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有许多人，“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其实这种人十个有十个要失败。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1941年3月、4月），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791页。
“下车伊始”是由“下车”和“伊始”两个词合并而成的。“下车”见于《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意思是周武王刚刚推翻殷商的统治，就将黄帝的后代封在蓟。“下车”因此常指初即位或到任。“伊始”见于《诗经》：“至今伊始岁其有。”“伊始”即开始。“下车伊始”是指新官上任，也可指带着任务刚到一地。
毛泽东凭着他对马列主义精神实质的透彻理解，十分认真地将其理论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而这个理论和实际的结合就是以调查研究为始，到调查研究为终的过程，从调查中得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是科学的，而从连续不断的调查过程中解决连续不断的问题，正是毛泽东在中国的革命过程中已经实践了的正确途径。
调查研究理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内容，毛泽东调查研究的实践活动和理论创新，贯穿于整个中国革命的全过程，贯穿于毛泽东革命的一生，对指导中国革命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早在1930年，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提出了一个十分著名的科学论断：“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在以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他又多次阐述了调查研究的意义和方法。这篇著作在以往理论的基础上，着重讲明了调查研究对于了解情况、制订政策和执行政策的重要意义，科学地论述了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方法，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使之更加系统化、理论化。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是毛泽东1941年3、4月间为他编著的《农村调查》一书在延安出版而撰写的。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第5个年头，蒋介石顽固派投降反共的险恶用心进一步暴露，日本侵略军也加紧了对解放区的进攻，他们互相勾结，企图置共产党和抗日武装于死地。在此情况下，如何扭转时局，带领全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当时党内对日本、国民党及社会各方面情况的了解，虽然比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在党内仍然严重存在着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不注重调查研究的作风。这是和我党所肩负的重大历史使命不相容的。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为了扫除党内的主观主义作风，倡导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深入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以早日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毛泽东决定出版主要由他在1930年至1933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为全党提供一个进行调查研究的教材。
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研究的态度，认为这是搞好调查研究的前提条件。他坚持马列主义的基本观点，深刻指明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向人民大众学习的过程，只有虚心地向人民群众学习才能搞好调查研究工作，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态度。具备了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采取正确方法开展调查研究的态度和本领，才可能真正地理解党的政策的正确性，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对于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毛泽东站在世界革命的高度对它作出分析。他指出：一般地说，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还没有来得及也永远不可能替我们预备关于社会情况的较完备的甚至起码的材料，如同欧美日本的资产阶级那样，所以我们自己非做搜集材料的工作不可。特殊地说，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这里，毛泽东重申了他在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和这个命题相违背的现象，就是那些“‘下车伊始’，就哇喇哇喇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的做法。毛泽东不无讥讽地将这样的人称为“钦差大臣”，借指在土地革命时期奉了共产国际之旨，不顾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而搬教条、瞎指挥的“左”倾机会主义者。而且，这样的“钦差大臣”满天飞，几乎到处都有。这就需要大力提倡调查研究的风气，将革命理论与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正确地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因此，毛泽东申明，出版这本《农村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
