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笃庆说，蒲松龄“自是神仙人不识”，“司空博物本风流”。司空就是东晋时的司空张华，博物就是张华的《博物志》，张笃庆用晋代写过《博物志》的志怪小说家张华比喻蒲松龄，说明蒲松龄已经开始写志怪小说了。张笃庆认为这不利于科举，应该放弃——“聊斋且莫竞谈空”。但蒲松龄没有接受朋友的劝告，他选择了写《聊斋志异》。天才总要表现自己，天才也总能找到表现自己的形式，我们要感谢蒲松龄这个似乎不识时务的选择，他的选择给世界文学留下了一部盖世奇书。选择写小说对蒲松龄来说，是掉进了无底深渊，他一边做私塾教师，维持全家的生活，一边继续参加科举考试，同时见缝插针地写小说。那时写小说非但拿不到稿费，连写小说的稿纸都得从嘴里省。蒲松龄冬天穿个破棉袄，手冻得笔都拿不住，脚像是给猫咬了一样麻，砚台里磨的墨水都结冰了，但他还是着了迷似地写，不管听到什么新鲜事，马上写出来。
蒲松龄三十岁时有过一生中惟一一次南游，到同乡进士孙蕙任上做幕宾。南游期间，他走到沂州时遇到下雨，住在旅店休息，一个叫刘子敬的读书人拿出《桑生传》给他看，书里讲了这么一个浪漫的故事：一个狐女和一个鬼女跟一个书生恋爱，最后双美共一夫。蒲松龄被吸引住了，他把《桑生传》改写成《聊斋》名篇《莲香》。
蒲松龄南游期间有两句很有名的诗：“新闻总入鬼狐史，斗酒难消块磊愁。”他要把所见所闻写成一部“鬼狐史”。鬼狐向来是中国小说的重要内容，但“鬼狐史”不是单纯的鬼狐故事，而是以鬼狐写人生，以鬼狐寄托块磊愁。所谓“块磊愁”，乃是忧国忧民之愁，是屈原、司马迁那样上下求索、报国无门的愁。
既想青云直上，又喜欢写小说，两者是矛盾的。蒲松龄的东家孙蕙注意到蒲松龄写小说影响他求取功名，便劝他说，老兄绝顶聪明，只要“敛才攻苦”，就能在科举上获得成功。所谓“敛才”，就是收敛写志怪小说的才能，把精力集中到攻读圣贤书上。蒲松龄没有接受孙蕙的劝告，继续在穷困潦倒、全家食粥的情况下坚持写作。
关于《聊斋志异》有两个传得很广的说法：一个是说蒲松龄在柳泉摆茶摊，请人喝茶讲故事，回到家加工，写成《聊斋志异》；另一个是说“聊斋”是聊天之斋。
蒲松龄摆茶摊的说法，从未见于蒲松龄后人和朋友的记载，这个说法来自《三借庐笔谈》，鲁迅先生早就认为不可靠。蒲松龄“我为糊口耘人田”，一直在富贵人家坐馆，哪有空闲到柳泉摆茶摊听故事？不过，蒲松龄在求生存的同时，把写小说看得跟生命一样重要，他总是有意识地向朋友收集小说素材，这就是《聊斋自志》里所说的“雅爱搜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
至于说“聊斋”就是聊天之斋，也太表浅。“聊”有“姑且”之意，“聊斋”跟屈原《离骚》叩天门不开，“聊逍遥以相羊”有关，跟陶渊明辞官归乡“聊乘化以归尽”有关，“聊斋”含有作者“鹏飞无望，聊以著书，聊以名志”的意思。
大文学家王士祯对《聊斋志异》的赏识，算得上是蒲松龄人生的重要事件。王士祯，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新城人，官至刑部尚书，他创立“神韵说”，是清初一代文宗。王士祯丁忧期间到西铺探望从姑母，即毕际有的夫人，因此和蒲松龄相识。
这时，王士祯正在写作笔记小说《池北偶谈》，他对《聊斋志异》很感兴趣，大加赞赏。他向蒲松龄借阅《聊斋志异》，写下三十六条评语，说《张诚》是“一本绝妙传奇”，说《连城》“雅是情种，不意《牡丹亭》后复有此人”。他还写下一首诗《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这首诗称赞《聊斋志异》的传奇性与趣味性，用李贺“秋坟鬼唱鲍家诗”说出《聊斋志异》的底蕴。
蒲松龄写小说受到孙蕙、张笃庆等朋友的劝阻，却在一位台阁大臣那儿得到赏识，他非常激动，有一种“春风披拂冻云开”、“青眼忽逢涕欲来”的感觉。他以王士祯私附门墙的弟子自居，真诚地希望王士祯能给《聊斋志异》写序，王士祯答应可以考虑，但最终没有写。这可以理解，台阁重臣给穷秀才的“鬼狐史”写序，是需要一点儿勇气的。
有趣的是，当年蒲松龄希望通过王士祯写序来提高《聊斋志异》的知名度，而现在王士祯的《渔洋山人精华录》这部煌煌巨著里知名度最高的诗歌，竟然就是那首《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历史常跟人们开玩笑，你明明想走进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这样的结果，恐怕是王渔洋和蒲松龄都始料未及的吧。
6.蒲松龄有“第二夫人”吗？
蒲松龄十八岁时奉父母之命与刘氏成亲。刘氏荆钗布裙，少言寡语，讲究实际。蒲松龄和她是柴米夫妻、贫贱夫妻，不是神仙眷侣、浪漫情人。这一点，蒲松龄在《述刘氏行实》中写得非常清楚。
奇怪的是，《聊斋》中描述到的爱情却种类繁多、笔触细腻。能把爱情写得如此多样，如此动人，如此出神入化，总该有作家的亲身爱情经历在内吧？基于这样的认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学术界出现了“蒲松龄第二夫人”之争。
一九八〇年田泽长教授发表《蒲松龄和陈淑卿》一文，根据《蒲松龄文集》的《陈淑卿小像题辞》提出，这篇骈文写的陈淑卿是蒲松龄的情人。蒲松龄二十二岁时逃避“于七之乱”，在一个古老山村跟年方十六七岁的陈淑卿相遇、相爱，结为夫妻。半年后回到家里，他们不合法的婚姻受到父母阻挠，陈淑卿被迫离开蒲松龄。蒲松龄三十岁时到江苏宝应县做幕宾，借南游机会跟陈淑卿共同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生育了子女。“可怜乐极哀生”，蒲松龄的幕宾生活一年就结束了，陈淑卿也因病与世长辞，给蒲松龄留下无尽的思念。
田教授的论述似乎很有道理：《陈淑卿小像题辞》情辞并茂，文章作者跟陈淑卿理应是爱侣，他们的曲折爱情也颇像某些《聊斋》故事。
但问题是：这篇文章是蒲松龄“夫子自道”，还是给他人代笔？当年蒲松龄做私塾教师时，经常替东家捉刀代笔。因家庭困难，蒲松龄还以卖文为生，因这类文章写得太多，蒲松龄还专门写了篇《戒应酬文》。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蒲松龄集》的整理者把这类应酬文章，都收到《蒲松龄文集》里。许多以第一人称写的文章，所表达的感情并不属于蒲松龄，而属于请他代笔者。《陈淑卿小像题辞》的开头有“射雀之客，旧本琅琊”八个字，“射雀之客”是对女婿的代称，而“琅琊”是书圣王羲之后人的自称，这说明陈淑卿的情人姓王。蒲松龄三十几岁时恰好在王家坐馆，《陈淑卿小像题辞》显然是代笔之作。
既然陈淑卿不是蒲松龄的第二夫人，蒲松龄会不会有另一位“第二夫人”？我考察过蒲松龄校定的蒲氏家谱，蒲松龄兄弟四人，家谱没明写哪个儿子是庶出，但蒲松龄父亲小妾的姓氏写进了家谱，当然她肯定会在祖坟和蒲松龄的父亲合葬。如果蒲松龄有个可能影响到他感情生活和创作生涯的“第二夫人”，她也理应葬进蒲氏祖坟。我认为，弄清蒲松龄墓有两具还是三具骸骨，是弄清蒲松龄到底有没有“第二夫人”的最可靠办法，这就不是学术研究而是考古发掘的问题了。按常理说，随便挖开一个清代小说家的坟墓是不可能的，但蒲松龄是个意外：他的墓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挖开过。
于是，一九八〇年九月中旬，在学术界对“蒲松龄第二夫人”展开争论时，我单独进行了一番实地调查。就“文革”中蒲松龄墓被掘一事，我在蒲家庄走访了蒲松龄的几位嫡系后裔。他们介绍说：“我们家族有规定，长支存三老祖（蒲松龄）的书，侧支存字画，世世相因，不得外传，某某手里就存过很多俚曲和诗词手稿。”
也有人说：“我娘手里就有过三老祖写的八帖。”
还有人说：“某某存过《聊斋》外编二十四种。”
我听了忙问：“这些东西现在哪儿？”
“造反派烧了！”他们接着描述了当年造反派在蒲家庄清剿“四旧”的情景——
村头设岗，杜绝出入，淄川中学的造反派头头命队长去买来大字报纸，然后写大字报宣布队长下台，造反派领导一切！其后，他们便翻箱倒柜地抄“四旧”，将蒲松龄后裔珍藏两百多年的蒲松龄手稿、字帖、抄本一一投入烈火，火光中飞出片片墨蝶，在空中飞舞……
蒲家庄在兵燹战火中幸存的文物被洗劫一空，只有一个例外，那就是蒲松龄故居。当时，有位教师说，这里烧不烧？按说算文物呢，请示一下上级吧。上级又请示上级，一级一级请示上去，谁也不敢说该烧，但谁也不说不该烧。十年浩劫中，蒲松龄纪念馆竟然安然无恙。
当《聊斋》遗墨化为墨蝶在蒲家庄上空翻飞时，造反派要向“封建僵尸”兴师问罪了。有人想到世界文豪的墓中发财，造反派决定对蒲松龄墓采取行动。
蒲松龄在世时，清王朝发生过几桩大文字狱。无论是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结案的“明史之狱”，还是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年）结案的“南山集之狱”，著书者都被戮尸，三家五服内男女老少以及校印、买卖书者，处死的处死，充军的充军。蒲松龄写“官虎吏狼”，却逃脱了文字狱，不能不说是万幸。
然而，一九六六年秋，长眠了二百五十一年之久的蒲松龄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噩运。
蒲松龄墓坐落在蒲家庄东南一里许的小丘上，墓前石碑上镌刻了张元撰写的墓表，碑阴镌以蒲松龄夫妇的生卒年月、蒲松龄生平著述和祭祀儿孙名录，碑前矗立着山东省人民政府建的碑亭。红卫兵到了蒲松龄墓前，先挥舞小红书，背诵“你不打他就不倒”，然后掘开蒲松龄的墓穴，向倒了二百五十一年的“老封建”发起冲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