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靡一世的汉乐府
【国学笔记】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
汉武帝定郊祀，乃立乐府，散采齐、楚、赵、魏之声以入乐府也。名字磨灭，不知其作者，故称古辞。
【品读大师】
从秦代以来，统治者设立专门官署——乐府，来配置乐曲、训练乐工和采集民歌。汉乐府则是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保存下来的诗歌，汉人叫做“歌诗”，魏晋时开始被称为“乐府”或“汉乐府”。后世文人仿照这一时期的诗歌形式所作的诗，叫做“乐府诗”。朱自清在《经典常谈·诗第十二》中对汉乐府的概况作了介绍，我们就从中一窥汉乐府之究竟。
汉代乐府从汉武帝开始采民间的歌谣和乐谱，据《汉书·艺文志》载，“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薄厚云”。可见代、赵、秦、楚的作品是汉乐府之精华。汉武帝任命李延年为协律都尉，负责整理那些采集来的歌辞和谱子，以备传习唱奏。朱自清说：“当时乐府里养着各地的乐工好几百人，大约就是演奏这些乐歌的。歌谣采来以后，他们先审查一下。没有谱子的，就要给谱曲，有谱子的，要看合式不合式，不合式的地方，便给改动一些。这就是‘协律’的工作。歌谣的‘本辞’合乐时，有的保存原来的样子，有的删节，有的加进些复沓的甚至不相干的章句。”
朱自清认为乐工们进行“协律”工作的时候，主要以乐为主，只要调子相合，“歌辞通不通，他们是不大在乎的”。乐工们有时还在歌辞里夹进些泛声，“辞”用大字写，“声”用小字写。但流传久了，声辞渐渐区分不开混杂起来，后世便不容易看懂了。这些乐歌就是后来被称为“乐府诗”的诗歌，简称就叫“乐府”。
朱自清指出，汉乐府的声调和当时称为“雅乐”的三百篇有所不同，而是采取了新调子。新调子有两种：“楚声”和“新声”。楚声的代表就是屈原的辞。汉高祖是楚人，喜欢楚声。一般人不用说也是喜欢楚声，因为楚声比雅乐好听。汉武帝时乐府所采的歌谣，楚以外虽然还有代、赵、秦各地的，但声调也许差不很多。鲁迅说汉宫楚声就是指这种风气。不过，那时也有另一种新声输入乐府中，新声出于西域或北狄的军歌，李延年就喜欢用新声的调子唱奏歌谣，渐渐把楚声给压下去了。
汉乐府以叙事为主，其中社会故事和风俗最多，历史及游仙的故事也占一部分，此外就是男女相思和离别之作，格言式的教训，人生的慨叹等——这些都是一般人所喜欢的题材。朱自清说：“用一般人所喜欢的调子，歌咏一般人所喜欢的题材，自然可以风靡一世。”到了汉哀帝，却认为那些都是不正经的乐歌，于是废了乐府，裁了多一半乐工——共四百四十一人，大概都是唱奏各地乐歌的。当时汉哀帝很想恢复雅乐，但没有懂的，只好放弃了。不过一般人还是爱好那些乐歌，这风气直到汉末都没有改变。
委婉尽情的《十九首》
【国学笔记】
楚声名调比雅乐参差得多，新声的更比楚声参差得多。可是楚声里也有整齐的五言，楚调曲里各篇更全然如此，像着名的《白头吟》《梁甫吟》《怨歌行》都是这样的五言诗的源头。
这种作品（指五言诗），文人化的程度虽然已经很高，题材可还是民间的，如人生不常、及时行乐、离别、相思、客愁，等等。这时代作诗人的个性还见不出，而每首诗的作者，也不限于一个人，所以没有主名可指。《十九首》就是这类诗。诗中常用典故，正是文人的色彩。但典故并不妨害《十九首》的“自然”，因为这类诗究竟是民间味，而且只是浑括的抒叙，还没到精细描写的地步，所以就觉得“自然”了。
【品读大师】
《十九首》即南朝时期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主持编撰的《昭明文选》中所录的《古诗十九首》。是乐府古诗文人化的显着标志。《十九首》没有作者，但也不是民间的作品，而是文人仿乐府作的诗。前面讲过，乐府本来是入乐的歌谣，盛行于西汉。到东汉时，文人仿作乐府辞的极多，现存的乐府古辞也大多是东汉的。朱自清认为，仿作乐府，最初大约是依原调，用原题；后来做的便有只有原题的。再后便有不依原调，不用原题，只取乐府原意作五言诗的了。
以前有些说法认为，最早的五言诗是《古诗十九首》和苏武、李陵的诗，而《十九首》里有七首是枚乘所作，和苏、李诗都出现于汉武帝时代。朱自清对这种说法予以否定，他认为十九首古诗都是汉末的作品，苏、李诗虽然题了苏武、李陵的名字，却与他们的事迹不相符，而其风格和《十九首》出现在差不多的时候。
《十九首》在朱自清的眼里是“我们最早的五言诗，是我们诗的古典之一”。所谓“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作风，《诗经》三百篇之外，《十九首》是最重要的代表。直到六朝，五言诗都以这一类古诗为标准，而从六朝以来的诗论，还都以这一类诗为正宗。
朱自清指出《十九首》中歌咏的多是相思离别，人生无常、当及时行乐的意思；也有对于邪臣当道、贤人放逐、朋友富贵相忘、知音难得等事的慨叹。这些都算是普遍的题材；但后一类是所谓“失志”之作，自然兼受了《楚辞》的影响。他同意钟嵘评古诗“可谓几乎一字千金”的看法，认为古诗所咏的“几乎是人人心中所要说的，却不是人人口中、笔下所能说的，而能够那样平平说出，曲曲说出，所以是好。”《十九首》只像对朋友说家常话，并不在字面上下功夫，而自然达意，委婉尽情，合于所谓“温柔敦厚”的诗教。到唐为止，这是五言诗的标准。
陶、谢——发现自然的诗人
【国学笔记】
历代论陶（即陶渊明），大约六朝到北宋，多以为“陶逸诗人之宗”，南宋以后，他的“忠愤”人格才扩大了。本来《宋书》本传已说他“耻复屈身异代”等。经了真德秀诸人重为品题，加上汤汉的注本，渊明的二元的人格才确立了。
陶《劝农》云：“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感士不遇赋》云：“……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抱朴”也是老子的话。也就是“淳”的一面。“真”和“淳”都是道家的观念，而渊明却将“复真”“还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为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正是当时的趋势。所以陶诗里主要思想实在还是道家。
陶诗里可以确指为“忠愤”之作者，大约只有《述酒》诗和《拟古》诗第九。……大约“忠愤”论陶的，《述酒》诗外，总以《咏荆轲》《咏三良》及《拟古》诗、《杂诗》助成其说。
【品读大师】
诗发展到晋代，渐渐变得排偶化、典故化，例如左思的《咏史》诗、郭璞的《游仙诗》都取法《楚辞》，借古人及神仙抒写自己的怀抱。后来又流行了玄言诗，以孙绰、许询为代表，他们作诗，只是融化老、庄的文句，抽象说理。朱自清引钟嵘说的“道德论”来评价这一时期的诗，认为当时的诗千篇一律，没有“我”，《兰亭集诗》各人所作四言、五言各一首，都是一个味儿，就是典型。但他又指出，在这种影响下，晋代却孕育了陶渊明和谢灵运两个大诗人。
陶渊明，浔阳柴桑人（今江西省九江市），字元亮，号五柳先生，世称靖节先生，到南朝刘宋时改名为潜。他是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辞赋家、散文家。代表作有《归园田居》《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诗》《饮酒》等，主要以田园生活为题材进行创作。
陶渊明做了几回小官，但觉得做官不自由，终于回到田园，躬耕自活。作为老、庄的信徒，他从躬耕里领略到自然的恬美和人生的道理。朱自清评价他是“第一个人将田园生活描写在诗里。他的躬耕免祸的哲学也许不是新的，可都是他从现实生活里体验得来的，与口头的玄理不同，所以亲切有味，诗也不妨说理，但须有理趣，他的诗能够做到这一步。他作诗也只求明白诚恳，不排不典；他的诗是散文化的。”不过，正如本文第一段介绍的背景，陶渊明的诗作违反了当时的趋势，所以钟嵘在《诗品》把他放在了中品里。只是这丝毫不影响陶渊明后来成为千古“隐逸诗人之宗”。
谢灵运，浙江会稽人（今绍兴），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小名“客”，又被人称为谢客，又因为他袭封康乐公，又被称为谢康公、谢康乐。谢灵运是中国文学史上山水诗派的开创者，也是最着名的山水诗人，主要创作活动在刘宋时代，代表作有《登池上楼》《初去郡》《岁暮》等，从他开始，山水诗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流派。
和陶渊明不同，谢灵运本身是有政治野心的，只是一直不得志，就投身山水。他不但和陶渊明一样是老、庄的信徒，还是佛教信徒。他最爱做的事就是游山玩水，常常领了一群人到处探奇访胜，朱自清说他的“自然的哲学和出世的哲学教他沉溺在山水的清幽里。”朱自清认为谢灵运是第一个在诗里用全力刻画山水的人，还是第一个用全力雕琢字句的人。“他用排偶、用典故，却能创造新鲜的句子；不过描写有时不免太繁重罢了。他在赏玩山水的时候，也常悟到一些隐遁的、超旷的人生哲理；但写到诗里，不能和那精巧的描写打成一片，像硬装进去似的。这便不如陶渊明的理趣足，但比那些‘道德论’自然高妙得多。”
朱自清说陶渊明和谢灵运都是发现自然的诗人。“陶诗教给人怎样赏味田园，谢诗教给人怎样赏味山水；……陶是写意，谢是工笔。谢诗从制题到造句，无一不是工笔。他开了后世诗人着意描写的路子，这也是他之所以成为大家的一个原因。”这个评价不能不说是抓住了陶诗和谢诗的“中枢神经”。
李白以诗话生活，杜甫以诗写时代
【国学笔记】
唐代以诗取士，诗原是应试的玩意儿；诗又是供给乐工歌妓唱了去伺候宫廷及贵人的玩意儿。李白用来抒写自己的生活，杜甫用来抒写那个大时代，诗的领域扩大了，价值也增高了。而杜甫写“民间的实在痛苦，社会的实在问题，国家的实在状况，人生的实在希望与恐惧”，更给诗开辟了新世界。
五言律诗，王维、孟浩然已经不用来写艳情而来写山水；杜甫却更用来表现广大的、实在的人生。他的七言律诗，也是如此。他作律诗很用心在组织上。
【品读大师】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全盛时期，朱自清在《经典常谈·诗经第十二》中指出“唐代谐调的发展，成立了律诗绝句，称为近体；不是谐调的诗，称为古体；又成立了古、近体的七言诗。古体的五言诗也变了格调，这些都是划时代的。”初唐时期的诗歌，大体上还继续着南朝梁简帝时专咏艳情的“宫体诗”的风气，不过到了开元、天宝的盛唐时期，宫体诗渐渐有人觉得腻味了，陈子昂、李白等人认为这种诗颓靡浅薄，没有价值。他们不但否定了当时古体诗的题材，也否定了那些诗的形式。
一般作家开始大量的仿作七言的乐府歌行，当时往往从这种歌行里截取谐调的四句入乐奏唱，多少带着些排偶与谐调，可是李白撇开了排偶和谐调，作他的七言乐府。
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有“诗仙”之称，是中国继屈原后又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代表作有《静夜思》《蜀道难》《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将进酒》等，存世诗文有千余篇，有《李太白集》传世。
李白是个疏放不羁的人，在花了大约十六年游历了大半个中国后，终于被人引荐给了唐玄宗，玄宗因为才气对他颇为赏识，命他作供奉翰林，自此文章风采，名震天下。后来李白触犯了杨贵妃，性格又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第二次过上游历生活的李白整日游山水、喝酒、作诗，他的乐府诗很多，取材广泛，朱自清说他：“是借着乐府旧题来抒写自己生活的。他的生活态度是出世的；他作诗也全任自然。”贺知章称李白为“天上谪仙人”，这高度概括了他的人和他的诗。
对李白的诗歌的价值，朱自清评价道：“他的歌行增进了七言诗的价值；但他的绝句更代表着新制。绝句是五言或七言的四句，大多数是谐调。南北朝民歌中，五言四句的谐调最多，影响了唐人；南朝乐府里也有七言四句的，但不太多，李白和别的诗家纷纷制作，大约因为当时输入的西域乐调宜于这体制，作来可供宫廷及贵人家奏唱，绝句最短小，贵储蓄，忌说尽，李白所作，自然而不觉费力，并且暗示着超远的境界；他给这新体诗立下了一个标准。”
唐诗发展的另一个丰碑就是和李白并称为“李杜”的杜甫，朱自清说“真正继往开来的诗人是杜甫”。杜甫，有“诗圣”之称，字子美，号少陵野老，因曾任工部校检郎，而又被称做杜工部。
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他身经乱离，亲见了民间疾苦。他的诗努力描写当时的情形，发抒自己的感想。朱自清认为，虽然杜甫不大仿作乐府，但他描写社会生活正是乐府的精神，他的写实的态度也是从乐府来的。
朱自清说杜甫：“常在诗里发议论，并且引证经史百家；但这些议论和典故都是通过了他的满腔热情奔迸出来的，所以还是诗。他这样将诗历史化和散文化；他这样给诗创造了新语言。古体的七言诗到他手里正式成立；古体的五言诗到他手里变了格调。从此‘温柔敦厚’之外，又开了‘沉着痛快’一派”。“他的五言律诗最多，差不多穷尽了这体制的变化。他的绝句直抒胸怀，嫌没有余味；但那些描写片段生活印象，却也不缺少暗示的力量。他也能欣赏自然，晚年所作，颇有清新刻画的句子。他又是个有谐趣的人，他的诗往往透着滑稽的风味。但这种滑稽的风味和他的严肃的态度调和得那样恰到好处，一点也不至于减损他和他的诗的身份。”
朱自清在《经典常谈·诗第十二》有关唐代诗歌部分，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说杜甫，可见在朱自清眼中，只有杜甫才能担得起那个“继往开来”的评价，其崇敬之情溢于文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