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福潮
在南北议和与建立民国的过程中，赵凤昌运筹帷幄，折冲樽俎，起了关键的作用，但他为人低调，对机密讳而不谈，因而被视为无名英雄。有人称他是“民国产婆”，并非虚语
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大不相同。在中国历史上，每到改朝换代，天下大乱，英雄辈出，但多数英雄资质平庸，侥幸乘势而起。真正造时势的英雄，稀若凤毛麟角。辛亥革命时期，上海南阳路十号“惜阴堂”住着一位老人，深居简出，但南北要人，趋之若鹜，惜阴堂成了名流荟萃之所，许多左右时局的大事都在这里密谋……
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南方策士
北方议和代表团成员冯耿光在一篇回忆南北议和的文章里，讲了一段赵凤昌的故事：
有一天，北京拍来电报，我送给唐绍仪，他看过兴奋地说：“北京回电了，赶紧打电话给赵老头子。”唐绍仪一边说一边挂电话，电话里和对方仍是和过去一样有说有笑，显得关系非常密切。我觉得奇怪，就问唐绍仪：“你有要事不找伍秩老（伍廷芳），为什么先打电话给他？”唐绍仪说：“秩老名义上是南方议和总代表，实际上作不出什么决定，真正能代表南方意见、能当事决断的倒是这个赵老头子。”
说起赵凤昌，此人很有些传奇色彩。他是江苏武进县人，1856年出生，家境清贫，幼年失学，去当地一家钱庄学徒，常到一位朱姓人家送银钱。他人很机警，因为家贫，挪用了钱庄的银子，被掌柜的停职。那时，他还不到二十岁。姓朱的很有钱，就对他说：“看你人很聪明，不是当伙计的材料，你最好还是去读书，才有希望上进。”赵凤昌说：“我读不起书了，还是请您推荐一份工作给我做吧，您家里店铺很多，我只想到铺子里当一个小伙计。”姓朱的说：“你不是当伙计的人，你既不愿读书，我索性多送你几个钱，你去捐一个小官，到省候补，将来一定可以出头。”于是这位姓朱的不由分说，为他捐了一个县丞，并送了他旅费，分发到广州。
深受张之洞倚重
赵凤昌在广州混了几年，适逢张之洞来做两广总督，对他十分赏识，请他做总督衙门文案，参与一切机密，后又随张之洞到湖广总督任上，格外亲信。赵凤昌之所以受到张之洞的信任和依赖，除了因他聪明、好学、善谋、机敏，还有一个理由，因为他记忆力极好。张之洞生活懒散，率性而为，作息无一定时间，书籍公文随手丢放，有时正在批阅公事文书的时候就睡着了，醒了又忽然想到要检阅哪一册书，有时正在看书，忽然又想要查看往年的文档，找某一件公文，只有赵凤昌有此记忆力，能做到随要随到。张之洞对每日公文与往来函电，看过之后随手抛弃，事过即忘不易找寻，只有赵凤昌为他逐日编目归档，整理得井井有条，一索即得。
赵凤昌文理平常，但跟随张之洞多年之后，居然能代拟公牍，而且模仿张的书法几能乱真。因与张之洞朝夕相处，不免引用许多同乡。有一年，大理寺卿徐致祥奏参张之洞一摺，牵涉到赵凤昌的名字。清廷交两江总督刘坤一查办，刘查办摺内，说得张之洞样样都好，不过为顾全京官参奏的人面子起见，说赵凤昌不免有“揽权招摇”情节，将赵凤昌革职，永不叙用。刘坤一这种做法当然是为了保护张之洞，让赵凤昌担责任，张之洞觉得很过意不去，就向盛宣怀讨了一个武昌电报局挂名差使给赵凤昌，作为生活之资，而派他住在上海，办理通讯、运输和其他机密事务。
谋划东南互保
1900年，义和团在北京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枪杀德国公使，慈禧太后宣战上谕通电各省时，张謇、赵凤昌、盛宣怀等人在上海出谋划策，分头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倡议拒绝上谕，保护东南。
张之洞起初迟疑不决，赵凤昌派人赴武昌面陈，又向张发电报说：“李鸿章、刘坤一在原则上已完全同意，而英国驻上海总领事，亦由盛宣怀接洽谈妥，只希望武昌方面出而主持。”于是，张与刘、李联衔通电各省将军、都统、总督、巡抚，电称：北京义和团作乱，完全由于端王、刚毅所指使，蒙蔽两宫，袭击各使馆，擅发对各国宣战之上谕，均不能承认，望各省当局切勿轻信，竭力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外人生命财产。
超越南北党见的政见
上海光复后，位于南阳路十号的赵宅“惜阴堂”，成了各派要人聚会之所，赵凤昌与官僚、士绅、同盟会、光复会各方人士皆有往来，他思路开阔，智谋超群，对南北形势，判断精确，常出奇策，以匡时局。
在《赵凤昌藏札》第一百零七册函电稿中，有他拟定的政见五条：“保全全国旧有疆土，以巩固国家之地位。消融一切种族界限，以弭永久之竞争。发挥人道主义，以图国民之幸福。缩减战争时地，以速平和之恢复。联络全国军民，以促共和之实行。”这五条政见高瞻远瞩，超越了南北党见。
他在“目前所当研究之事”的备忘录中写道：“总机关宜如何组织。一切建设，宜如何预备。同人意见，宜如何发表。已独立未独立各省，宜如何交通。满洲政府如仍存在，宜如何应付。北方军队如袁世凯、张绍曾等，宜如何联络。”
他还草拟了“组织全国会议团通告书稿”：“自武汉起事，各省响应，共和政治，已为全国舆论所公认。然事必有所取，则功乃易于观成。美利坚合众之制度，当为吾国他日之模范。美之建国，其初各部颇起争端，外揭合众之帜，内伏涣散之机。其所以苦战八年，卒收最后之成功者，赖十三州会议总机关有统一进行、维持秩序之力也。考其第一、二次会议，均仅以襄助各州议会为宗旨，至第三次会议，始能确定国会长治久安，是以历史必经之阶级。吾国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务请各省举派代表，迅速莅沪集议。盼切盼切。集议方法及提议大纲如下：甲、集议之方法：一、通告各省旧时谘议局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二、通告各省现时都督派代表一人常驻上海；三、有两省以上代表到沪，即先行开议，续到者随到随议。乙、会议之要件：一、公认外交代表；二、对于军事进行之联络方法；三、对于清皇室之处置。”此稿即为九月二十一日（1911年11月11日）苏督程德全、浙督汤寿潜、沪督陈其美通电各省公推代表赴上海组织临时政府电文的蓝本，此后定名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及辗转汉口、南京的“各省代表会议”已成南方独立各省公认的立法机构，其后南方民军制定法案、组织政府、选举总统，皆端赖于此。
与北方要人往来密切
赵凤昌与北方要人梁敦彦、唐绍仪、熊希龄等人也有密切来往。袁世凯任总理大臣自湖北前线回京组阁，委任梁敦彦为外务大臣，赵凤昌电梁：“文明大举，大势已成，计旦夕即定。公切勿回京，宜在外力阻外兵来华，并设法借他国阻止日本举动，以保将来中国。与公至交，据实密达。”赵凤昌又致电唐绍仪，劝其“宜缓到任”。
赵凤昌的妻弟洪述祖是袁世凯的亲信赵秉钧的幕僚，他常向赵密报北京政情。十月初一，洪述祖致赵凤昌密函，向他通报了袁世凯进京组阁至唐绍仪南下之前这段时间袁、唐游说庆亲王奕劻的情况：“竹哥鉴：上月初在少川（引者注：唐绍仪）处，读吾哥密电。次日弟草一诏稿，托人转说前途（引者注：指赵秉钧），迄未有效。直至项城（引者注：袁世凯）入京，方以此稿抄两份分途达之。（少川之力）项城甚为赞成，而难于启齿，不得已开少川之缺。（非开缺不肯行）于廿七日入都商定办法。弟廿八日入都，于廿八日少川自往晤老庆（引者注：指奕劻），反复言之。老庆亦谈之声泪并下，然亦不能独断，允于次早决定。不料一夜之后，（想必与载沣等密商矣）廿九早，全局又翻，说恐怕国民专要共和云云。菊人（引者注：徐世昌）、项城均力争不得，项城退直，焦急万分；少川谋，即以此宗旨由项城奏请施行。（约五日即可见）倘不允，即日辞职，以去就争之。事机千载一时，南中切勿松动。（惟到沪议政员，殊难其人，以少川来，南中人愿否？乞密示。）”（《赵凤昌藏札》，第108册函电稿，《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1966年2月第1版，P1069-1070）当时袁世凯正打算派唐绍仪南下议和，先通过洪述祖与赵凤昌的特殊关系，了解南方对唐绍仪出任议和全权代表的态度。
与张謇、唐绍仪、黄兴的往来
早在武昌起义之前，张謇与袁世凯对如何应付未来时局的变化已达成默契。五月十一日（1911年6月7日），张謇从汉口赴京途中在河南彰德下车，拜会罢官归隐的袁世凯。当时，清廷的铁路国有政策引发了四川、湖北、湖南、广东、浙江等省民众的强烈反对，社会动荡，危机四伏，张謇代表江苏谘议局及士绅恳请袁世凯出山挽救危局，袁为其说服，送张时向他承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