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笑了，操着一腔浓重的湖南方言，说道：“打仗没有什么妙计，如果说有妙计的话，那就是知己知彼，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正确的决策。还有，就是老先生说的，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一百万军队要渡江，又没有兵舰、轮船，如果没有人民的大力支持，是不能成功的，靠人民用土办法造木船、木排划子，在漫长的江面上，几万只木船一齐出动，直奔对岸，加上我们有很多大炮掩护，很快就过去了三十万军队。你能说这是妙计吗？这是一般的常识。但是，像这样一个普通的常识，蒋介石是不知道的……他想的是长江天险，是美帝国主义的援助。那些都是天鹅肉，好看吃不着，他能不失败吗？”
“哈哈哈……对对。”柳亚子频频称是。
游船绕过湖心岛，又穿过美丽壮观的十七孔桥，准备在东岸泊船。
这天正值“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日期间，游园的人很多，那时，虽然对毛泽东的警卫工作也是抓得相对紧的，但绝不会采用“净园”那样的做法。可是，毛泽东到颐和园游园的消息不胫而走。当看到岸头围着的人山人海时，我不免紧张起来，因为那时北京刚解放，城里暗藏的反动分子、敌特分子的地下活动十分猖獗，如果有坏人躲在群众中耍什么阴谋，情况就复杂了。
“毛主席，是毛主席！”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岸头，群众已经看得清我们船上的人了，于是高呼口号，人头攒动，那场面是自发性的，所以既热烈无比，又显得乱哄哄的。
怕出意外，我问毛主席：“主席，是不是改地方上岸？”
“哎，不要改，不要改，都是群众么，有什么怕的！”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有点被岸头的群众场面所感染了，他不同意我的意见。一般情况下，只要碰到的是群众，毛泽东是从不愿意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或索性走开的，今天当然也会这样做。
这就使我更加紧张，因为我知道今天的警卫力量是十分不足的，除了我们几个卫士及几个外围警卫人员外，几乎没有什么警力。十几个人要应付面前成百上千的人是很难的，警卫毛泽东是万不能有半点漏洞的呀！
我赶快招呼卫士前前后后贴紧毛泽东，还要兼顾柳亚子，同时，又得指挥几个警卫人员尽可能地维持秩序。
可是，当毛泽东一上岸，任凭我和几个警卫干部喊破嗓子、使出全身劲也招架不住汹涌的人浪。
那时离新中国成立还有几个月时间，可北京城里的人民对毛泽东的敬仰之心早已遍及。能在公园里亲眼目睹毛泽东的风采，谁都不想错过机会。围观的人是越来越多，并且拼命地往毛泽东身边拥。有的人还抢着伸出手要和毛泽东握手。这种场面我们几个卫士还是第一次见，所以都有点束手无策，紧张得心都吊在嗓子眼。小伙子们手握着手，一个个都用魁梧的身躯护卫着毛泽东，并且随时准备用生命来保卫毛泽东。
好不容易到了公园的大门口，可是，这里的情况更糟。
大门口外的人要比公园里围观的人不知多几倍！当时我真有点傻眼了。一旦出了事，我这个卫士长怎么向中央，向全国人民交代呀？新中国的成立，还等着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呢！怎么办？怎么办？
什么办法也没有呀！成千上万的群众则更不顾一切地拥过来。我当时只有一个能选择的做法，就是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毛泽东，可我一个人无论如何也挡不住来自左右前后的各种可能突然发生的意外。于是，我命令卫士们都这样做，然而，这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除了我们不可能像铜墙铁壁似的把毛泽东围起来外，毛泽东的身材也比我们卫士都高，用警卫术语说，是“目标太暴露”了。
一切听天由命吧！
抹着汗水，我瞥了一眼毛泽东，只见他脸上无半点笑容，只是那双眼睛闪着明澈的光芒。他在激动。动情的时候他都是这样的表情。他的情绪与群众完全融到了一起。我真想对他说一句规劝的话，请他不要停步，马上离开这儿，可我知道，这时是不会奏效的。
一切都在顺其自然地发展着。
“嘀——嘀嘀嘀——”就在这时，只听一阵紧促的哨声。啊，我看到救星了：两队公安人员和解放军队伍开了进来！
我心中的石头一下子掉了下来。
毛泽东和柳亚子总算挤出了人群，登上了汽车。
“我的老天爷，今天可太险了。”回程路上，我边脱着湿透的军装，边说着。
毛泽东却满不在乎地说：“用不着那么紧张，那么多群众，即使有坏人夹在中间，他也不敢掏枪打的。他的手会发颤的，你们不用那么紧张么。”
他说得轻松，可回到香山的双清别墅后好久，我的心却还在颤呢！
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1953年2月在武汉的那一次。
这一年春节，毛泽东是在武汉过的。
刚安顿好，他便要我和秘书通知中南局和武汉市委的领导同志，要他们来汇报情况。当时，我们一行去了不少人，公安部长罗瑞卿、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等同志都在内。毛泽东对武汉很有感情，他告诉我，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来过武昌、汉口，就是没去过汉阳，这次来很想过江到汉阳那边看看。
中南局和湖北省委、武汉市委对毛泽东的到来高度重视，主要领导同志几乎天天要来到毛泽东下榻的地方汇报工作、听取指示。那时武汉市委书记是王任重同志，当时王任重同志很年轻，也显得十分精干，毛泽东似乎对这位年轻的市委书记很赏识，多次找王谈话，并且发表了他老人家的重要意见。他说：“我们成立的新中国，是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因此，我是赞成进步的，反对保守的和落后的。我不想看到这个世界上有个落后的中国。”
在招待当地党政领导和少数部门负责同志的午饭后，毛泽东拉着当时兼任武汉公私合营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的刘惠农的手，说：“刘惠农同志啊，武汉三大块，我只到过武昌、汉口两个地方，就是没去过汉阳，我想去看一下，怎么样呀？”
“主席，这事……”当时，刘惠农显得很为难，因为在这之前，罗瑞卿部长等人出于对毛泽东的安全考虑，已经向当地的同志打过招呼，希望大家配合劝阻毛泽东不要上汉阳去——一则那时还没有建大桥，二则也没有渡江的轮船，三则汉阳那边社会治安秩序还不稳定。
“怎么，有困难？”毛泽东又问。
刘惠农不能不表态了：“主席最好不去。”
“为什么？”
刘惠农便搬出了上面三个理由，哪知，毛泽东想做的事，别人是很难挡驾的。他反问刘说：“你刘惠农去过汉阳没有？还有你，王任重——市委第一书记去过汉阳没有？”
王任重和刘惠农回答：“当然去过。”
毛泽东双手叉着腰笑了，又问：“那你们是怎么去的呢？”
“坐划子。”
“好啊。你们坐划子去，我也坐划子去。”
看来此行必成了。我看罗瑞卿部长也只好在一旁搓搓后脑勺。
第二天约十时左右，长航局派了一条船，我见刘惠农来了，便叫出毛泽东，于是一行几人便一起上了船。
按照毛泽东的意思，船一直开到叫做“舵落口”的地方才回航。船在江水中乘风破浪，毛泽东站在甲板上，兴致勃勃地巡视着汉江两岸，边看边问，船到汉阳高公街，便靠了岸。“清代的汉阳兵工厂是在这一带吧？”路上毛泽东问。
刘惠农用手指着巍峨屹立的龟山山麓一带，说就在那里。不过，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就把工厂设备迁到了四川，原有的厂房被日寇炸得所剩无几。1950年下半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在那里建了个棉纺织厂。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道：“当年张之洞都知道要建立自己国家的军事工业，不过，他是为了巩固他们的反动封建王朝。如今，我们也要建厂，那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
返回的途中，毛泽东站在甲板上，关切地问王任重和刘惠农：“老百姓如今想到汉阳是不是都得坐划子？”当得到肯定回答后，毛泽东说：“武昌与汉口之间的长江大桥中央政府和湖北省已着手动了，汉水上也应该有座大桥，这就可以把武汉三镇连成一片，那对群众就方便了，武汉市的建设会有个飞跃。”
王任重听后欣喜地保证一定要按毛泽东的指示，加快武汉三镇的水上交通建设。
仅两三天时间，我就从毛泽东与湖北省和武汉市领导的谈话中，渐渐领会到了毛泽东对中南重镇武汉市的战略建设是何等关切。他像指挥三大战役似的，给诞生不久的当地人民政府的工作给予了决策性的指示。我不由心里暗暗敬佩毛泽东的伟大：他不仅是战场上的一个伟大战略家，而且也是建设事业的一个伟大设计师。
作为一名毛泽东的警卫员，我没有想到在后来的日子里发生了一件让我着实出了一身冷汗的事情。
那是2月18日这一天，正好是正月初五。前两天毛泽东睡眠一直很好，每天能在清晨三四点便可躺下睡上几个小时。因为要在白天听汇报，参观工厂、城市，所以他也学会了占用白天的时间工作。18日这一天，毛泽东起床后，便对我说：“银桥，今天是初五了吧？嗯，俗话说：初三初四吃足喝饱，初五初六，灯笼庙会。现在正是外面热闹的日子，我们也出去走走。”
“哎呀不行呀，罗部长他们不会同意的。”我一着急，脱口而出。罗瑞卿部长已吩咐过，为了防止意外，中央是不允许毛泽东随便到民间走动的。
“不让他罗长子知道，我们自己去么！”毛泽东朝我挤挤眼，像个淘气的小孩子。说实话，当时我真想答应他，因为我了解高高在上的毛泽东太想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那样上街逛马路，去小摊上吃一碗豆腐脑，跟老爷子开心地聊上那么一会儿。
可我绝对不能那么做。
于是，我还是报告了罗瑞卿部长——对这，我必须服从罗瑞卿，而不是毛泽东本人。
拦是拦不住的。罗部长他们提出：可以出去走走，但必须戴上口罩。
于是，罗瑞卿、杨尚昆、李先念、王任重、刘惠农、杨奇清等领导同志加上我和几名卫士，陪着戴口罩的毛泽东，拾级登上了龟山、蛇山。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四个春节，游公园的人非常多。我们这一群一二十个人，无论怎样把毛泽东拥簇在中间，毕竟异常显眼。在登上黄鹤楼后，正当毛泽东扶栏回顾，兴致无限地俯视江城美景时，从我腋下溜过几位小学生。俗话说“人小眼尖”，这几个小学生在离身材魁梧的毛泽东几米远处，用好奇和疑惑的目光看着这位戴口罩的大个子。恰巧，毛泽东的目光移到了小学生处。
“毛主席？！”有个小朋友惊奇地叫了一声。
这一叫不要紧，偏偏毛泽东又朝小朋友们点点头。这下可热闹了，几个小学生像沸油锅里溅进的几滴水，一下咋呼起来：“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毛主席来啦——！”
霎时，这喜讯犹如长了翅膀，传遍黄鹤楼四周，传遍江城三镇的大街小巷，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像潮水一样源源不断地向黄鹤楼涌来。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口号声、欢呼声使整个江城两岸沸腾了。我站在黄鹤楼往下走的石级上，抬头举目，脸马上变了颜色：这一次的人可比昆明湖的人不知多多少倍！再说，这里又不比北京，是在毛泽东外巡期间，作为一个曾经是国民党政权盘踞过的江城，其敌情、社情、地形交通我们都极为陌生，一旦发生意外可是干瞪眼啊！
我不由把目光投向“大警卫员”——公安部长罗瑞卿，真是不看不要紧，一看吓一跳——久经沙场的罗瑞卿部长此时的脸色紧张得丝毫不亚于我。
“快，快把主席围住！”他朝我大声吼道。
于是，我们几名卫士和当地的警卫人员迅速挽臂将毛泽东围住。
可是，我们几个人哪顶得住像泰山压顶般拥来的人潮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