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接着又说：“要说窑洞里的黑土动不得，我看这就不太对头了。天上的老天爷最讲究干净的，我想，这灶老爷也总不是觉得越脏越好吧？你给它刮去黑皮，时常穿上新衣裳，它不是会更高兴么！”
“哈哈哈……”毛泽东把深刻的道理渗进幽默的比喻中，老乡们听了无不赞同，田间一片欢声笑语。
几个与毛泽东年龄差不多的老乡，一边笑着一边还拍着毛泽东的肩膀，连声说道：“有你的，真有你的！”当时我站在一旁，目睹这情景，心里感到好舒服。人民领袖与人民真如鱼水一般的交融！
当时，是陕北行政区实行土改后的第一个秋收，农民们都喜气洋洋，像过年一般。在毛泽东搞调查的这一路上，不时有中央和陕北临时人民政府的领导及当地干部向他汇报各方面的情况，每次毛泽东都要求他们详细地把农民生活和土改中出现的问题讲给他听，而更多的是毛泽东他自己直接与农民们一起劳动，在交谈中了解情况。
那几天，毛泽东跟农民一样高兴，他帮老乡们打谷子、刨山药，就像帮自己家的人干活一样。我怕他累了，便劝他休息。毛泽东摆摆手，说：“跟着老乡们搞秋收，干得越多，我心里越高兴，高兴了就不累了么！”
打谷场角上有一群娃娃在掰玉米。娃娃们认得毛泽东，便叽叽喳喳地围着“毛爷爷”要他讲打仗的故事。
毛泽东挤挤眼，打趣地对娃娃们说：“你们先回答我一个问题，如果回答出来，我就给你们讲打刘戡的故事。怎么样？”
于是，娃娃们“嗷嗷”地叫起来，瞅着毛泽东出问题。
“你们谁是地主呀？”突然，毛泽东两手叉腰，一本正经地放开粗嗓门，说道。
娃娃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认真地分辩说：“地主都给我们斗倒了，谁也不是地主。”
毛泽东便又压低粗嗓子逗孩子道：“不是地主，怎么会有这么多粮食呢？”
娃娃们一听是这个问题，便勇敢地抢着说道：“土改了，我们有了地，这是好几家的粮食呢！”
毛泽东笑了，装作刚明白的样子：“哈，原来是大家的！”
娃娃们立刻又叫又跳地拥向毛泽东，有的抱着他的腿，有的往他肩膀上爬：“你逗我们呢！你逗我们呢！……”
毛泽东开怀大笑起来，边笑边举着双手：“好好好，我投降，我投降。”
一天，我跟着他离开南河底村后，便来到了白云山一带。那个山上有座白云寺庙，很大。毛泽东突然问我：“银桥，你到过寺庙吗？”
我说：“小时候跟我妈去过小庙烧过香，大庙没见过。”
毛泽东乐了，说：“看来你又跟我一样了。我小时候也是跟母亲到过小庙烧过香，还磕过头呢！不过，我比你强一点，我见过大庙哩！那是在长沙读书时，我与一个同学曾一次徒步五个县搞社会调查，我们身上一文不名，有一次到了沩山寺，讨得一顿斋。那寺庙好大哟，方丈是个很有学问的人……”
片刻，毛泽东转头问我：“想不想去看庙？”
我犹豫了：“这……不都是些迷信吗？”
“片面片面，那是文化，懂吗？寺庙是中国传统的名胜古迹，它是宗教文化的集中地，是一种了不起的文化。”
我摇摇头，心想：我只知道书本上的东西才是文化呢！
“明天我们上山，一定去看看庙。”毛泽东兴致很高。
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毛泽东手持柳木棍，带着我，顺盘山的松林荫道，向山上走去。当地的县长闻讯后也从县城赶了来，陪我们一起上山。
到了山顶，毛泽东俯瞰大地，脸上露出了惊喜的神色，那博大的胸膛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空气，对我说：“银桥，你看要是再有点云，今天我们可真成了腾云驾雾的神仙了！”
可不是，我高兴地笑了，问：“主席，世上真有神仙吗？”
“有啊。”毛泽东一本正经地睁大两眼对我说，“能改变这个世界，能呼风唤雨的就是神仙。这个神仙就是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哇！”
我和县长听他这么一说，都笑了。是啊，难道不是这样吗？我们的人民用双手能在地上种出粮，造出田；我们的党领导人民从黑暗中走出，建立起自己的光明社会；我们的军队能以一当十，在短短时间内，打得胡宗南部队落花流水，难道这不是神仙吗？可这一切，难道不都是您毛泽东领导的结果吗？啊，毛泽东，您才是神仙呢！
我真想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毛泽东。我刚想说，却见茂密的柏树丛里钻出一个老和尚。
老和尚非常有礼貌，看见毛泽东是县长陪着的，料定是个大人物，于是便合掌施礼。
毛泽东很高兴地上前与他握手，说：“老师父，我们来参观参观你的这个大寺庙。”
老和尚忙弯腰说：“欢迎欢迎，首长请。”
毛泽东笑了：“你们过去是称‘施主’么，怎么改口了？可别破坏了佛门的规矩。”
老和尚一听，肃然起敬地重新打量了一下毛泽东，我见他的眼里闪着光芒。
进了寺庙，后入至方丈。屋子里显然是日久无人打扫过，桌椅上蒙了不少灰尘。老和尚又吹又掸的，毛泽东忙说：“不要费事了，我们随便坐下来聊聊么。”
老和尚还是很客气地给毛泽东沏上一碗香茶，而后才坐下。
“你们现在生活怎么样？”毛泽东问。
老和尚敬畏地望了一眼县长后，含糊地答道：“好，好着哩！”
毛泽东笑着一摆手，说：“出家人是不打诳语的，你们是讲究超脱的，要讲实话。”
老和尚听后很是感动，于是也就不看县长，只管与毛泽东聊道：“不瞒施主，以前这儿信佛的多，出家人也多，布施的人多，收入也多，我们生活得很好。后来成了解放区，信佛的人就少了，出家的人也少了，来布施的人更少，所以我们的生活便有时显得困难。”
“嗯，很好，这才是实话。”毛泽东频频点头，又问：“有什么困难你都说说。”
老和尚受了鼓励，于是便放开了胆子：“施主您是明白的，布施的人少，即便遇到庙会也收不了几个钱，我们吃穿就都有困难了。现在庙里的人已经走了不少。后来人民政府叫我们自力更生，种点地，搞些生产，开头不习惯，干干就手脚灵活了，倒也能劳动。”
“好，这可是一大进步。”毛泽东十分赞许道，“你说说，现在生活到底怎样呢？”
“出家人不打诳语。现在我们自己打的粮食够吃，其他什么穿衣、治病、修理寺院，一概都由政府包下来，再加上收些布施香火，生活倒也蛮好的了。”老和尚说。
毛泽东听到这里，脸上终于露出宽慰的微笑。“老师父，你看这样安排还妥当吗？”
老和尚连忙拱起双手，做鞠躬状：“托您的福，安排很周到。如今我们出家人也得随着社会一起进步啊！”
“讲得好！讲得好！”毛泽东好不高兴，说：“社会变了，人也要变。过去和尚一不生产人口，二不生产粮食，现在要随社会变一变，不生产人口可以，不劳动可不行。我们共产党人是保护宗教信仰的，将来全国解放后也要这样做。不过，和尚还有尼姑们，得参加一些能养活自己的劳动，参加劳动一可以解决吃饭问题，二可以增强体质。老师父，今天我来到你这儿真是‘取经’了。”
老和尚高兴得连连点头：“不敢不敢。”
毛泽东接着又问了有关寺庙的情况，完后便在老和尚的领路下，参观了整个寺庙。
这座白云寺庙很大，有五十余座殿、堂、庭、阁。毛泽东对那些雕刻、塑像、石碑、牌匾之类尤感兴趣，一块一块地看，一字一字地读，并不时感叹地说：“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一定要保护好，不要把它毁坏了。”转头，他对县长说：“县长同志，请县里再拨一些经费，这寺庙有些地方已失修多年了，得给它重新修一下了。”县长马上掏出小本本记上。
要告别了，老和尚依依不舍地送我们出了寺庙，临别时说：“明天是九月九，这里有庙会，还有大戏，欢迎施主光临。”
“噢？明天就是庙会呀！”毛泽东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好，明天我们就来看大戏。”
下山时，我见毛泽东的脚步似乎轻松了许多。看得出，他的心头又去了一桩心事——这大概就是他平时难有闲暇顾及的而又十分注意的我党的宗教政策落实情况。白云寺庙这一趟，使他得到了满意的答案。
说实在的，当时我也很高兴，为毛泽东高兴，也为明天能同毛泽东再来看大戏而高兴。
第二天一早，大路上就已经是热热闹闹的了，老乡们三三两两地喧嚷着上山赶庙会去了。
毛泽东的兴致并不亚于老乡们，他拉着我的手就往山上走：“快，咱们也去赶庙会，看大戏。”
不过，我倒是一时犹豫了：“主席，我们别去了吧？”
“为什么？”毛泽东感到突然。
我说：“人这么多，乱糟糟的，怕不安全。”
“哎哟，有什么怕的么。”毛泽东满不在乎地说，“要知道，赶庙会就是赶热闹，人少了还有什么意思？再说，赶庙会的人都是去求菩萨保佑、平安无事，谁还敢生是非呀？”
经他这么一说，我也就没坚持了。
一路上，毛泽东又滔滔不绝地给我讲开了：“看庙看文化，看戏看民情。不懂文化不解民情，革命是搞不好的。老百姓赶庙会是去行善做买卖，我们去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了解这一带民情和风俗，这对我们接近群众好处大着呢！”
他总是有一套目的的。在以后我跟他在一起的那些日子里，我渐渐了解到毛泽东为了同群众接触，了解到下面的真实情况，只要有可能，他是什么事、什么形式都愿意去做的。
九月初九是重阳节，又是庙会正日，山上的人多极了。庙里庙外香烟缭绕，木鱼声、念经声，加上庙场上的戏台锣鼓声，可谓好不热闹。
毛泽东没有进殿，只身来到了戏场。那天开场戏是山西梆子。看戏的人很多，开始人们并不知道毛泽东也来了，于是毛泽东就挤在群众后面伸长了脖子朝台上看。他平时对京剧感兴趣，现在有山西梆子，也能对付。
看了一会儿，突然有人发现了毛泽东，于是，戏场里就骚动起来。“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老乡们兴奋得连戏都不看了，转身都向毛泽东拥来，还有人给他搬来凳子请他坐。毛泽东连连摆手：“不要不要，大家都站着看，我一个人坐着，不是太孤立了吗？”说着便朝人群里挤。
这当儿，台上的戏也演不成了，演员们也挤出后幕来看毛泽东。台上台下，热烈流淌着群众对自己领袖的一种崇敬的心潮。
毛泽东有点待不住了，悄声招呼群众：“老乡们，看戏吧，今天我们是来看戏的，可不是来看我的。”然后又招呼台上的演员：“你们赶快演吧，我和老乡们是来看你们演戏的呀！”这才又重新演戏了。
那十几天时间里，毛泽东是那样的轻松愉快、自由自在，而且吃得好、睡得好，要不是后来周恩来派人送信来，说中央机关要搬地方，我想毛泽东还会带着我多走几个村寨呢！
毛泽东是那么渴望能到他的群众中去。什么叫鱼水关系？我觉得毛泽东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才是最好最好的体现。他渴望到群众中去，像鱼儿渴望到水中去一样，离开了群众，他就会心慌、烦躁、坐立不安；一旦到了群众中去，下了基层，他就是那样的兴奋、快活、谈笑风生。
那时，中国还没有全部解放，可如今，全国都解放了，整个天下都是他和人民的了，作为一国之主的他竟不能想到哪儿就到哪儿，这能不使毛泽东焦躁、发怒？可面对高高的红墙，他又能怎样呢？
他不能轻易地迈出这座红墙，别说是高高的红墙，就是要从我这个卫士长身边走出，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时常为毛泽东难过，而更多的是同情他。
于是，我也总想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利用我的权力，给予毛泽东一点“自由”，但这机会毕竟太少，而且我实在不敢斗胆做出这种也许会酿成比天还要大的严重后果的事。然而，我依然想，这种机会总是有可能的。我太了解毛泽东了，一旦他离开了人民群众，时间稍稍一久听不到来自底层的声音，他就会发闷发慌，坐立不安。他是人民的领袖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