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红卫兵掘墓——一次意外的“考古发现”
2.穷秀才蒲松龄的爱情小说灵感何来？
3.“我见更怜”：蒲松龄的梦中情人
1.红卫兵掘墓——一次意外的“考古发现”
蒲松龄后人对蒲松龄墓被掘情况的描述有两点引起了我的特别关注：
第一，掘墓者确实把蒲松龄的遗骨挖出来了，那么，墓里是两具遗骨，即蒲松龄夫妇遗骨，还是三具遗骨，即蒲松龄夫妇及“第二夫人”的遗骨？
第二，蒲松龄头下枕着一部书，这是部什么书？是《聊斋志异》的又一手稿，还是传说中蒲松龄写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
听到蒲松龄后人对掘墓情况的描述后，我对当年蒲松龄墓被掘的情况极感兴趣。一九八〇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在蒲松龄纪念馆把当年掘墓的红卫兵头头请来了。这次访谈是在蒲松龄纪念馆馆长鲁童的陪伴下进行的。
在那个疯狂年代做出掘世界文豪墓这种疯狂事的人，当然不想向任何人承认或再提这件事，我能请到掘蒲松龄墓的红卫兵头头完全靠鲁童馆长在当地的威望。据我所知，这位红卫兵头头在跟我谈话前后从没跟其他任何人谈过当年掘蒲松龄墓的情况，因此我的访谈绝对是独家访谈。我感谢这位红卫兵头头对我的“特殊关照”，因此我不想透露此人是男是女现在哪里，就让这位红卫兵头头掘世界文豪墓的“革命行为”留存在我的文字里，同时永远忘却其本人吧！
那是一次我永远不会忘记的特殊访谈。在蒲松龄写鬼写狐的聊斋，在深秋一个黑咕隆咚的夜晚谈一个鬼气森森的话题，谈一个我非常感兴趣却令对方非常尴尬的话题——掘蒲松龄墓的亲历、亲见与亲闻！
红卫兵头头非常紧张，我先向其说明：“我不是公安局的，也不是‘清查办’的，是普通的大学教师，正在考察蒲松龄的生平，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我能对你有啥帮助？”红卫兵头头嗫嚅着。
“你是当代见过蒲松龄遗骨不多的几位。”我这样说了后，马上觉得不合适，这似乎带点儿讽刺意味，于是干脆实话实说，“我想向你了解蒲松龄墓的情况。”接着，我又继续问，“你们掘开蒲松龄的墓时有什么感想？”
红卫兵头头说：“没想到蒲松龄的墓那个熊样！”
“熊样”是淄川土话，意思是太差，太不可思议，太不可能。
我问道：“到底啥样？”
红卫兵头头说，墓里既没有豪华讲究的棺木，也没有值钱的陪葬品，连墓穴都不是用砖砌的，而是用廉价的三合土夯实的，蒲松龄身上什么金珠玉器都没有！
一开始掘墓的红卫兵头头们都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么寒酸，这么简陋，能是一个大作家的墓？可是墓里出土的四枚图章板上钉钉地确指了墓主的身份：“蒲氏松龄”、“留仙松龄”、“留仙”及“柳树泉水图”。
我对这四枚图章非常熟悉，这四枚图章，此前鲁童馆长曾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给我看过，现在是国家一级文物。
我问红卫兵头头：“四枚图章是你们掘出来的，它怎么到了蒲松龄纪念馆？”
红卫兵头头解释说，掘墓后的第二天，蒲松龄纪念馆的人找到他们说：“听说你们从墓里找到一些东西？这该属于国家，你们交给纪念馆吧。”红卫兵们对这次掘墓所得根本不在意，就给了。如果不是纪念馆的人来要，恐怕这几枚图章早就丢了。
我又问：“除了这四个图章，还看到有其他图章吗？”
红卫兵头头说：“没觑乎。”
“没觑乎”是淄川土话，“觑”是看的意思，“没觑乎”就是没仔细看。
我又问：“蒲松龄墓里还有没有别的陪葬物品？”
红卫兵头头说：“有啊！不过，那能算什么陪葬品？一点儿不值钱。一个手炉，是铜的；一盏小灯，也是铜的；一方普通砚台；还有个烟袋嘴儿，不是金的，不是玉的，是琉璃的；烟袋杆儿，是普通木头做的，早已烂了。”
红卫兵头头所说的手炉、铜灯、砚台等文物，在改革开放之初曾摆在蒲松龄纪念馆“聊斋”展室，后来也被收进保险箱了。
我开始问我最关心的问题：“蒲松龄墓里边到底是两具遗骨还是三具？”“两具。”红卫兵头头毫不犹豫地回答，然后又说蒲松龄夫妇的棺木已经腐烂，遗骨摆放的方位是“头枕万山，脚向黉山”。在当地，这样的方位是“牛眠地”，但并不太灵验——蒲松龄的后人并没出过官。我又问：“我听说蒲松龄枕着一部书？”红卫兵头头又是毫不犹豫地说：“是枕着一部书，挺厚的。”我忙问：“你们拿出来了吗？”
“拿出来了。真怪，那部书一拿到地面就化了。”这些乱掘古墓的红卫兵头头们，一点儿也不懂得如何对待出土文物，结果让埋藏地下二百五十一年的书风化了，太可惜了！我问：“那书是《聊斋志异》吗？”红卫兵头头语气肯定地回答：“不是。”我急忙问：“那是什么？”
“没觑乎。”
“好好想想，书皮上有没有‘姻缘’这两个字？”
“没觑乎。”
我为什么要问有没有“姻缘”二字？就是冲着《醒世姻缘传》而来。我在蒲松龄的后人那儿听到这样的说法：《醒世姻缘传》是他们三老祖的作品，里边的人物和故事都是有原型的，因为小说跟原型太相近，这部书引起不小的纠纷，受到“诬蔑”的那家人要求蒲松龄销毁这部作品，蒲松龄就把这部没有列入墓表的著作带进了坟墓。
对《醒世姻缘传》作者的争论早就有，有几位著名学者，如胡适、吴组缃、孙楷第，都认为这部书是蒲松龄的作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因写作《〈聊斋志异〉创作论》到北京大学向吴组缃先生求教，他亲口对我说过，他相信《醒世姻缘传》是蒲松龄的作品。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那不是蒲松龄的作品，最近一次对《醒世姻缘传》作者进行详尽考证并认为作者不是蒲松龄的，是我指导的一位博士在论文中提出来的。一九八〇年深秋我对红卫兵头头进行的访谈，既想弄清蒲松龄有没有“第二夫人”，也想弄清《醒世姻缘传》是不是被蒲松龄带到坟墓里，可惜没做到。蒲松龄头枕的那部书，按说该是他最珍爱的《聊斋志异》，可偏偏不是。那么它到底是哪部书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蒲家庄考察时，蒲松龄的后人众口一词，说是《醒世姻缘传》；九十年代我做文学顾问指导盖聊斋宫时，蒲家庄支部书记、蒲松龄嫡传世孙蒲文君说是《醒世姻缘传》；到了二十一世纪，蒲文君的继任者蒲长春还说是《醒世姻缘传》！根据我研究蒲松龄的经验，有些民间口耳相传的东西不能轻易否定。遗憾的是，我对掘墓红卫兵头头进行的独家访谈，得到的回答却是“没觑乎”！
红卫兵头头掘墓仅仅是收获了那些“寒酸”的物品，然后他们挥动大锤把蒲松龄的墓碑砸了个粉碎，将筹建中的柳泉公园八角亭稀里哗啦地推倒。蒲松龄的头盖骨被抛露荒郊，后来由他的后人悄悄掩埋回去。
二〇〇五年，有人仔细研究蒲松龄的画像，发现上边除“留仙”、“蒲氏松龄”、“留仙松龄”和柳树泉水图之外，还有两枚图章——“奉天”和“绿屏斋”。蒲松龄家乡的报社记者多次给我打电话询问这两枚图章的含义。我回答说，“奉天”的一般解释是现在的沈阳，但据我考察蒲松龄从没到过沈阳，何况他连家乡“淄川”或其古称“般阳”都没刻，怎么可能去刻东北的某个地名？那就只能采用“奉天”的字面含义——“信奉天的意志”。至于“绿屏斋”，我早在二十年前出版的《蒲松龄评传》里就写明了，那是蒲松龄的书斋名。
人们往往都认为蒲松龄的书斋当然是“聊斋”。其实，“聊斋”最早仅是蒲松龄写《聊斋志异》时虚拟的一个书斋，现实生活中他的书斋先是叫“面壁斋”，后又叫“绿屏斋”，最后才定为“聊斋”。
至于“奉天”和“绿屏斋”这两枚图章是不在蒲松龄的墓里呢，还是同时也在墓里却没被掘墓的红卫兵头头发现，现在成了一个谜。我估计这两枚图章肯定也在蒲松龄的墓里，只是红卫兵头头们不像考古工作者那样仔细，那么小的图章极有可能被他们粗心地遗漏了。
2.穷秀才蒲松龄的爱情小说灵感何来？
大家感兴趣的是，既然蒲松龄能写出那么多优美的爱情故事，他自己怎么可能连个“第二夫人”都没有呢？那他又是怎样写出那么多互不重样的爱情故事呢？
在蒲松龄身上有个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现象，那就是他为什么五十年如一日一直在外坐馆。为什么他的儿子全都自立，家境已达到小康，他仍坚持在离家四十多里的地方坐馆呢？过去我写蒲松龄传记时总是用蒲松龄的一些诗解释：他的东家兼朋友毕韦仲不肯放他回家。现在，我觉得事情并不像蒲松龄诗里写的那么简单。
那么，会不会是因妻子泼悍蒲松龄离家以避其锋芒？又或者会不会是因其夫妻感情不好，蒲松龄借居住在外而寻求其他精神安慰呢？
我认为不是。蒲松龄在《述刘氏行实》里写自己妻子为人低调，绝不是剑拔弩张的泼妇。但《聊斋志异》里对泼妇的描写又是穷形尽相、非常到位的，那是怎么来的呢？我认为主要是因为蒲松龄跟几位典型泼妇有过近距离接触。其一，他的嫂嫂。蒲松龄在《述刘氏行实》里写过，他的两个嫂嫂都不是省油的灯，曾把蒲家搞得鸡飞狗跳。其二，蒲松龄好友王鹿瞻之妻，这是写在《蒲松龄集》里的。王妻虐待公爹，公爹被迫离家，死在外边。蒲松龄写信正告王鹿瞻，要他马上赶赴父亲去世的地方处理丧事，否则会引起公愤。其三，蒲松龄另一位朋友孙蕙家的妻妾经常因为雨露不均而闹矛盾，蒲松龄曾在诗里对此加以调侃。蒲松龄认为河东狮吼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家家床头，有个夜叉在”，家有泼妇是“附骨之疽”，但他的妻子却不是泼妇。蒲松龄游学在外，妻子刘氏支撑家庭，养老育小。刘氏是贤妻良母，讲究实际、缺少浪漫情怀，是寻常农村妇女而不是知识女性。蒲松龄数十年居住在外，主要是想求得心灵自由，全神贯注写作《聊斋志异》，创造想象中的爱情则是重要的“副产品”。
抛开俗事困扰，是写作者最理想的外部环境。蒲松龄曾坐馆的淄川王家和西铺毕家都是官宦人家，具备这样的条件。蒲松龄在西铺时的东家毕际有做过知州，蒲松龄称他“刺史”，毕际有的父亲毕自严在明朝官居一品，人称“白阳尚书”。毕府甲第如云，有藏书万卷的“万卷楼”，蒲松龄教书的地方叫“绰然堂”，而毕家的花园石隐园，则是蒲松龄“逃暑”的地方。蒲松龄的教书任务不重，他另外一个任务是帮毕际有处理来往信件，《蒲松龄文集》里有大量代毕际有写的信。毕家有丰富的藏书可供参考，有风雅的主人可供切磋。这样的环境对一直想蟾宫折桂却总是飞鸿铩羽的蒲松龄来说较为理想，何况离家不太远，蒲松龄就乐得以“半师半友”的身份长居毕府，继续《聊斋志异》的写作。
对蒲松龄来说，人生和爱情在他心中一直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他数十年守着的，是不识字或识不了多少字的糟糠之妻；数十年向往的，是出口成章、吟诗作赋的风雅女性。
他数十年对着的，是寻常相貌的荆钗布裙；数十年向往的，是环佩叮当、妖娆可爱的国色天香。
他数十年过着的，是粗茶淡饭的百姓生活；数十年向往的，是娇妻美妾、富贵神仙的逸乐人生。
当现实生活不完美时，想象就来建立空中楼阁。
蒲松龄在外数十年如一日，把家舍当邮亭。他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白天教完学生，当夜深人静，一个人孤零零待在书斋，月色朦胧，树影婆娑，远处传来狐狸的叫声，他很容易就想象出这样的情节：一个才华横溢却不得志的书生——就像他这样的——在荒斋独坐，一个美丽的少女推门而入，给书生安慰，和书生谈诗论文、下棋，帮助书生飞黄腾达，替书生生儿育女。而且这个少女不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要名分，不要金钱，还反过来给书生金钱。这是多么称心如意、一相情愿的男人的幻想！这是穷书生的情爱幻想。在礼教森严、男女七岁不同席的社会能有这样的女性吗？不可能。这美人只能是天上来的，海底来的，深山洞穴来的，阴曹地府来的；是鲜花变的，飞鸟变的，狐狸变的，甚至像《书痴》写的那样——从书架上拿下《汉书》，翻到第八卷，里边夹着个纱帛剪的美人，背面写着“天上织女”，突然这纱剪美人从书本上折腰而起，飘然而下，花容月貌、善解人意的她自称“颜如玉”，真是“书中自有颜如玉”！弗洛伊德说“梦是愿望的达成”，我们说，花妖狐魅变成的美女就是穷秀才蒲松龄的白日梦。
蒲松龄在毕家写过《聊斋》名篇《狐梦》，主人公的姓名是毕怡庵，他做了个跟狐女相恋的美梦。狐女让他转求蒲松龄把他们的事写下来，让她跟狐女青凤一样传世。但我们去查毕家世谱，却没有发现有这位毕怡庵。这个人就是蒲松龄虚造的，他做的梦其实就是蒲松龄的梦。
雨果曾说：“想象是伟大的潜水者。”
蒲松龄能写出这么多爱情故事，靠的不是生活经历，而是想象的天分，这么多的爱情故事也不可能是一位穷秀才的亲身经历。如果我们想从《聊斋》的数十个爱情故事一一坐实蒲松龄的经历，穷秀才蒲松龄就不是研究者所说的“世界短篇小说之王”，倒成了“世界恋爱之王”了。所以在考察《聊斋志异》的成书过程时，我们可以说，有许多故事是蒲松龄经历过的，也有的是朋友告诉他的，还有的是对前人作品的再创造，最重要的一点是，《聊斋志异》中那么多的爱情故事，是天才作家的想象才能和创造才能的集中表现。
当然，蒲松龄之所以能写出那么多的爱情小说，确实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和他的梦中情人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