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福潮
南北议和，是辛亥革命的重要转折。议和的结局是清帝退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通过和平谈判实现政权更迭的重大事件。清帝退位后，孙中山辞职，南京参议院依法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只是兑现政治承诺而已。于孙无所谓让，于袁无所谓夺
辛亥年九月十一日（1911年11月1日），清军与民军在汉口激战，袁世凯督师到鄂，驻节孝感萧家港。这一天，上谕电达前线：“袁世凯现授内阁总理大臣，所有派赴湖北陆海各军及长江水师仍归袁世凯节制调遣。”同日，奕劻、那桐、徐世昌总协理大臣及载泽、载洵、傅伦、善耆等亲贵大臣均上奏辞职。袁世凯取得了足以控制朝政与指挥军队的权力，他一面奏请朝廷停止进攻，一面命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信求和。
刘承恩是袁世凯的旧部，又是黎元洪的同乡和朋友，早在袁世凯来鄂之前，他就给黎元洪写过两封信，转达袁“和平了结，早息兵事”之意。两信未复，九月十一日，刘承恩给黎元洪写了第三封信，仍未回信。袁世凯亲自致函黎元洪，表达善意，黎元洪这才复信：“公果能来归乎？与吾徒共扶大义，将见四百兆之人，皆皈心于公，将来民国总统选举时，第一任之中华共和大总统，公固不难从容猎取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页279）九月十九日，身在汉阳前线任民军总司令的黄兴也致函袁世凯，对袁寄予厚望：“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当亦无有不拱手听命者。”（《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页81-82）
刘、蔡过江，袁世凯伸出橄榄枝
袁世凯接到黎、黄信后，九月二十日，派刘承恩、蔡廷幹（袁的副官，海军正参领，他是黎元洪的学友及黎在北洋水师时的同僚）以他私人代表的名义过江议和。
就在这几天，山西、云南、贵州、上海、苏州、浙江、福建相继独立，黎元洪通电各省派全权委员赴武昌组织临时政府，湖北民军士气大振，主战派占了上风。九月二十一日，刘承恩、蔡廷幹赴武昌请见黎元洪。迫于主战派的压力，黎元洪劝袁世凯倒戈北伐，克复京师：
“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刘、蔡摸清了黎元洪的态度，第二天离开武昌。黎元洪又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亲笔信，洋洋洒洒一千二百余字，作为对刘、蔡谈话的补充，交刘向袁复命。
清廷连发上谕催袁世凯回京组织内阁，九月二十三日，袁进京赴任。审时度势，他深知民军士气正盛，此时求和，尚缺筹码，惟有攻克汉阳，方能折杀民军锐气，把黎元洪逼上谈判桌来，也向朝廷和北洋军中的主战派有所交代。袁到京后，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前来拜谒，表达了有意调停武汉战事、促成袁内阁与黎元洪停战议和的愿望。十月初七（11月27日），朱尔典致英外部葛垒电：“今署理汉口总领事电称如下：清军攻克汉阳，革军退避武昌，军心已挫。黎都督元洪现预备承认立宪政府，并因此事已发寄公文。”
清军大获全胜，冯国璋准备乘胜渡江，再取武昌。武昌起义元勋中的主战派见民军不敌北洋军，北伐无取胜的希望，更恐武昌失守，丢掉独立各省盟主的地位，遂同意黎元洪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与袁世凯联络，接受袁提出的停战条款。
十月初十（11月30日），袁世凯再派密使刘承恩、蔡廷幹过江，与黎元洪谈判。同日，各省代表由上海来到武汉，因武昌陷于清军炮火之下，乃假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为会场，召开第一次会议，同意与袁世凯议和。英国驻汉总领事表示，黎元洪须能代表各省，方可开议。为使黎元洪有与袁世凯谈判的对等地位，各省代表会议当日议决：以鄂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请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执行中央政务。
袁世凯、黎元洪达成停战协议：从十月十三日早八时至十月十六日早八时（12月3日至12月6日），停战三天。这是辛亥革命时期，民军与清军的第一次停战，以后又签署了五次协议，将停战期一直延续到1912年1月29日。
袁世凯委任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南下议和
十月十七日，上谕：“著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该大臣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辛亥革命》，卷八，页200）袁世凯发内阁咨文，委任唐绍仪为议和全权代表。同日，黎元洪提名伍廷芳为民国议和全权代表，温宗尧、汪兆铭、王宠惠、钮永建为参赞，胡瑛、王正廷为湖北特派代表，组织议和代表团，并颁发照会，钤“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大都督之印”。
黎元洪主张南北议和在武昌举行，借以主导议和进程，维护湖北的革命中心地位。但江浙联军占领南京后，在武昌的各省代表受同盟会方面的影响，已议决“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于十月十七日议决“各省代表于十八日同船发赴南京”，他们把议和地点改在了南京。十月二十一日（12月11日），唐绍仪抵汉口，第二天过江会晤黎元洪，才知伍廷芳不愿来武昌，要他到上海谈判。原来，伍廷芳受张謇、赵凤昌等人劝阻，托英驻沪总领事请朱尔典向袁世凯说项，令唐赴沪议和。于是，袁世凯十月二十三日电令唐绍仪“赴沪讨论”。
据在汉口参加各省代表会议的江苏代表雷奋说：“……南北协商，由精卫居间说合。凡参与辛亥秘密者，皆甚了解。即精卫本人，虽为中山心腹，亦视此为收拾时局，合理解决之最好方案。当时协议之条件有三：（一）双方即日停战；（二）清廷宣布退位；（三）选举项城为大总统。……先是独立各省，对内对外，均感不便。由鄂督黎公电邀各省，派遣代表赴鄂会议。……各代表抵汉口之次日，已由北京公使电致汉口英领事，转告各代表，提出三项条件，谓如能照办，则共和即可成立。各代表讨论之结果，并征求黎元洪、黄兴、程德全之意见，均可行。”（《辛亥革命史料》，页282-283）
伍、唐达成共识：召开国民会议表决国体
十月二十八日（12月18日）下午，南北议和第一次会议在上海公共租界市政厅举行。
伍廷芳首先表达了南方对于议和的基本原则：清帝退位，建立共和。唐绍仪的态度也十分明确：“共和立宪，我等由北京来者无反对之意向。但此为同胞之事，今日若无清廷，即可实行，既有清廷，则我等欲为共和立宪，必须完全无缺之共和立宪，方为妥善。黄兴有电致袁内阁云：若能赞成共和，必可举为总统。此电由汪君转杨度代达袁氏，袁氏谓此事我不能为，应让黄兴为之。是袁氏亦赞成，不过不能出口耳。共和立宪，万众一心，我等汉人，无不赞成。不过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免致清廷横生阻力。今所议者，非反对共和宗旨，但求和平到达之办法而已。”
会谈气氛良好，伍廷芳对唐绍仪的表态很满意，他说：“皇室之待遇，旗兵之安置，自有善法。总之，君既赞成共和，则我等所求者息事后之和平办法而已。盖承认共和，则一切办法皆可商量。”但就实现“和平解决”的途径，伍、唐均语焉不详，争论一番之后，唐绍仪才亮出底牌：“昨夜见黄兴，当以告君。自武昌起事之后，我曾拟一摺，请国民大会决定君主民主问题，服从多数之取决，清廷不允，现时，我尚持此宗旨，盖此办法，对于袁氏非此法不可也。其军队必如此可解散。开国会之后，必为民主，而又和平解决，使清廷易于下台，袁氏易于转移，军队易于收束。窃以为和平解决之法，无逾于此也。”唐绍仪的主张合情合理，伍廷芳未表反对，他说：“各省代表已在南京，现在即可以表决。”唐绍仪不同意，他认为，独立各省的代表皆为都督所派，而直隶、河南、东三省、甘肃来沪代表并非官派，只具个人资格，无合法代表权，不能将现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等同于将来的国民会议。这样，各省代表的资格、人数，召集国民会议的办法，会议地点及开会时间，就成了伍、唐以后几次谈判的焦点。
伍、唐第一次会议，即在“召开国民大会表决国体”议题上达成共识，出乎中外意料。原来，伍廷芳虽是南方议和总代表，幕后操盘手却是张謇、赵凤昌，他们与袁世凯、唐绍仪在议和的关键问题上早有默契。
张謇是江苏省谘议局议长，实业界领袖，袁世凯的故交。五月十一日（1911年6月7日），张謇从汉口赴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下车，拜会罢官隐居的袁世凯，他俩对如何应对将来时局的变化交换了意见，袁向张承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武昌起义后，袁世凯果然信守诺言，主要表现在：一、攻克汉阳后，他若要攻取武昌，易如反掌，但他并未这样做，反将主张急攻武昌的冯国璋从前线调离，派主和派将领段祺瑞统率清军；二、当张勋在南京被江浙联军围攻时，他若派清江、徐州的军队，两路过江增援，至少可以守住南京，但他也没有这样做；三、派唐绍仪到南方议和，临行前他嘱咐唐：到上海后，必须想法先与张謇见面，你得告张謇，我必尊重他的意见而行事。唐绍仪一到上海，果然先见张謇，请示机宜。（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页181-182）
赵凤昌何许人也？他是江苏常州人，曾是跟随张之洞多年的亲信幕僚，参与机密，言听计从，后被张派到上海办洋务，结交了许多南方士绅，他和张謇友情深厚，与伍廷芳、唐绍仪也是旧交。唐绍仪很信赖赵凤昌，在和议过程中，他天天都与赵通电话。北方代表团成员张国淦回忆：“伍、唐同乡老友，共和主张，又在同一条路线。有赵凤昌者，曾在张文襄幕，与伍、唐俱旧识，有策略，此次革命，活动甚力。赵住上海南阳路，伍、唐遂假其寓所，每晚同往聚谈。在议场上，板起面孔，十足官话，及到赵处，即共同研究如何对付北方，以达到目的。赵参与密议，且在沪久，革命党人及江浙知名人士，尤其张、汤等，皆能联络。据魏宸组告余：‘所有和议中主张及致北方电，俱是夜间在赵寓双方商洽，精卫（汪兆铭）与本人（魏自称）常到彼处，皙子（杨度）则未参加，而袁内阁与唐，亦先有秘密私电往还，均从促成共和着手。’”（《辛亥革命史料》，页2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