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坚决保卫货币主权，牢牢掌握人民币汇率的定价权，严防美国“巧实力”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全面攻击。汇率的定价权本质上属于货币的定价权。没有货币定价权就没有货币主权。汇率定价权的丧失意味着货币定价权的丧失，意味着货币主权的丧失。
各国的汇率定价只有三种制度：自主定价前提下的自由汇率制度，锁定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由美国及其盟国控制、指挥、主导下的弹性汇率制度。相应地，汇率政策可以划分为上策、中策和下策。在汇率改革之前，中国实行的是固定汇率制度，属于中策，而汇率改革之后，中国实施的汇率制度事实上是第三种定价制度，属于下策。
在美国的施压之下，人民币汇率的波动变成美国指挥之下的人民币升值，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最终结果演变为人民币定价权的转移和货币政策主导权的丧失。现阶段出现的热钱持续涌入、人民币基础货币被动发行、通货膨胀日趋严重、实体经济承受着汇率升值和货币紧缩的双重压力、经济社会日益不稳定等现象，都是源自汇率定价权的丧失以及由此产生的货币主权的丧失。汇率武器不是常规武器，而是摧毁一国经济的核武器。美国政府和美国国会已经主导着人民币汇率的走势、主导着人民币的定价权，进而主导着中国的货币政策。从目前的经济现状看，中国的货币定价权和货币主导权已经丧失。如果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性扭转，可以预见的最终结果是，美国华尔街金融集团主导的美元热钱主导着中国经济的泡沫膨胀与泡沫破裂，并在国际金融资本的进出循环过程中完成对中国财富的转移，完成对中国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的改造与转变。通过研究美国的对华经济政策可以发现，如果中国拒绝美国汇率武器的“巧实力”打击，那么中国将面临一系列直接的经济报复。甚至可以说，如果中国拒绝美国经济核武器（即汇率武器）的打击，那么中国将面临美国军事核武器的打击威胁。从这个角度看，中国政府需要从经济领域核武器的战略高度重新认识人民币汇率定价权对中国经济全局的影响，需要拿出军事领域核反击的勇气来对抗美国对华经济领域的核打击，需要拿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来保卫货币主权和汇率定价权。总之，中国的货币主权和汇率定价权，即货币定价权必须从美国指挥棒的阴影中走出来。
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的经济政策根源在于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独立的中央银行，货币发行权和货币定价权始终牢牢地掌握在共产党手中。“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抓住了两个要害：革命必须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钱袋子。枪杆子可以保护钱袋子，钱袋子可以有效地支持枪杆子！”而巴黎公社迅速解体的根源恰恰在于巴黎公社的领导人没有接管和控制住作为法国中央银行的法兰西银行，“这不但是一个经济上的错误，更是一个政治上的错误。”（详见宋鸿兵《货币战争3—金融高边疆》91页）为了不重蹈巴黎公社的覆辙，中国共产党必须继承自己的传统和经验，必须尽快摆脱货币发行主导权和货币定价权受制于美联储的局面，为此，中国必须重新打造中国的“国际硬实力”和“国内硬实力”，其中，发展“国际硬实力”就是中俄结盟，形成经济、金融、军事的同盟。只要中俄结盟，中国既可以租借或购买到俄罗斯完整的作战平台进入南海和东海，也可以打造中俄统一货币制衡和对抗美元霸权。发展“国内硬实力”就是发展和壮大国家资本，支持本土民营资本发展，保护国内产业体系免遭国际资本侵蚀和控制，在此基础上确保国家国防工业体系的发展壮大。
（5）坚守最后的金融防线，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
西方经济学家曾经把资本项目自由化作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加以鼓吹，但是，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实证研究发现，“资本项目开放的好处体现在理论上而不是在实际中”。（Bhazwati，1998）正因如此，国内的官员和学者不是从资源配置、经济增长的常见角度，而是从推行人民币国际化、减轻外汇储备压力的角度制造人民币自由兑换的舆论环境。
人民币自由兑换不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必要条件。人民币自由兑换意味着国内外机构和个人所持有的人民币可以自由地兑换为美元，同时美元可以自由地兑换为人民币。由于人民币无法与黄金挂钩，同时中国还缺乏强大的综合国力（包括覆盖全球的军事实力）来保障人民币的国家信用之情况，因此，人民币的信用主要是由中国的美元外汇储备决定的。人民币自由兑换意味着人民币持有者拥有了兑换美元的自由选择权。只要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不平等的博弈地位，美国拥有中美之间货币的定价权，中国仅仅属于美国货币政策的跟随者，那么，大部分人民币资产的持有者将倾向于选择美元或随时可能行使人民币的美元选择权。
中国的门户开放型招商引资政策所引进的海外资本及其滚存利润预计在3万亿美元以上。这是中国对外无序开放政策在对外经济领域所形成的巨大“资本堰塞湖”。国际资本已经完成了人民币资产的布局和建仓。这是做空中国的重要筹码。根据华尔街金融大鳄们惯用的“刺激—反射”手法，不难看出国际资本做空中国的长远布局和战略意图。国际资本运动的基本路径可以概括为两个阶段，即“美元资本——实体资产——更多的美元资本”。价值形态的资本是一切实体资本的归属，美元资本进入中国所形成的人民币资产最终还要回到美元，简单地说，美元最终要回到美元。人民币实现可自由兑换意味着，这些海外资本在中国境内长期形成的人民币资产，在经历了人民币升值和资产增值之后，可以随时、集中地兑换成中国的外汇储备离开中国，从而完成一次集中做空中国的金融空袭，实现对中国财富的完美掠夺。
美国的“巧实力”围剿往往伴随着“软实力”和“硬实力”的配合和策应。美国主导和控制的国际评估机构、国际投行部门和国内外各类媒体可以抓住中国经济领域的结构失衡问题、内需不足问题、农业基础不稳问题、能源供给瓶颈问题、环境污染与灾害问题、自主创新能力不足问题、房地产泡沫破裂问题、银行呆坏账增加问题、政府财政赤字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社会矛盾激化问题、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力供给不足问题，等等，集中打击人民币资产持有者的信心，甚至不惜在中国周边制造军事冲突，对中国本土发动侵略战争，以配合美国“巧实力”的金融掠夺。这一切事件发生的重要前提之一是中国拆除最后的金融防线，即人民币可自由兑换。从这一角度看，只要人民币升值接近国际资本的心理价位，同时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那么，海外资本及其背后的政治势力所导演的针对中国的出口压力、知识产权压力、能源供给压力、农产品和矿产品供给压力、人权压力、政治制度压力、周边军事压力都会接踵而来。如果人民币始终与美元挂钩从而不给任何游资投机的机会，如果人民币在条件不成熟之前始终坚持不可自由兑换，那么，中国面临的国际军事压力和政治压力会减轻甚多。在与美国“巧实力”的博弈过程中，首先，不能让强盗踏进门（遗憾的是我们通过无序的招商引资政策和人民币升值政策引来了国际强盗）；其次，不能让强盗顺利地跑掉。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是最后的门槛和防线。
我们需要在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的层面考虑人民币定价权和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不能为了追求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目标，以及为了解决热钱流入问题而动摇国家金融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的根本。国之根本不可用于追求政绩目标，也不可用于外交的交易。
人民币自由兑换需要具备如下三个前提。
第一，中国真正完成了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具有国际商品定价权的工业化体系建设。
第二，中国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同盟的综合势力足以抗衡美国及其盟国，从而拥有瓜分美国的全球铸币税的能力。
第三，以中国国家“硬实力”为后盾，通过动用外汇储备，按照合理价格回购海外资本在华的投资项目和股权，使海外资本控制的在华人民币财富总量降低到相当于外汇储备10％以下。
只有满足这三大基本前提，才有条件讨论作为大国货币的人民币如何实现国际化之问题。当年，德国和法国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前提下，尚且不敢推动德国马克和法国法郎挑战美元地位，瓜分美国的全球铸币税，而只能退而求其次地主导并组建欧元区来对抗美元，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处境远不如德国和法国，岂能在货币问题上开展大跃进式的国际金融冒险？国内金融冒险的失败，失去的仅仅是局部；国际金融冒险的失败，失去的将是整个国家。
（六）建设强大的国家“软实力”，抗衡美国的“软实力”围剿
（1）以平等互利的原则，开展强国之间的外交；以反侵略、反霸权为旗帜，开展与弱国的外交；以经济支援和军事保护为手段，开展与周边国家的外交。通过发展各种基金会，或政府通过此类基金会，在世界各国培养亲华势力。这是重要的软实力。
（2）建立民族认同制度、文化认同制度、国家认同制度以及执政党认同机制。改革开放以来，GDP上去了，但是，民族认同感、文化认同感、国家认同感、执政党认同感却下降到低点。这是民族分裂、国家分裂、执政党分裂的前兆，必须引起高度警惕。同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国民的民族认同感以及文化认同制度建设显得十分落后。同时，中国国民的国家认同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也是十分欠缺的，党政军系统海外代理人或明或暗地大量存在，各类间谍案件层出不穷，民间富裕阶层30％已经移民，60％以上有移民倾向。面对美国的软实力围剿，中国应该围绕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和执政党认同的目标，对人文学科特别是经济、法律、政治、新闻传媒、历史、哲学等学科的教材内容和教学人员进行清理。在人文社科领域的教材、杂志、报纸、讲堂、课堂等方面，必须改变目前普遍存在的反对民族认同、反对文化认同、反对国家认同和反对执政党认同的现象。
（3）通过法制的方式，建立全国统一的、独立于地方党政系统干预的法院司法体系，保证法律法规和国家意志在各个地方的执行，避免地方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滥用公权、干预司法，从司法制度上保证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避免国家软实力受到削弱。如果说好的民主方式可以凝聚国家软实力，那么，好的司法体系则可以避免国家软实力遭遇削弱和瓦解。对于中国而言，中央不能搞“三权分立”，但是，地方绝不能搞“三权合一”。地方搞“三权合一”“一把手说了算”意味着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蜕变成了“地方三权合一”的诸侯割据的封建主义。目前的现状是各地政府和官员敬畏新华社和新华社记者，却不敬畏法院、法官和法律。如果一个人有过在地方法院诉讼的经历，那么，一定会认同当今中国社会的一条基本判断：中国各地不是法制社会，法院和法官无法秉公办案。没有法制，只好人治，也必然人治。因此，中国的法院体系即司法体系必须独立于地方，统一于中央。具体地说，全国各级地方法院应该归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并实行垂直管理，经费由中央财政拨付，领导由上级任命并定期异地轮换。唯有如此，才能维护国家法制精神的统一，才能维护公平公正的法制环境，才能维护地方百姓的利益，才能维护地方的稳定，才能避免国家软实力被削弱和瓦解。
（4）党政机关和思想、文化、科技、教育、新闻、出版等领域需要加强“软实力”意识和“软实力”建设。
其实，从朝鲜战场失败起，美国始终没有忘记唯一一场败仗的耻辱。美国国家战略的精巧安排和耐心实施的确令人折服。小布什上台之后对华摆出了强硬的态度，那实质上是为实施美国对华收网政策在营造舆论。令美国遗憾的是，“9·11”事件推迟了美国精英集团对华收网的时间。推迟收网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对华收网。今天，美国的硬实力、巧实力和软实力依然强大无敌，我们不可掉以轻心。美国国内的金融危机再次拖延了对华收网的时间，但是，其针对中国的全球军事战略，对华金融经济布局正在加快实施之中。中国可以支配的时间其实不多了。在这个重要的时间窗里，中国对外应该加快与俄罗斯结盟的步伐，尽快打造中国的“国际硬实力、国际巧实力和国际软实力”；对内应该调整战略思路和重大政策，迅速形成“国内硬实力、国内巧实力和国内软实力”。只有有效地突破了美国及其盟国的“魔鬼三角阵”的合围，即美国硬实力、巧实力、软实力的聚焦合围，中国才有真正的国家安全、金融安全和社会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