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蒋先生如果真的说了这样的话，那实在是他的过错，是一个全体共产党员皆不能忍受的过错，我们一定要请他更正。
《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1939年9月24日），
《毛泽东文集》第二卷，第240—241页。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一段话，出自《论语·子张》，是孔子的弟子子贡说的话。意思是说：有道德的人犯错误，就好像太阳、月亮出现日食、月食一样。他犯错误的时候，人们都能看得见；他改正了错误的时候，人们仍然景仰他。毛泽东在接受斯诺访问时，用这句话对蒋介石进行了委婉的批评。
抗战爆发后，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爱国力量的积极努力下，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公开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虽然对中共仍有所指责，但亦表示愿“接纳”全国各党派，“咸使集中于本党领导之下”共同御侮，表示在国家“存亡危急之秋”，愿与共产党“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标志着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国民党虽然在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却并不肯平等相待，对确定两党合作形式与制定共同纲领始终采取消极态度。在合作抗日的同时，国民党仍然纵容一些反动文人大肆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理论。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当局对共产党及民主运动的限制进一步加强。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虽然没有放弃抗日的旗帜，但对共产党的注意力逐渐增强，制定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此后，蒋介石也接连发表演说，攻击共产主义，宣扬其假三民主义。在其1939年5月发表的《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一文中，他借口抗战的需要，声称现在只能继续“军法之治”的“军政”时期，要以国民党来“管理一切”，实行“以党治国”、“以党建国”。他认为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皆有缺点”，惟有“三民主义”是“完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
1939年9月，美国记者斯诺来到延安，再次访问了毛泽东。在谈话的一开始，斯诺告诉毛泽东，他在重庆、西安等地听到一些国民党人士对于抗战政治基础的解释，他们说现在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党，就是国民党，只有一个合法的政府，就是国民政府，除此以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斯诺还谈到，蒋介石自己最近也告诉一位德国记者说：“现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共产党员剩下来了”，这显然是否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因此，也否认了统一战线的观念。
对斯诺提到的这些言论，毛泽东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和驳斥。他指出：“中国早已有实际上的统一战线，在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也已有了名义上的统一战线。”对于共产党的地位，毛泽东坚定地说：“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
对于蒋介石否认共产党合法地位、否认统一战线的言论，毛泽东采取了一种欲抑先扬的迂回方式给予了批评。他首先说，蒋介石先生说了什么共产党不存在的话，我以为这是不确实的。因为：第一，蒋先生是一个政治家，他不但有政治常识，而且懂得更多的东西。第二，蒋先生是抗战领袖，他不应该说这样的话。第三，他如果说这样的话，岂不是与他从前的话相矛盾吗？因为他在1937年9月23日发表过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存在。所以，我相信，这种毫无常识的话，这种不利于团结抗战的话，这种与蒋先生过去所说互相冲突的话，他应该是不会说的。毛泽东之所以进行这样的分析，一方面是因为在团结抗战的局面下，蒋介石在名义上是中国抗日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为了通过斯诺的报道使全国乃至全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的真诚态度，毛泽东宁愿选择一种“信其有不如信其无”的姿态，来表示对蒋介石的充分信任。另一方面，毛泽东采取“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式，充分揭露出蒋介石的言论与他的身份和他在建立统一战线之初言行的矛盾所在，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言论的反动之处。也许是考虑到斯诺毕竟是一个外国友人的缘故吧，毛泽东对蒋介石还是留足了情面。他接着坚定而不失委婉地指出，如果蒋介石果然说了这样的话，“那我们就有权利请他更正。古人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蒋先生如果真的说了这样的话，那实在是他的过错，是一个全体共产党员皆不能忍受的过错，我们一定要请他更正。”这番话寓刚于柔，绵里藏针，既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坚决态度，又给“抗战领袖”蒋介石留足了面子，充分展示了毛泽东高超的语言艺术和杰出的政治家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