文今具存于《易》，积画成象，短长错综，变易有穷，与后之文字不相系属。”他认为“结绳记事”“伏羲作卦”都只是推测，没有真凭实据，不足信。而对于“仓颉造字”说，他则认为“要之文字成就，所当绵历岁时，且由众手，全群共喻，乃得流行，谁为作者，殊难确指，归功一圣，亦凭臆之说也”。“且由众手，全群共喻”才是文字的发展过程。
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对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书”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在此基础上，鲁迅认为“文字初作，首必象形，触目会心，不待授受，渐而演进，则会意指事之类兴焉。今之文字，形声转多，而察其缔构，什九以形象为本柢，诵习一字，当识形音义三：口诵耳闻其音，目察其形，心通其义，三识并用，一字之功乃全。”他还指出，中国汉字有三美，一是“意美以感心”，二是“音美以感耳”，三是“形美以感目”。
连续的文字，就是所谓的“文”。鲁迅认为“其兴盛，盖亦由巫史乎”“原始社会里，大约先前只有巫，待到渐次进化，事情繁复了，有些事情，如祭祀、狩猎、战争……之类，渐有记住的必要，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降神’之外，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这就是‘史’的开头。”“更进，则史以记人事也”，这可以从《易》和《书》中看到端倪。
但鲁迅又指出：巫史不是诗人，为了方便记忆，他们又“练句协音”，而为了“俭约其文，以省物力，或因旧习，仍作韵言。”如黄帝《道言》（《吕氏春秋》）《金人铭》（《说苑》）颛顼《丹书》（《大戴礼记》）帝喾《政语》（《贾谊新书》）等“大抵协其音，偶其词，使读者易于上口”，已经具备了读音押韵、用词对仗的特点。由此，鲁迅认为：“初始之文，殆（大概）本（本来）与语言稍异，当有藻韵（华美的文辞和韵律），以便传诵。”
到汉代时，“凡箸于竹帛者为文章（《汉书·艺文志》）”，后来又“举一切可以图写，接于目睛者”都是文章。而梁之刘勰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把文章的产生归于太极两仪，《易》对此进行了简化：“物相杂，故曰文。”《说文解字》中也说：“文，错画也。”鲁迅由此推知“凡所谓文，必相错综，错而不乱，亦近丽尔之象。”他又以刘熙的“文者，会集众彩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释名》）提出了文章真正的含义——“则确然以文章之事，当具辞义，且有华饰，如文绣矣。……但书文章，今通称文学。”“盖其时文章界域，极可弛张，纵之则包举万汇之形声；严之则排摈简质之叙记，必有藻韵，善移人情，始得称文。其不然者，概谓之笔。”
《书》有六体，《诗》有六义
【国学笔记】
虞夏禅让，独饶治绩，敷扬休烈，故深大矣；周多征伐，上下相戒，事危而言切，则峻肃而不阿借；唯《商书》时有哀激之音，若缘厓而失其援，以为夷旷，所未详也。
诗歌之起，虽当早于记事，然葛天《八阕》，黄帝乐词，仅存其名。《家语》谓舜弹五弦之琴，造《南风》之诗曰：“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尚书大传》又载其《卿云歌》云：“卿云烂兮，乣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辞仅达意，颇有古风，而汉魏始传，殆（大概）亦后人拟作。
【品读大师】
《书》即《尚书》，《诗》即《诗经》，都是中华民族“文化元典”之一，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卓越继承者，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将《尚书》与《诗经》并列为一篇，从文学史的角度对二者进行了客观的考察和知识性的介绍。
《尚书》是一部多体裁文献汇编，因为是儒家五经之一，又称《书经》，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鲁迅说：“《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今已莫知其书为何等。假使五帝书诚为五典，则今惟《尧典》在《尚书》中。”可见他肯定了《尚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先秦国家历史文献的史学地位。
《尚书》是什么？
鲁迅引用王充和孔颖达的说法对《尚书》进行了解释：“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或“言此上代以来之书”。又介绍了《尚书》的体制，“《书》之体例有六：曰典，曰谟，曰训，曰诰，曰誓，曰命，是称六体”。典，记述帝王言行，以作后代常法，如《尧典》。谟，记述君臣谋议国事，如《皋陶谟》。训，记述训导言词，如《伊训》。诰，施政文告，如《汤诰》。誓，临战勉励将士的誓词，如《牧誓》。命，帝王的诏令，如《顾命》。此外，“其中有《禹贡》，颇似记，余则概为训下与告上之词，犹后世之诏令与奏议也”。从鲁迅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尚书》其实是古皇家档案文件的汇编文集。对于《尚书》的文风，鲁迅则给出了“其文质朴，亦诘屈难读，距以藻韵为饰，俾便颂习，便行远之时，盖已远矣”的评价。
至于诗歌，鲁迅认为“自商至周，诗乃圆备，存于今者三百五篇，称为《诗经》”，他还指出，由于口耳相传的原因，诗不只存在于书中，所以是最为完整的古文学作品。对于传说的“孔子删诗”，鲁迅同意朱熹的看法：“人言夫子删诗，看来只是采得许多诗，夫子不曾删去，只是刊定而已。”
鲁迅指出：“《书》有六体，《诗》则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雅颂以性质言：风者，闾巷之情诗；雅者，朝廷之乐歌；颂者，宗庙之乐歌也。是为《诗》之三经。赋比兴以体制言：赋者直抒其情；比者借物言志；兴者托物兴辞也。是为《诗》之三纬。风以《关雎》始，雅有大小，小雅以《鹿鸣》始，大雅以《文王》始；颂以《清庙》始；是为四始。”由此认为，《诗经》是“中国最古的诗选。”
鲁迅对《诗经》的文风也进行了考评，认为“如《颂》诗，大率（大多）叹美”“二《雅》，则或美或刺，较足见作者之情……如《小雅》《采薇》，言征人远戍，虽劳而不敢息……此盖所谓怨诽而不乱，温柔敦厚之言矣。然亦有甚激切者，如《大雅》《瞻卬》”“《国风》之词，乃较平易，发抒情性，亦更分明”。并由此推出了《诗经》的次序“惟《诗》以平易之《风》始，而渐及典重之《雅》与《颂》；《国风》又以所尊之周室始，次乃旁及于各国，则大致尚可推见而已。”
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国学笔记】
斯虽出荀卿之门，而不师儒者之道，治尚严急，然于文字，则有殊勋，六国之时，文字异形，斯乃立意，罢其不与秦文合者，画一书体，作《仓颉》七章，与古文颇不同，后称秦篆；又始造隶书，盖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简易，施之于徒隶也。
李斯的《谏逐客书》确实是一部思想深邃、文辞缜密的佳作。对此，鲁迅从文学审美的角度给予了李斯作品高度的评价。鲁迅站在文学史家的角度，把李斯放在了宏阔的文学世界中审视，使其文学价值得以充分的体现。
【品读大师】
《文心雕龙·诠赋》中说“秦世不文”，可见秦代是文学史上的荒原时期。在文化专制的秦朝，李斯以寥寥几篇作品在鲁迅的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与鲁迅所秉持的“以是否有文采作为评判作家在文学史上地位”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对于李斯的文学表现力，鲁迅指出“法家大抵少文采，惟李斯奏议，尚有华辞”，如上书《谏逐客书》云：“……必秦国所生然后可，则是夜光之璧，不饰朝廷；犀象之器，不为玩好；郑卫之女，不充后宫；而骏良駃騠，不实外厩；江南金锡不为用，西蜀丹青不为采。……夫击瓮叩缻，弹筝搏髀，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真秦之声也。郑卫桑间，《昭虞》《武象》者，异国之乐也。今弃击瓮叩缻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今取人则不然：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者逐。然则是所重者在乎色乐珠玉，而所轻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内，制诸侯之术也。……”可以看到，这篇文章排比铺张、文辞修饰整齐、音节和谐流畅，和汉初散文和汉代辞赋很接近。秦代有一些刻石文，如泰山、琅牙、会稽等处的刻石文，也大都出于李斯之手。内容歌颂秦王功德，形式则模仿雅颂，都是四言韵文，但多以三句为一韵。例如《泰山刻石文》：“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修饬。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天下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后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于治。……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后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鲁迅说这段文字“质而能壮，实汉晋碑铭所从出也”，评价是很高的。
另外，《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东郡民刻陨石以诅始皇，“始皇不乐，使博士（即李斯）为《仙真人诗》，及行所游天下，传令乐人歌弦之”。可见李斯至少还写过一部《仙真人诗》，但没有见过流传，可能早就遗失了。鲁迅说它“其诗盖后世游仙诗之祖”。也是说李斯是借描述“仙境”以寄托思想感情诗歌的第一人。
在文学荒原的秦朝，文学作品极为稀有，鲁迅考证“《汉书·艺文志》着秦时杂赋九篇；《礼乐志》云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今亦俱佚。”至于吕不韦的《吕氏春秋》，不是某个人作的，而是“厚养士，使人人着其所知，集以为书，凡二十余万言”。总之，秦朝的文学创作者和文学作品寥寥无几，所以，鲁迅认为从现存的秦代文学作品来看，“秦之文章，李斯一人而已。”
文景相嗣的楚声
【国学笔记】
又以沛宫为原庙，令歌儿吹习高帝《大风》之歌，遂用百二十人为常员。文景相嗣，礼官肄之。楚声之在汉宫，其见重如此，故后来帝王仓卒言志，概用其声，而武帝词华，实为独绝。
在韵言则有屈原起于楚，被谗放逐，乃作《离骚》。逸响伟辞，卓绝一世。后人惊其文采，相率仿效，以原楚产，故称“楚辞”。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
【品读大师】
受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影响，儒学自秦朝就不再是文化的主流。到了汉朝，“高祖亦不乐儒术，其佐又多刀笔之吏（代办文书的小吏）”，在鲁迅眼里，只有郦食其、陆贾、叔孙通还稍有文士的风采，但鲁迅认为他们在汉王朝立足，也并不是因为文术，“陆贾虽称说《诗》《书》，顾（但）特以辩才见赏（被赏识）；郦生固自命儒者，而高祖实以说客视之；至叔孙通，则正以曲学阿世取容，非重（看重）其能定朝仪，知典礼也。”（曲学阿世：指歪曲自己的学术，以投世俗之好。）
而刘邦即位之后，在经过山东时“曾以中牢（此处应为太牢，即猪、牛、羊齐备当做祭品）祀（祭拜）孔子”，不过鲁迅说这实际是“英雄欺人，将借此收揽人心”，让人们知道他反对秦朝的做法而已。刘邦死后，儒生仍然不被重用，鲁迅引《汉书·儒林传》中的话为证：“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道家清净无为的治世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
由此，鲁迅说：“故在文章，则楚汉之际，诗教已熄，民间多乐楚声，刘邦以一亭长登帝位，其风遂亦被宫掖（宫廷）。”他认为这是“盖（因为）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誓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湖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的结果。
楚声，即秦汉间楚地的音乐，也泛指长江中游、汉水一带以至徐、淮间的音乐。从楚汉相争到汉朝结束，楚声一直都是文化主流，鲁迅引用了很多例子来证明：
1.《垓下歌》：项籍（项羽）困于垓下，歌曰：“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楚声也。
2.《大风歌》：高祖既定天下，因征（追击）黥布（即英布）过沛，置酒沛宫，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自击筑歌曰：“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亦楚声也。“且发沛中儿百二十人教之歌，群儿皆和习之。”
3.刘邦为戚夫人作歌：刘邦想立宠妃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为太子，但无奈在吕后和张良的运作下，当时的太子“羽翼已成，难动矣。吕后真而主矣”（《史记·留侯世家》），不得已作罢，戚夫人伤心而泣。刘邦让戚夫人跳楚舞，自己作了一首楚歌：“鸿鹄高飞，一举千里，羽翼已就，横绝四海。横绝四海，又可奈何？虽有矰缴，尚安所施？”
4.刘邦的唐山夫人为《房中乐》作词：《汉书·礼乐志》载：“汉兴，……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乐》，至秦名曰《寿人》。凡乐，乐其所生，礼不忘本。高祖乐楚声，故《房中乐》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房中乐》是周代乐歌的一种，系宗庙所用乐章。）下面是其中一例：
“都荔遂芳，窊桂华。孝奏天仪，若日月光。乘玄四龙，回驰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随世，我署文章。”
5.汉武帝作《秋风辞》：“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船兮济汾河，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鲁迅评价这首歌“缠绵流丽，虽词人不能过也。”
一直到东汉末期，汉少帝刘辩将被为董卓所酖（逼饮毒酒）时，夫妻悲歌——皇帝歌云：“天道易兮我何艰，弃万乘兮退守藩。逆臣见迫兮命不延，逝将去汝兮适幽玄！”其妻唐姬歌曰：“皇天崩兮后土颓，身为帝兮命夭摧。死生路异兮从此乖，奈我茕独兮中心哀！”鲁迅说：“虽临危抒愤，词意浅露，而其体式，亦皆楚歌也。”汉宫楚声，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说，有汉一朝，楚歌不绝，或悲壮或雄奇或哀婉，都动人心魄。
汉武帝时的文学盛况
【国学笔记】
其（东方朔）文辞不逊，高自称誉。帝伟之，令待诏公车；渐以奇计俳辞得亲近，诙达多端，不名一行，然时观察颜色，直言切谏，帝亦常用之。尝至太中大夫，与枚皋郭舍人俱在左右，但诙啁而已，不得大官，因以刑名家言求试用，辞数万言，指意放荡，颇复诙谐，终不见用，乃作《答客难》（《见《汉书》本传）以自慰谕。又有《七谏》（见《楚辞》），则言君子失志，自古而然。
（枚）皋好诙笑，为赋颂多嫚戏，故不得尊显，见视如倡，才比东方朔郭舍人。作文甚疾（快），故所赋甚多，自谓不及司马相如，而颇诋娸（毁谤丑化）东方朔，又自诋娸。班固云：“其文骫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可读者尚数十篇。”
【品读大师】
汉武帝是汉朝的第七位皇帝，他有雄才大略、文治武功，汉朝在他的统治下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之一。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武帝时文术之盛》中对汉武帝时期的文学盛况作了扼要的介绍。
汉武帝颇尚儒术，他登基以后，罢黜百家，启用申公、枚乘、董仲舒、公孙弘等人。他喜欢词赋，尤其是楚辞，曾经令淮南王刘安为《离骚》作传。他自己也创作了《秋风辞》《悼李夫人赋》（见《汉书·外戚传》）等，都有深奥的意境。又恢复了乐府，收集民间歌谣。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司马相如等数十人作诗颂，用于天地诸祠，是为《十九章》之歌。
李延年是西汉重要的音乐家，鲁迅说他“性知音，善歌舞，武帝爱之，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随事兴咏，节促意长，殆即所谓新声变曲者也。”“延年辄承意弦歌所造诗，谓之‘新声曲’，实则楚声之遗，又扩而变之者也。”
汉武帝身边的文学之士也很多。鲁迅历数了严助、吴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终军、严葱奇等人，又说其中东方朔、枚皋（枚乘的庶子）、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比较受重视。鲁迅认为司马相如文章水平最高，但常称病避事；东方朔、枚皋常常毫无根据地提出个人主张，待遇如同舞乐艺人；只有严助与吾丘寿王被任用。不过他们的文学创作仍然是文学史上的重要篇章。此外，还有擅文词的儒术之士，如公孙弘、董仲舒皆举贤良对策。公孙弘官至丞相，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而董仲舒是西汉的思想家，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被汉武帝采纳，在诗词上他曾写过《士不遇赋》（见《古文苑》）。
小说作品在汉武时开始兴盛。洛阳人虞初，号黄车使者，是汉武帝的方士侍郎，写《周说》九百四十三篇。还有一个齐人饶，其姓不可考，担任待诏一职，作《心术》二十五篇。还有无名氏写的《封禅方说》十八篇。不过这些现在都已佚失。
新体诗这时开始蓬勃兴起。《骚》《雅》遗声之外，还有杂言，称为“乐府”。《汉书》上说东方朔作八言及七言诗，各有上下篇，虽然已经失传，但是元封三年汉武帝在柏梁台上诏集群臣，命令有能作七言诗，会得到上坐，鲁迅说：“其辞今具存，通篇七言，亦联句之权舆也：日月星辰和四时（皇帝），骖驾驷马从梁来（梁王），郡国士马羽林材（大司马），总领天下诚难治（丞相），和抚四夷不易哉（大将军），刀笔之吏臣执之（御史大夫）。……走狗逐兔张罘罳（上林令），啮妃女唇甘如饴（郭舍人），迫窘诘屈几穷哉（东方朔）。亦新体也，然或出后人附会。”这里至少可以得出七言诗是在汉武帝时开创的结论。枚乘最开始作五言诗，而当时苏武、李陵的赠答诗也算得上是佳作。
司马相如与司马迁
【国学笔记】
然其专长，终在辞赋，制作虽甚迟缓，而不师故辙，自摅妙才，广博闳丽，卓绝汉代，明王世贞评《子虚》《上林》，以为材极富，辞极丽，运笔极古雅，精神极流动，长沙有其意而无其材，班张潘有其材而无其笔，子云有其笔而不得其精神流动之处云云，其为历代评禛家所倾倒，可谓至矣。
况发愤着书，意旨自激，其与任安书有云：“仆之先人，非有剖符丹书之功，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流俗之所轻也。假令仆伏法受诛，若九牛亡一毛，与蝼蚁何异。”恨为弄臣，寄心楮墨，感身世之戮辱，传畸人于千秋，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
【品读大师】
鲁迅评价汉武帝时期的文人说：“赋莫若司马相如，文莫若司马迁”，这是鲁迅对西汉辞赋家司马相如和史学家司马迁的最高评价。
司马相如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鲁迅引《汉书·司马相如传》介绍说：“司马相如字长卿……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訾为郎，事景帝。”在《子虚赋》《天子游猎赋》《大人赋》得到汉武帝赏识后，鲁迅又说：“盖汉兴好楚声，武帝左右亲信，如朱买臣等，多以楚辞进，而相如独变其体，益以玮奇之意，饰以绮丽之辞，句之短长，亦不拘成法，与当时甚不同。故扬雄以为使孔门用赋，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这是说司马相如之前的人多以楚辞跻身皇帝身边，到了司马相如，他在创作形式上充分表现出独创性，把诸子问答和游士说辞变成散体赋，不像诗体赋以四言为主，隔句用韵，篇幅短小，散体赋是散韵结合，句式多变，短者三四言，长者九、十言不等。所以鲁迅说其“不师故辙”“独变其体”“与当时甚不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创造。
另外，司马相如在写作方法上不但“益以玮奇之意”，有一个宏伟新奇的意图与想象，而且“饰以绮丽之辞”，使其创作意图形象化。一般地说，这种大赋，除了要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思想、宏伟的结构与铺张闳丽的文采之外，还需要有丰富的文字常识，而相如几乎把自己所掌握的字、词汇都用上了，恰好选词造句正是他的专长，鲁迅说他“于小学，则有《凡将篇》”（宋代已佚），而《天子游猎赋》就是典型的富有创造性的虚构夸张、语言雕琢华丽、散韵结合的汉赋之作。所谓“相如入室”，就是说汉赋的最后成功是由他来完成的。他的赋标志着汉赋发展的最高水平，不但丰富了西汉文学艺术园地，而且成为西汉以来赋家学习和模仿的榜样。如扬雄的《长杨赋》《甘泉赋》《羽猎赋》，班固的《两都赋》，张衡的《二京赋》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式于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
司马相如的赋对文坛的影响很大，鲁迅说：“班固以为西蜀自相如游宦京师，而文章冠天下。盖后之扬雄，王褒，李尤，固皆蜀人也。”班固曾在《汉书·地理志》中说：“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冠天下。”可见司马相如在文坛地位之显赫，不但令乡党倾慕，遵循其汉赋创作轨迹前进，而且带动和培养了一批有造诣的文学后备军，大力推动和发展文学事业，呈现出西蜀文章冠天下的新形势。
我们再来看看“文莫若司马迁”是怎么回事。
司马迁，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人。鲁迅说他“年十岁诵古文，二十而南游吴会，北涉汶泗（指山东），游邹鲁，过梁楚以归，仕为郎中”，后来接替父亲司马谈的太史令一职。天汉二年，司马迁因李陵降匈奴一事获罪，被罚以宫刑。“被刑后为中书令，因益发愤，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终成《史记》一百三十篇，始于黄帝，中述陶唐，而至武帝获白麟止，盖自谓其书所以继《春秋》也。”
鲁迅对《史记》给予了前无古人的崇高评价“虽背《春秋》之义，固不失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矣”。《史记》的观点虽然和《春秋》之义不同，但自古以来，历代名家对它的评价都很高。西汉扬雄曰：“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法言重黎篇》）又曰：“《淮南》说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圣人将有所取焉；《淮南》鲜取焉尔。必也儒乎！乍出乍人，《淮南》也。文丽用寡，长卿也。多爱不忍，子长也。仲尼多爱，爱义也；子长多爱，爱奇也。”（《法言·君子篇》）班固虽然对《史记》有批评，但也同意刘向、扬雄的观点：“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理；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见《汉书·司马迁传》）历代名人对《史记》见仁见智，足以说明其至高价值。
鲁迅还引用过茅坤的一段读后感来说明《史记》的感人效果，茅坤说：“读游侠传即欲轻生，读屈原、贾谊传即欲流涕，读庄周、鲁仲连传即欲遗世，读李广传即欲立斗，读石建传即欲俯躬，读信陵、平原君传即欲养士”。鲁迅认为《史记》之所以能达到如此高的文学水平，是因为“惟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发于情，肆于心而为文”。事实上，司马迁不但博学多闻，经验丰富，才思敏捷，而且不为过去的史法所禁锢，大胆地易编年为传记，富有独创精神，加上他思维清晰，善于阐明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理，文直事核，美而不恶”，最终留下史家绝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