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自汪精卫倡言反共亲日以来，张君劢、叶青等妖人和之以笔墨，反共派、顽固派和之以磨擦。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矣。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1940年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22页。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一语，出自《三国志·魏书·高贵乡公髦传》：“帝见威权日去，不胜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谓曰：‘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意思是：高贵乡公曹髦（三国魏帝）眼见皇帝的威权一天天下降，感到无比的愤怒，于是召来侍中王沈、尚书王经、散骑常侍王业，对他们说：“司马昭叛逆之心，一般人都知道了。”其中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也”用来指某人或某些人的居心、野心非常明显，阴谋已经被人们所共知。
全国抗战开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和努力下，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国民党内部的顽固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对共产党的敌视和对统一战线的破坏，一旦战争形势有所缓和，在国民党阵营里总会兴起一股反共的浊浪，在军事上制造磨擦，对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军事进攻；在政治上宣扬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在思想战线鼓吹以“三民主义”篡改和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在维护团结抗战局面的同时，还要对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批驳与斗争。
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亲日集团，从抗战开始就从亲日畏日和反共的立场出发，极力鼓吹“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推行一条实质是以“和平”代替武装抵抗的媚日妥协方针。他们诋毁抗日的主张是“唱高调”，而自称他们的小集团是“低调俱乐部”，同时，他们还网罗了一帮反动文人成立“艺文研究会”，发表亲日反共的言论。1938年初，这伙人在武汉发动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宣传活动，国民党控制的《扫荡报》等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反动文人叶青在1938年1月22日的《扫荡报》发表《关于政治党派》的文章，叫嚣“国民党是一切党派中的骄子，它以外的党派，根本不能与它讲平等”，不论是今天还是将来，都“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1938年12月，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也发表致毛泽东的公开信，要求共产党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宣传变本加厉。1939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作题为《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的报告，并作题为《整理党务之要点》的讲话，宣扬“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国民党的一些“宣传家”们也声称：“中国有了三民主义就够了，用不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合于中国的历史道路”。这些反共言论的实质，就是要取消共产党，实行国民党一党专政。在抗日战争尚未取得胜利的相持阶段，这些混淆视听的言论又无疑对团结抗战产生着巨大的威胁。
1939年底，一向亲日反共的汪精卫出逃越南河内，发表“艳电”，公开叛国投敌。这就充分证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言论与其投敌卖国的意图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日本侵略者的扶持下，汪精卫回国后，于1939年底和1940年初多次与日方谈判，准备成立伪政权。汪精卫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的愤怒声讨。1940年2月1日，延安召开军民讨汪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演，并为大会起草通电，向国民党提出全国讨汪、加紧团结、厉行宪政等十点要求，充分表达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决心，显不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全国人民，同国民党共同抗战到底的良好愿望。在通电中，毛泽东驳斥了当时国民党顽固派“有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各地方抗日力量，始谓之统一”的反动观点，向国民党发出加紧团结的呼吁。他还以汪精卫、张君劢、叶青等人宣传反共以及他们最后叛国投敌的结果为例，说明“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的道理。也就是说，当前国民党顽固派“不言团结而言统一”，实质上就是破坏团结，造成统一战线的破裂，企图实现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这种企图非常明显，实在是“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应当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和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