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当然不是说要把历史上每一件事统统搞清楚了才可以办事，而是要把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发展搞清楚。这对研究今天的路线政策，加强党内教育，推进各方面的工作，都是必要的。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1942年3月30日），《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399页。
语出《荀子·成相》：“前车已覆，后未知更何觉时。”又《韩诗外传》：“或曰：前车覆而后车不诫，是以后车覆也。”比喻以往失败的经验，可以引为后来的教训。鉴，镜子。引申为借鉴、教训。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到抗日战争时期的20多年历史中，经历过巨大的胜利和严重的失败，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尤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给党带来的危害最为重大。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和延安时期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史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从主观出发，凭“想当然”或是按照某些“本本”办事。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更谈不上同心同德地去夺取胜利。因此从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就开始酝酿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一场解决思想问题的整风运动。
要弄清思想上的问题，首要的任务就是对党的历史进行系统的总结，使广大党员干部对党的路线政策的历史有所了解，弄清楚哪些是成功的经验，哪些是失败的教训。当时，中国共产党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80万党员的大党，其中90％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对于这样一个迅速发展壮大的政党来说，如果不从历史的角度弄清楚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就很难提高一步，成为一个有战斗力的集体。
在六中全会后依然坚持教条主义错误的王明，也利用对党的历史的歪曲为他的错误寻求辩解和支持。1940年3月，王明把他在1931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3版，并且在3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这就把如何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更迫切地摆到党中央面前。
针对王明的挑战性行动，毛泽东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在此过程中，毛泽东读到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使他对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在1941年的九月会议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被作为会议材料发给大家阅读，这对开好九月会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时协助毛泽东编辑《六大以来》的胡乔木后来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
九月会议之后，由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的中央学习组成立。毛泽东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务是：“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为了进一步弄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10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还决定组织一个研究党的历史的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1942年3月底，中央学习组开始研究中共党史与中国革命史。3月30日，毛泽东在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他说：“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他还提倡在研究中要用“古今中外法”，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他还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
毛泽东关于如何研究党史的这篇讲话，为当时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指明了方向。在他的精心部署下，全国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和党史研究普遍开展起来，为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准备了条件。而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这一党史研究的出发点，也成为以后党史研究工作的一条重要原则。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一语，又见于毛泽东《学习与时局》（1944年4月12日）等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