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分钟、二十分钟……他几次偷偷靠着那扇关闭的门,心里想着江青该出来“解放”他啦!可是,门始终没有开。小李的心凉了,像冰一样地凉了。
“徐医生,快去劝劝小李,刚才他跟江青打牌,让江青生气了,罚他站着,他还真站着,都快一个小时了,你快去劝劝他。”女护士紧张地来找医生徐涛。
徐涛过来了,他是留在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中年龄最大的同志,所以他来劝小李:“哎,别那么认真,她已经睡觉去了,你赶紧也走吧!她不是经常说政治上平等吗?”
小李平时最能逆来顺受,今天可不是那个劲了,任凭徐医生怎么劝,他就是不肯走。
“你是不是怕她没开口你就自己走了会找麻烦?那我就给你放哨,她一起床,我就再叫你。”徐医生好心说道。
小李紧绷着嘴,坚决地摇摇头。
“你呀!”徐医生无奈,一跺脚出去叫来了省公安厅副厅长苏汉华同志,苏虽说是厅长,可也不敢得罪江青,只好先来劝小李,让他主动去江青那儿承认错误。
“听我一句话,去吧,认个错不就完了。”
小李的牙齿咬着嘴唇,说:“我没错。我已经全心全意了……她竟这样对待我……”他哭了,是无声的抽泣,只能从一双强烈起伏的肩膀看出他心头受的天大委屈。
大伙儿谁也不说话了,留在走廊里的是一片叹息声。
这天晚上,小李从广州给我挂了长途电话,我一听赶忙将这个情况报告了毛泽东。
“哼,她这个人,再好的同志跟她也搞不到一起。”毛泽东气愤地将手中的文件往桌子上重重一甩。片刻,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我说:“小李是代我受罪。告诉他别生气了,看在我的面上。让小李马上回来,不要再为江青服务了。离她远远的,看她还耍什么威风!”
这天晚上,李连成就踏上了返程的火车。
江青这个人确实惹不起,毛泽东都常常不愿跟她在一起,但因为是夫妻,面子上有时还不能做得太绝,所以毛泽东采取的办法是:离你远远的,看你还有什么招?毛泽东是主席,可以这样做,而我们卫士就不行了,有时想躲江青是躲不掉的。
一天,江青要外出,我就派了卫士中她平时最喜欢的田云玉去陪她。江青外出总要带几件必备用品:大衣、眼镜、围脖,以及坐车用的靠垫。小田刚接班,有些手忙脚乱,那个垫子没有找着,转头一看江青已经上车了,以为是她自己已经拿走了,便空着手匆匆地追着上了车。
“靠垫呢?”江青问。
小田一听:坏了!赶忙跳下车跑到屋里找,还是没找着,无奈,他又空手回到车上。
江青大发雷霆了:“小兔崽子,你是干什么吃的?你不要去了!”
我听说后,赶忙过去对江青说:“江青同志不要生气了,我陪你去吧!”江青这才罢休。车很快就开了,隔着玻璃窗,我见一向在江青面前总是欢声笑语的小田,此时两眼泪汪汪地站在那儿……
看着小田,我心里一阵难过,同时也勾起了我一段比这更令人难忘的往事……
那是1952年的事。
大概因为毛泽东与我这个人感情较融洽的关系,一般情况下,江青对我也比较热情,打扑克时,只要我在,她总会安排我与她打对家,这一次是在北京万寿路“新六所”玩牌。
“新六所”就是解放初期中央为党中央五大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修的六栋小楼,他们每家一栋外,我们工作人员住一栋。从1952年到1959年,毛泽东在这八年间经常住在这里,以后就不住了。
这一天江青照例没事干,就拉着我打牌。我一坐下来就发现江青的脸色不好。又有什么事了?我心里不安地琢磨起来,可总不得要领,越不得要领便越琢磨,手中的牌就越打越糟。我像李连成似的一连出错了两次牌,刚要反悔,突然江青把牌往我面前“啪”地使劲一掷,嗓门大得吓人,她叫喊着:“不打了!你李银桥,我问你,为什么说我‘躲风’?啊?今天一定让你说个明白!”
江青这突如其来的发怒,把打牌和看打牌的护士、卫士们吓愣了,都不知怎么回事,但最紧张的还是我。当时我一听这话,脸刷的一下红了:糟了,她怎么知道我说这话?
原来,这时全国正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统一部署,掀起“三反”、“五反”运动,江青因为自知历史上有些说不清的事,向来就反感这类查祖宗三代历史的整风运动。这不,“三反”、“五反”运动一开始,她又嘴里骂骂咧咧地躲开了,既不参加学习,又不参加组织活动。机要秘书徐业夫一天问我:“江青为什么一见运动来就走呀?”我随口说了声:“她躲风呗。”
这是一句随口说的话,怎么传到江青的耳朵里了,我心里暗暗叫苦不迭。“哼,小兔崽子,你……你到底想干什么?”江青气得一个劲地喘粗气,绕着牌桌来回走着,似乎觉得气不过来,又跑到院子里气呼呼地转动。
我简直慌得不知怎么办,说也说不清,于是只好跟在她屁股后面团团转。
这一次江青是气出窍了,眼泪溢在眼眶里:“你为什么说我‘躲风’?说呀!你哑巴了?”她的手指戳到我的鼻尖上。
我只好结结巴巴地告诉她,是徐秘书问我时随口说的。
“哼,你这个没良心的。我一直在政治上保护你,你反倒诬蔑我。”眼泪从江青的眼眶里淌了出来。
我更加心惊肉跳:“没没,我没有诬蔑过首长……”
“没有?”江青哼了一声,“我听到的就这一句,没有听到的不知还有多少呢。你说,你都说我些什么?”
我连连说没有,绝对没有的事。
“好,我问你,你为什么要挑拨我和李敏的关系?”江青不知怎的搬出了这个问题,李敏是毛泽东与贺子珍生的小孩,新中国成立后,李敏跟她的妈妈吃尽千辛万苦后回到了祖国,毛泽东把李敏接到了身边。江青一直对李敏的问题极为敏感,我没有也不敢在这些是非问题上插半句话,可江青搬出这个问题,更使我感到问题的严重性。
“你不想说?”江青双手叉腰,怒气冲冲地责问我,“那么我问你,为什么我叫你派车接她回家,你就不去接?”
我想起来了,那是江青为了照顾情面,周末时让我去到学校接李敏回家,可我去后,李敏这孩子说学校有事不愿回家,于是我也没有办法地回去了,不想江青以为我在中间做了什么手脚。唉!
“江青同志,我是去接了,可李敏她不肯回来。”我说。
江青哪能相信我的话,喷着唾沫星说:“是你挑拨后才这样的!李银桥,李银桥,你现在自己也有家了,你知道我这个当后妈的不好当,可我哪儿痛,你就往哪儿戳刀子,你还不承认!”
这是明摆着冤枉我,我说:“这条我决不承认!”
江青见我硬起来,气得跳了起来:“你不承认?你还挑拨我和主席的关系,你也不承认吗?”
上帝,这下我可没话说了。那次吃红烧肉的事情发生后,由于毛泽东的一再逼问,我不得不把江青要我那样做的冤屈讲了出来,为此,毛泽东向江青发了火,也因此他们分开了吃饭,江青能对我不记恨吗?
全完了。我知道江青心目中对我这个卫士长是怎么个看法。
别无选择,我只好硬着头皮去见毛泽东,叫他老人家“裁决”了。已是下午四点,他也快起床了。我对江青说了声“主席快起床了,我得照顾他”后,便走到毛泽东住处。
“主席,我跟江青吵起来了。”毛泽东正倚在床栏上看报,我小声报告道。
“你为什么要跟她吵呀?”毛泽东不以为意地问了声。
我说:“不是我跟她吵,是她跟我吵。”
“那为什么事呀?”
我就把整个事情的过程说了一遍。毛泽东这下停止了看报,思忖后说:“看来我得出面跟江青谈谈,你去叫她进来。”
返回院子,只见江青正在打转转。我说:“江青同志,主席请您去一下。”
江青一听更火了:“你真行啊!”显然,她以为我是“恶人先告状”。
我心里忐忑不安,在值班室静候毛泽东夫妇对我的“发落”。“丁零零——”电话响了,我知道是毛泽东在喊我,便蹦起身就往里走。
毛泽东见我进了门,吐了口烟,说:“看来你得写检查,光靠我帮忙还行不通呀!”
“这……”我的右手搓着后脑勺,发愁道,“主席,您说怎么写呀?”
“你怎么说的就怎么写么。”
“我是说过她‘躲风’,可绝对没有诬蔑她的意思。”
“那你就写:话说过,但绝没有诬蔑的意思。”
“她说我挑拨她跟李敏的关系,我没有。”
“那就写没有。”
怕我写不好,毛泽东又随手拿了一张纸,用手指当笔在纸上画着:“这样,开头要写我们两个人的名字,写主席、江青同志。然后另起一行。‘躲风’的话说了,承认,要检查说得不对,要道歉对不起。再写个‘但是’……”说到这儿,毛泽东朝我挤挤眼,“在‘但是’后面多做点文章。话是说了,但没有政治诬蔑的意思,至于挑拨,根本没有。去接李敏了,她不肯回来。交代的事办了,只是没办成,以后争取办成。检查写完后先交我看看。”
“是。”
看得出,毛泽东是站在我这一边的。虽然现在他要当中立的“法官”,但明显是要为我“作弊”。我踏实了,心头万分感激毛泽东,于是,这份检查按毛泽东的意思写得特别认真。
“嗯,可以。”毛泽东看后点点头,把检查放在床头柜上,然后说:“检查交了,问题还没有解决。你暂时得到中南海躲躲。”
“躲?”
毛泽东笑了,说:“只好委屈你先躲躲风了。”
于是,我从新六所“躲”进了中南海。
这一“躲”就是十来天。我心想,这事还真难,毛泽东出面了到现在还没解决,看来复杂呢!我心里不免又担心起来。
正在我犯愁时,毛泽东的值班室打来了电话,让我马上到新六所。
“银桥,问题解决了!”毛泽东一见到我,就笑嘻嘻地说,仿佛为自己解决了一件大难事。“江青这两天病了,住在北京医院。你带点东西去医院看看她。明白意思吗?”
我还能不明白?毛泽东在给我充好人呢!我一阵高兴:“明白。”
毛泽东摆摆手:“先不要忙,在你房间里等着,等机会成熟了再去。”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莫名其妙地在房间里等候。不过,我想有毛泽东亲自安排,一切都会称心如意。
“丁零零——”大约十几分钟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北京医院的一名护士打来的,说是江青要烟和一些水果,让我送去。
我赶忙出万寿路,搭上公共汽车直奔北京医院。一进病房,见没人,正在疑惑时,只听卫生间里有水声,我便知道江青在里面。果然,不一会儿,江青擦着手从里边出来,一见我便微笑着跟我握手。
“你来啦?”
“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