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事的三种境界
【国学笔记】
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美成能入而不出。白石以降，于此二事皆未梦见。
“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已修能。”文学之事，于此二者，不能缺一。然词乃抒情之作，故尤重内美。
【品读大师】
王国维一生执着于理想，追求一种无功利的、纯粹的学问境界，虽然盛名天下，却始终心无旁骛、专心向学，不营生计，甘于清贫，有人称他是“以学术为性命，而又以性命殉了学术”。他的《人间词话》中最广为人知的便是他的三个境界说，他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此等语皆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为晏欧诸公所不许也。”
众所周知，《人间词话》是一部文学批评论着，然而在这里，王国维谈的既是诗词，也是人生，他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将三句本无关联的词联系在一起，归纳出“成大事、大学问者”所必须经历的三重境界。
第一层境界，出自北宋婉约派词人晏殊的《蝶恋花》：“槛菊愁烟兰泣露。罗幕轻寒，燕子双飞去。明月不谙别离苦，斜光到晓穿朱户。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原词中的“昨夜西风”一句写的是秋日的怅望，而王国维用“西风凋碧树”表现孤独寂寞的状态，“独上高楼”则是指对理想的渴望与追求，“望尽天涯路”则进一步表明摆脱一切琐事和杂念，一心一意治学和追求理想的决心。
第二层境界，出自北宋婉约派词人柳永的《凤栖梧》：“伫倚危楼风细细。望极春愁，黯黯生天际。草色烟光残照里。无言谁会凭栏意。拟把疏狂图一醉，对酒当歌，强乐无味。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原词中的“衣带渐宽”一句原指的是相思离别之苦，而王国维用衣带宽、人憔悴来形容追求理想的过程之艰苦，然而却“终不悔”，即无论如何艰苦也不放弃，不论将来成功与否都要为之奋力一搏。
第三层境界，出自南宋豪放派词人辛弃疾的《青玉案》：“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原词中“蓦然回首”一句写的是苦苦寻觅之后，忽然见到心上之人的喜悦。王国维在这里用“众里寻他千百度”再一次强调做学问和追求理想的艰苦，而虽然艰苦，却终于有“蓦然回首”的一天，即实现理想之后的欣喜。
王国维曾叹曰：“天才者，或数十年而一出，或数百年而一出，而又须济之以学问，帅之以德性，始能产生真正之大文学。”可见，王国维一方面认为天才之难得，一方面也十分重视后天的修养对一个人的塑造。综观这三重境界，可知在王国维看来，无论做学问还是做其他任何事业，都需要抛开一切杂念，沉下心来踏踏实实地去做、坚持不懈地去做，唯此才会有柳暗花明、修得正果的一天，王国维的一生也切切实实地践行了他自己的这句话。
词以境界为最上
【国学笔记】
自然中之物，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
太白纯以气象胜。“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寥寥八字，遂关千古登临之口。后世唯范文正之《渔家傲》，夏英公之《喜迁莺》，差足继武，然气象已不逮矣。
【品读大师】
“境界”原指一个人的思想觉悟和精神修养，而王国维将它引入文学批评领域，在《人间词话》中提出了着名的“境界说”。王国维不仅把境界视为诗词的创作原则，也把其当做评判标准，评价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二字出发。
《人间词话》第一句开宗明义：“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也就是说，有境界的作品才能有高格调，能够清新自然脱离雕琢，成为千古传诵的佳句。王国维特别推崇五代和北宋的词作也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这一时期的词还处在发展阶段，还没有追求形式而流于空洞的毛病，能够反映作者的真性情和真思想，因此可以成为一流的作品。
在王国维看来，词的境界可以分为两种，即有我之境与无我之境。他举例说，冯延巳的“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是有我之境，而元好问的“寒波澹澹起，白鸟悠悠下”是无我之境。他说：“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我皆着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未始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也就是说，有我之境是作者把自己的思想意志情感附加在事物之上，使他观察到的事物带有了作者的感情色彩。而无我之境的作品中，不带有作者的主观感情，达到一种“物我合一”的超脱境界。这两种境界又各有特色“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也就是说，由于无我之境是以物观物，心情平淡而纡徐平缓；而有我之境是以我观物，感情激昂而骇心震目。因此，无我之境优美，而有我之境宏壮。在王国维看来，无我之境要难于有我之境，因为只有一个人的内心真正达到淡泊名利、不为外物所扰的境界，才能够作出无我之境的作品。
同时，王国维也强调：“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在他看来，杜甫的“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与“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不相上下，而秦观的“宝帘闲挂小银钩”与“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是旗鼓相当。许多文学评论家总是偏爱那些气势宏伟、惊心动魄的诗词，王国维则认为，壮阔的豪情也好、细腻的温情也罢，只要是表现真景物、真性情，都是有境界的好作品，都应该受到赞赏，如果为了雄伟而雄伟、为了放达而放达，则会得不偿失。
此外，王国维认为诗词创作有造境与写境之分，即有的是创造境界，有的是描写境界，但是有时候造境与写境又很难分别，因为“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必邻于理想故也”，也就是说，真正的大诗人，既有高超的文学技巧，又有超于常人的情怀，因此他们的作品中往往既有写境又有造境，既合乎自然，又接近理想。
除了“境界”之外，文人学士用来批评作品的标准还有很多，其中有一些是被长时间广泛运用的，例如“兴趣”和“神韵”。而王国维则说：“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在王国维看来，古人所说的兴趣、神韵都有不足之处，而“境界”则涵盖了诗词要表现的各方面的内容，因此比严羽、王士禛提出的兴趣和神韵更高明、更全面。从这一点看，王国维确实有一些小小的自负，他对自己的词作自视甚高，对自己提出的“境界说”同样自视甚高，但是，“兴趣”“神韵”和“境界”，究竟哪一个更高明，我想并没有必要非得评个高下，这些都是前人给我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抹杀的贡献，将它们研究深了、研究透了才是正经事。
情真，景亦真
【国学笔记】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词人之忠实，不独对人事宜然。即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否则所谓游词也。
昔人论诗词，有景语、情语之别。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
【品读大师】
王国维既然把“境界”作为评价诗词的标准，那么怎样的诗词才算有境界呢？在王国维看来，感情真实就是作品有境界的第一标准。他说：“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也就是说，文学作品首先要“情真”，才能有感染力，心中有真情实感，才能把情写得明白、把景写得生动。
谈到作品感情的真实与否，王国维认为有“隔”与“不隔”之分。他举例说，欧阳修的“阑干十二独凭春，晴碧远连云。二月三月，千里万里，行色苦愁人”。语语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而他的“谢家池上，江淹浦畔”就是隔了。可以看出，所谓的“隔”与“不隔”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将真情实感直接写出，而后者则感情造作，是为了创作而创作，用典故和辞藻追求表面上的华丽，所以始终觉着隔着一层。所以王国维很推崇陶渊明、谢灵运以及苏轼的词，前二者是山水田园诗人，风格自然清新，而苏轼则直抒胸臆，这都是“不隔”。
王国维十分反感诗词创作中造作、有寄托，他倡导真情实感的流露，他甚至说：“人能于诗词中不为美刺投赠之篇，不使隶事之句，不用粉饰之字，则于此道已过半矣。”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写诗写词，能够做到不作赞美讽刺、不用排比典故、不加刻意装饰的字，那么他对于作诗词的门径就已经懂得了一大半了。可见，真情实意对于诗词的重要性。
但是，这并不是说诗词创作不需要重视语言上的技巧，而是要以真情实感为基础，加以巧妙的表现方式，才能使诗词境界全出。王国维举了两例，北宋词人宋祁的一句“红杏枝头春意闹”，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而张先的一句“云破月来花弄影”，着一“弄”字，境界全出。前一句中，红杏本来平淡无奇，但一个“闹”字使得全句都生动起来，立刻显现出春光明媚、生机勃勃的景象。后一句中，云和月也本是平常之物，但一个“弄”字凸显了月夜的幽静。因此王国维说这两个字使得全诗“境界全出”。王国维在这里说的其实也就是中国诗词中一直讲究的“炼字”，也就是对句中的关键字，尤其是动词，进行反复地推敲和琢磨，使之能够带动全诗，起到“点睛”的作用，烘托出诗词的境界。
以上这些都是讲写景或者以景寄情，那么专门写情的诗词又如何呢？在王国维看来，喜怒哀乐都是人们心中的境界，专作情语而绝妙者也大有人在。例如顾夐的“换我心为你心，始知相忆深”、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以及周邦彦的“许多烦恼，只为当时，一饷留情”，等等。诗词中以景寄情的有很多，所谓“一切景语皆情语”，而专门写情的诗词，没有景物可以依傍，所以难度很大，但是写情和写景是同样重要的，如果能够用极其简单的语句把内心真实的情感表达出来，就是上等的佳句。
此外，王国维不但反感诗词中矫揉造作、有寄托，更反感人们在欣赏解读诗词的时候强加附会。他说温庭筠的《菩萨蛮》、欧阳修的《蝶恋花》以及苏轼的《卜算子》都是兴到之作，却都被张惠言刻意附会上命意，实在是太浅陋了。王国维认为，这些绝妙的作品都是作者一时兴起，创作成词，本来并没有什么寄托，却被后人强加上寄托，反而失去了作品原有的美感，这是何其不幸的一件事啊。
作词当争第一义
【国学笔记】
美成深远之致不及欧秦。唯言情体物，穷极工巧，故不失为第一流之作者。但恨创调之才多，创意之才少耳。
周保绪济《词辩》云：“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诣力，亦不后诸人，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又云：“叔夏所以不及前人处，只在字句上着功夫，不肯换意。近人喜学玉田，亦为修饰字句易，换意难。”
【品读大师】
综观中国几千年的文学史，我们可以看到，基本上一代有一代的文学，每一种文学形式的兴盛都不算很长久。从最早的诗经开始，诗经之后有楚辞，楚辞之后是五言诗，五言诗衰落之后七言诗流行起来，之后律诗也风行了一段时间，宋代以后，则有词取而代之……正如王国维所说：“一切文体，始盛终衰。”而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他看来是因为：“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也就是说，每一种文体的衰落，归根结底就在于套路和习惯的局限，因为没有创新而逐渐失去了活力和光彩，自然也就要被新的文体取而代之。
因此，王国维提出“作词当争第一义”，他说“社会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善人，文学上之习惯，杀许多之天才。”文学上之习惯，即文体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之后，形成了一定的套路，而后来的人又不注意创新，于是便局限在这旧的套路当中，反而无法表达真心、施展不出应有的才华，这就像社会上的一些恶习把本性善良的人都变坏了一样。因此，真正的天才应该摆脱这种文体的束缚，勇于求新求变，才能使诗词以及其他文体产生新的活力，不断产生出一流的文学作品。
当然，创新并不是说完全不可以借用前人的诗词，如果能够巧妙地“借古人之境为我之境界”，也能够产生一流的词作。王国维举了一例，唐朝诗人贾岛有一句名诗“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写的是思念好友之情。这句诗被周邦彦引入词中，化作“渭水西风，长安乱叶，空忆诗情婉转”，怀念当年与友人游览吟诗的场景。又被白朴引入曲中，化作“一声声，送上雕鞍，伤心故园，西风渭水，落日长安”，表达唐玄宗在安史之乱后离开长安途中的去国伤悲。这两句都将前人的诗词引用得很好，创造了自己独有的境界。同时，王国维也强调“然非自己有境界，古人亦不为我所用”，也就是说，想要借用古人的境界，先要自己胸中有境界，否则就只能生搬硬套，毫无新意。
在这里，王国维表现出了他小小的自负。他认为自己虽然在才华上比不上过去那些大文学家，但是在创新这一点上，算是比较突出的。他说“余填词不喜作长调，尤不喜用人韵，偶尔游戏，作《水龙吟》咏杨花，用质夫、东坡倡和韵，作《齐天乐》咏蟋蟀，用白石韵，皆有与晋代兴之意。”王国维说他作词不喜欢沿用别人的韵，即使是偶尔用一下苏轼、姜夔的韵，也有想要后来居上的意思，并不是一味地模仿前人。
王国维还特意提到，好友樊抗夫曾称赞他的《浣溪沙》“天末同云”一首、《蝶恋花》“昨夜梦中”“百尺朱楼”“春到临春”几首，都是“凿空而道，开词家未有之境”。王国维的这几首词究竟有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姑且不论，但总而言之，他想要强调作品的原创性，作词应当有自己的新意，写别人没有写过的景，道别人没有道过的情，才能创造出新的境界，这才是真正难能可贵之处。王国维在这里虽然说的是词，当然也包含了其他的文体，无论诗词还是散文，都应当“力争第一义”，创新既是创作的目的，也是评判的标准，唯此才能保证文学的活力，否则就会变成一潭毫无生机的死水。
李煜的眼界
【国学笔记】
唐五代之词，有句而无篇。南宋名家之词，有篇而无句。有篇有句，唯李后主降宋后诸作，及永叔、子瞻、少游、美成、稼轩数人而已。
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不过自道生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
温飞卿之词，句秀也。韦端己之词，骨秀也。李重光之词，神秀也。
【品读大师】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煜，五代十国时南唐国君，史称李后主。开宝八年，宋军破南唐都城，李煜被俘至汴京。因感怀故国，作了这首《虞美人》，千百年来始终传诵不绝，成为千古佳作。
王国维论词特别推崇五代和北宋的词，而在五代中又特别褒赏南唐后主李煜的词，他说：“词至李后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所谓“伶工之词”指的是隋唐时期的早期的词，大部分是为乐工、伶人所作，后来虽然有晚唐五代的温庭筠、韦庄等花间派词人崛起，但大部分也还是为歌楼传唱之用的艳词。而到了李煜，由于身经从皇帝到囚徒“天上人间”般的变故，凄凉悲愤之感齐涌心头，以其深厚的文学艺术修养为基础，作词抒发内心的情感，因此王国维认为李后主词的成就是花间词派其他人所无法比拟的。清朝常州词派作家周济曾把李煜的词排在温庭筠和韦庄之下，在王国维看来简直就是颠倒黑白，他愤然反问道，温庭筠的《金荃集》、韦庄的《浣花词》能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样的气象吗？
李煜的词之所以能有如此高深的境界，在王国维看来有两点原因。首先，他认为，词人应该是没有失去赤子之心的人。赤子，即婴儿，赤子之心也就是像婴儿般自然纯真、毫无造作之心。而李后主正是这样的人，他说“故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是后主为人君所短处，亦即为词人所长处。”李后主因为从小生长在深宫大院之中，没有沾染上世俗的习气，还能够保有一颗赤子之心，因此他的词平淡而又纯真，毫无遮掩地流露内心的真实情感。王国维曾把诗人分为两种，客观之诗人与主观之诗人，前者是指描写客观世界的诗人，例如《水浒传》《红楼梦》的作者，客观之诗人需要多阅世，历世越深，对世情的洞见就越深，材料也越丰富，才能写出好作品。而主观之诗人，抒写自己的内心情感，不需要有很多阅历，而且最好不要有很多阅历，这样才能避免外界的影响和干扰，抒发自己最真实的情感，所谓“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也就是这样的人。
然而，光有一颗赤子之心还不足以成就李煜的词，他的词，尤其是晚期的词，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大的感染力，在于他的作品中饱含的沧桑之感。王国维说：“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李煜后期的词，感慨深沉、真情激荡，正是由于经历了巨大的变故，所以身事、家事、国事涌上心头、流于笔端，才有如此高深的境界。宋徽宗赵佶的与李煜有几分相似，两人作为皇帝，可以说是失败透顶，但在艺术上，却又有非凡的才华。宋朝国土被金人侵略，宋徽宗被金兵俘虏，流落异域，他的“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等亦是名句。王国维将二者的词比较认为，二人虽然经历相似，但词的境界却截然不同。宋徽宗的词固然伤痛哀咽，但只是倾诉自己的身世苦难，而李后主的词则饱含家国之感，而且多有自叹自责之意，李后主词的眼界之高，也正在于此。
苏辛之狂
【国学笔记】
稼轩《贺新郎》词“送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
学幼安者率祖其粗犷、滑稽，以其粗犷、滑稽处可学，佳处不可学也。幼安之佳处，在有性情，有境界。即以气象论，亦有“横素波、干青云”之概，宁后世龌龊小生所可拟耶？
咏物之词，自以东坡《水龙吟》最工，邦卿《双双燕》次之。白石《暗香》《疏影》，格调虽高，然无一语道着，视古人“江边一树垂垂发”等句何如耶？
【品读大师】
王国维推崇五代和北宋的词，而在南宋词人当中独推辛弃疾的词，他说：“南宋词人，白石有格而无情，剑南有气而乏韵。其堪与北宋人颉颃者，唯一幼安耳。”他认为姜夔的词，虽然格调高妙，但是意境不足，而陆游的词虽然气势轩昂，但在韵律上下的工夫不够，稍显粗豪。而唯一既有真性情，又在语言上达到一定高度的只有辛弃疾。而且他说，辛弃疾的风格后人都学不来，后人只学得了他的粗犷，却没有他那样的胸怀抱负，因此只能为了粗犷而粗犷，却没有真性情。
苏轼的词也是如此。王国维评价说：“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苏轼受庄子的影响比较大，虽然际遇坎坷，但一生旷达，被排挤也好、被贬谪也罢，都能够坦然面对，他喜欢直接表达自己的感慨，歌颂自然、思考人生，因此，王国维说苏轼词旷。辛弃疾稍有不同，二十几岁参加抗金义军，出入于刀林箭雨之中，一生力主抗金，但始终不得一展抱负，于是一腔忠愤只能发于词中，正如周济所说：“敛雄心，抗高调，变温婉成悲凉。”因此王国维说他的词豪。在他看来，苏辛二人词的境界，皆是源于他们个人胸怀和境界，后人学不好，就像东施效颦一样可笑。
姜夔是辛弃疾的好友，也是南宋有名的词人。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也多次提到姜夔的词，以及拿姜夔的词与苏辛的词作比较。他曾赞赏姜夔的词说：“古今词人格调之高，无如白石。”格调指的是词的音调和韵律，姜夔因为精通音律，所以能够自创新声，所以王国维推他为古今词人格调第一，然而如果与苏辛相比，则略逊一筹。他说：“白石虽似蝉脱尘埃，然终不免局促辕下。”姜夔为人清高，他的词也是风格高秀、清新峻拔，因此王国维说他的词如蝉蜕壳一样脱离污浊，但是因为没有苏辛那样的“雅量高致”，所以仍然像车辕下的马一样局促狭窄。
然而，在王国维看来，除了姜夔之外也就没有人可以同苏辛相比了。他说：“苏辛，词中之狂。白石犹不失为狷。若梦窗、梅溪、玉固、草窗、西麓辈，面目不同，同归于乡愿而已。”“狂”原指无所畏忌、豪放不羁的性情，论词也就是不为格律所束缚，胸中激荡之情奔涌而出。“狷”原指狷洁，洁身自好，论词也就是清静无为而不失操守。“乡愿”则是指循规蹈矩、明哲保身，论词也就是亦步亦趋，没有自己的特点。王国维把苏辛的词归为“狂”，属于一流的作品，把姜夔的词归为“狷”，稍次一等，而宋末的词人吴文英、史达祖等人的词目光短浅，只能归为“乡愿”一类。
我们无法判断王国维的这番评价是否有失公允，总之王国维想表达诗人本身的胸襟和境界的重要性，诗词的境界来自于诗人的境界，他一再强调诗词要以真性情为重，因此诗词的境界直接与作家的胸襟相关，这也就是为什么后人学苏辛，始终貌合神离的根源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